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釗 | 法院檔案里的700位北平婦女：戰亂年代的婚姻逃亡與生存智慧

新書出版是件令作者興奮的事情，它標志著一個研究課題終于完成了學術生產流程并與讀者見面，我期待著讀者的審視、洞見與批評。本書的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與中文版面世相隔10年，這也留給我很多時間反思書中關注的諸多學術問題，比如理論框架、歷史中的個人經驗與歷史研究中的敘事結構之關系、國家與社會二元結構的預設，以及性別和階級對個人生活實踐的影響等。這些問題也是我在研究過程中經常思考的內容，我很高興能借中文版出版之際，在此與讀者分享一些理論思考與材料研讀的心路歷程。

我想有必要說明我的史學研究動因。我希望大家注意以下幾個名字，他們是白凱（Kathryn Bernhardt）、蘇成捷（Matthew H.Sommer）、白德瑞（Bradley Reed）、戴真蘭（Janet Theiss）和作為法律社會史學家的黃宗智。這是一個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以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為中心的新法律史研究團隊。他們廣泛使用保存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以及四川《巴縣檔案》《南部檔案》、河北《寶坻檔案》、臺灣《淡新檔案》等清代中央和地方司法審判檔案，將立法與司法運作放置于廣闊的社會文化變遷背景之中，以解讀時代的興衰，還原普通民眾的個人生活。蘇成捷曾經概括了新法律史研究的旨趣與特色：

相對于特權精英階層，我更關心的是歷史中的普通人和小人物，去了解他們的生活、境遇和想法，以及他們對歷史的推動力。在法律案件中能找到很多關于這些普通人的資料，在別的地方都沒有，這也是我多年來鐘愛法律案件的一個原因。

這里提到的“普通人和小人物”的視角，是我開展這項研究的初衷。我也希望通過寫作，“去了解他們的生活、境遇和想法，以及他們對歷史的推動力”。

于是，我從2003年起，開始在北京的檔案館查閱民國時期北京地方法院的刑事審判檔案，特別關注“妨害婚姻家庭”類的庭審材料。在閱讀和抄錄各種相關案件材料時，最吸引我的是生活在老北京街頭巷尾的下層婦女，以及她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我希望回到歷史現場，傾聽當事人的訴說，追尋她們的身影，理解她們的抉擇，講述她們的故事。我對歷史生活經驗的關注，遠遠超過我對理論研究的興趣。在近3年的查閱檔案工作中，我抄錄、復印了400余件刑事案卷材料，最終選取了20多個案例，構成了本書的基本敘事線索。在此，我要特別感謝這些材料中涉及的700余位有名有姓的婦女，她們生活在戰亂時期的北京，囿于文化水平，不能用筆記述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們的足跡與聲音留在了塵封的法院案卷中，讓我們得以看見她們游走于家庭、婚姻、道德和法律邊緣的生活片段。

我的首要任務是將這些細碎的生活片段和雜亂的聲音文本拼接起來。在這個過程中，我依稀能看到她們忍饑挨餓時的一份苦楚，感受她們離家出走時的些許無奈，體會她們再婚改嫁時的某種期待，還能辨別出她們面對法官和警察自我辯解時那點狡黠的目光。坦率地講，我無法改變作為21世紀的歷史學家與生活在20世紀初戰亂時期北京的普通人和小人物之間的時光差距，也無法改變我接受的西方史學訓練的背景與我所試圖了解的北京下層婦女之間的文化差異，但是我希望傾聽她們的訴說，貼近她們的生活，勾勒她們的情感歷程，講述她們的故事。

婦女離家出走、棄夫潛逃等，并不是20世紀以后才出現的新現象，至少在明清時代就已經存在。在西方中國史學界，最著名的棄夫潛逃案例是史景遷所著《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后的小人物命運》一書中的婦人王氏，意大利的清史學者寶拉·帕德尼（Paula Paderni）也有專文研究清代刑科題本中出現的婦女棄夫潛逃問題。對此感興趣的讀者還可以參考蘇成捷的新著《清代的一妻多夫與買妻賣妻：生存手段與法律制裁》，那里講述了很多18世紀中國的光棍、買妻賣妻、共妻等問題。這些現象背后的家庭權力結構和社會道德習慣，都直接關乎20世紀40年代婦女生活的社會背景。

我所要強調的是，婦女離家出走、棄夫潛逃的行為并非“現代性”的表達。或者說，40年代的下層婦女并不需要從新文化運動和女性主義那里找靈感和動力，那些不見于紙面，卻流行于社會之中的“潛規則”已經給她們提供了一套應對危機的策略。這些下層婦女是在法律和制度的空隙內謀生活，其生存手段讓她們與國家保持一種逃而不離的關系。對于她們那些基于本能的日常生活行為，我不想賦予太多的、超出當事人理解范圍的政治內涵，我只希望能在下層婦女的言行中發現她們的內心世界，并對她們的想法與抉擇保持理解和同情。

下層婦女的生活不僅展現了她們的生存手段與情感歷程，還為我們勾勒出國家權力在城市基層社會持續擴張的歷史脈絡。清末開始的戶籍改革、警察制度改革、司法改革、婚姻登記制度改革，凡此種種，都是國家建立官僚管理機構，強化行政管理手段的基本例證。市政管理對下層社會民眾影響深遠，特別是戰爭時期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社會治安的高度重視，更空前強化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很多涉案的婦女可以逃離家庭和婚姻，卻無法逃脫細化并付諸實施的戶口查驗制度和常態化的巡邏制度。應該說，婦女犯罪、被捕、受審、獲刑等，并非20世紀以來的新現象，但此時國家機構應對犯罪的偵訊手段與懲戒能力，已經獲得更大的發展。如果再考慮到當時北京施行的糧食配給、居住證、身份證等制度，我們可以看到國家行政權力在諸多私人生活場域內與普通婦女的“親密接觸”，并對她們的生活造成深刻影響。對于下層婦女而言，抽象的“國家”并不存在，至少我沒有從她們的口供中發現任何有關的表述。在她們的生活中，“國家”具體體現在各種行政管理者和一系列行政管理措施之中。清查戶口的警察、站崗巡邏的憲兵、登記婚姻的文書、發放配給的保甲人員、主持庭審的法官和發動群眾的干部，都是抽象“國家”概念的具體化身。婦女與政府的關系，或者說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就是在一次次的戶口登記、居住證發放、婚書驗證、配給口糧核發以及法庭調查和審判過程中被不斷定義和實踐的。

國家權力運作的另一個重要場域是文化道德改進，也就是清末以來經常見諸報端的“風俗改良”“家庭改良”“婚姻革命”等口號背后的各項改革措施。這里就出現了下層民眾的生活實踐和生存手段與政治和改革對下層民眾的期許之間的多重緊張關系。試舉一例說明語言表達層面的口號與實際生活的沖突：當法官問曰“結婚”，婦女答以“找主”，我們可以通過此處用語的差別想見兩者對家庭內部權力結構的不同設定——前者強調夫妻雙方應相互扶養，后者則凸顯了婦女的經濟依附地位。我們所熟悉的女性解放和社會改革的口號，例如“女性獨立”“男女平等”“個人自由”“社交公開”等，既非下層婦