“音樂辯論”的勝場和觀眾席上的微憾：鋼琴家劉曉禹與VSO溫哥華演出觀感

充滿商業活力的加拿大太平洋沿岸都市溫哥華是當代藝術重鎮，卻遠非古典音樂的盛宴場，多年前舍妹（北交首席豎琴）和溫哥華交響樂團（VSO）一次文化交流中負面影響，和一些其它因素的干擾，讓身為骨灰級交響樂迷的我習慣于規避這個“主場交響樂團”的演出，本演出季特邀國際音樂家演出的接連出狀況，更令包括我在內的許多樂迷耐心不斷消磨。

所幸與應屆肖賽冠軍、著名華裔加拿大籍青年鋼琴家劉曉禹（Bruce Liu）合作的三場演出仍按部就班：時間為5月30、31和6月1日各演一場，主打曲目為旅美俄裔現代作曲大師普羅科菲耶夫的代表作C大調第三鋼琴協奏曲（Piano Concerto No. 3 in C major, Op. 26），地點則是溫哥華市區歷史悠久的奧芬劇場（The Orpheum）。

我們夫婦觀看的是5月30日的首場（因為是贈票只有兩張，且是演出當天才拿到，因此來不及給兒子補票）。演出開始前的氛圍較尋常熱鬧很多，門廳里擠滿了觀眾和義工，但令人詫異的是并未照例發放演出的節目單，只有VSO整個演出季的宣傳冊發放。步入觀眾席，現場幾乎滿座，樂池兩側大屏幕滾動播放和VSO宣傳冊內容幾乎一致的宣傳片，這讓我登時明白：至少在演出組織者意識中，本場演出的主角是VSO，鋼琴家則是“客人”。

20時，演出準時開始，劉曉禹身著和宣傳冊照片中一模一樣的全紅色演出服登場。

普羅科菲耶夫雖是現代作曲家，風格卻介乎現代和古典之間，我曾對大兒子貓頭形容他是“最后一位古典作曲家和第一位現代作曲家”，由于他曾長期在美國和俄羅斯生活、工作，其風格交融傳統俄羅斯古典和帶有爵士風的北美近代音樂特色，是對任何音樂家和樂團都極富挑戰性的曲目。“普3”雛形誕生于俄羅斯，全曲完成于旅美后在法蘭西度假期間，創作時空跨度空前（主旋律1913年就為人所知，但直到1922年才有完整的曲目），因此給人以內容繁復、結構和風格復雜華麗的特點。由于是其較早期作品，因此給人的感覺，其古典色彩較其它本人代表作更多一些。

第一樂章的“開場白”是由單簧管獨奏鳴響的，指揮對這種悠長留力的旋律拿捏很嫻熟，單簧管的演繹也出色（事實上終場后我曾對太太評述“單簧管是本場除鋼琴家外表現最佳的演奏者”），鋼琴快板的切入極富戲劇性，并非李斯特（Liszt Ferencz）式或里姆斯基-科薩科夫（Nikolai Andreivitch Rimsky-Korsakov）式恣意宣泄的快板，而是一種“軌道上的疾行”，一種有理性和“在節奏上”的快板，令我即刻產生一種如夜空中華麗光柱般明亮璀璨的通感共鳴。現場和在線欣賞過許多劉曉禹的演奏，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兩大“特長中之特長”之一，便是對不同風格快板的精巧把握，是一種將快板中“精確”和“激情”調和到令人愉悅比例的一種天賦。名為“行板-快板”（Andante – Allegro）的第一樂章對鋼琴的要求恰與之契合，由此產生了更吸引人的感染力。

這是我第二次在奧芬現場聆聽劉曉禹的演奏，上一次是純鋼琴獨奏，也是他北美巡演的一場，當時的表演十分精彩，但或許由于此前演出節奏過于緊湊，不免給人些許疲勞感，此番奧芬重逢，他的狀態較上次更佳，力量和情緒的調動恰如其分，與樂隊間的幾度變奏和切換也游刃有余。自去年秋季起，他本人的巡演曲目就圍繞著同為俄羅斯裔的“最后的古典作曲家”拉赫馬尼諾夫和普羅科菲耶夫的作品展開，這應該也有助于他更準確完美地演繹這首公認“復雜沉重”的代表作。

但第一樂章中也讓我隱約感到一些淡淡的遺憾：VSO在這個樂章的演繹中相當明顯（至少對我而言如此）地表現出高音樂器較強、中低音樂器較弱的瑕疵，我個人的理解，倘把鋼琴協奏曲比作二重唱，鋼琴是其中一位主唱，則高音樂器好比與這位“主唱”演繹不同旋律、邊碰撞邊相互襯托的另一位主唱，中低音樂器則好比分聲部，烘托兩位主唱旋律使整個演唱更豐富細膩的和聲組，高音樂器弱則整曲缺乏穿透力和表現力，中低音樂器弱則會削弱整曲的細膩性和層次感。所幸第一樂章鋼琴以強音和快板為主，這一瑕疵的影響有限，我之所以擔心，一是因為接下來的第二樂章“主題與變奏曲”（Tema con variazioni）賦予樂隊更重戲份，二是被戲稱為“交響辯論會”的第三樂章“快而不過度的快板”（Allegro, ma non troppo）是公認考驗樂隊和鋼琴演繹“音樂爭吵”這一交響樂中罕見主題的難關，這勢必對VSO的中低音“打底”能力構成挑戰，畢竟在第一樂章中中低音管樂已有些喧賓奪主，“定板”的打擊樂更疑似至少兩次敲錯了點。

第二樂章在經典的雙笛演奏中開啟，這是整場表現“在線”的VSO高音樂器最糟糕的片段，沒有之一：作曲家親筆交待的“一長一短雙笛”不知何故被更換成雙長笛，本應互為表里的這對雙笛又演繹出各說各話且干澀生硬的慢板——原本這段加沃特舞曲風格的旋律應是圓潤婉轉的，但雙長笛卻應是讓我產生了“他們為什么在跳方舞曲”的感覺（完場回家路上我對太太吐槽“當時恨不得跳上去把雙長笛揪下來”。這個樂章中鋼琴和樂隊間的變奏切換多達五六次，除雙長笛外的高音樂器繼續表現出色，單簧管更再次給人以意外的驚喜（第四變奏幾乎是鋼琴和單簧管的對話，也因兩位樂手淋漓盡致的發揮成為本場演奏的兩大華彩之一），指揮的調動切換絲滑老到，在很大程度上稀釋了對樂章起始處雙長笛的不適感。此外，在這一樂章里低音樂器的表現有所起色，這對于以細膩變化為主的該樂章而言，無疑是讓人如釋重負的。

鋼琴在這個樂章里更多在襯托樂隊的演繹，劉曉禹兩大“特長中之特長”的另一個——善于用減力的輕音反襯重音之重，從而豐富旋律層次感和通感，增加演奏的感染力和表現力，在這個樂章得到充分發揮，盡管許多情況下，這首協奏曲的第二樂章都會演繹成“樂隊主、鋼琴次”的結構，但本場此處卻因鋼琴更強、樂隊亦不乏華彩，產生了一種獨特和稍令人意外的驚喜，或許再聽任何一次對這首曲目的演繹，都很難找到相同的感受。

第三樂章的“交響辯論會”起始部分不出意料地稍有缺憾：鋼琴尚未切入之際的“臨時主角”——巴松演繹有點沉悶拖沓，“爭吵”開始后鋼琴和高音樂器兩組風格迥異的快把演繹出令人眼前一亮的“音樂爭吵”主題，但本應為“爭吵”烘托氛圍的中低音木管組卻略有失措，時而混亂，時而過分壓住了“主唱”。隨著“爭吵”的愈演愈烈，劉曉禹駕馭“軌道上疾行”的天賦再度“接管”了表演，作為“爭吵另一方”的樂隊高音樂器同樣漸入佳境，指揮則使出渾身解數，努力在調動兩大“主唱”之余，協調略有些“不在線”的中低音樂器和打擊樂（剛剛開始動筆寫樂評時得知，荷蘭籍指揮家陶斯克Otto Tausk是小提琴家出身，善于調動高音組樂器，且對普羅科菲耶夫作品有較多心得，無怪現場會有這樣的感受），令整場表演在“爭吵”中戲劇性地趨于完美。

最后階段的快板從鋼琴家D大調-雙音琶音的驚艷演繹起步入第二個、也是最后最精彩的華彩段落，直至C旋律的鋼琴“壓倒性贏得辯論”橋段，激動人心地戛然而止，雖相距較遠看不真切，但感覺到劉曉禹采用了難度更高但表現力更強的傳統雙音琶音指法，而非常見的指關節鍵盤滑音“平替”，令我忍不住想起立鼓掌（但終于忍住了）。曲終時給我強烈的感覺，是鋼琴在最后階段表現出一種“理性的心潮澎湃”，用壓倒一切的快板最強音，無可置辯地大聲告訴樂池中其它樂器和在場所有聽眾，誰才是這場“交響辯論會”的王者——這是作曲家對樂曲所賦予的思想，同時也是鋼琴家對本場表演所賦予的情感。

返場曲是一首我不知曲名的鋼琴獨奏曲，較交響樂似更能充分體現劉曉禹善用減力加強旋律層次感的特長，令我對同樣喜歡這種鋼琴表現風格的大兒子未能現場聆聽（在多倫多讀大學未歸）深感惋惜。

劉曉禹的鋼琴演繹到中場就圓滿結束，下半場是VSO獨家演出的理查德.斯特勞斯（Richard Strauss ）“阿爾卑斯山交響曲”（Eine Alpensinfonie, Op. 64,），后半場的觀劇給身為老樂迷的我以從未有過的身心震撼，考慮到本篇的主題是圍繞鋼琴和鋼琴家，茲不贅述。

總體上，這場演出（確切說本文只涉及“半場演出”）給我的感覺是獨特的，即“‘音樂辯論’的勝場和觀眾席上的微憾”。當然，由于未曾意識到鋼琴家中場即告退，再次錯失了與之合影的機會，只能下次再補了。

陶短房

5月31日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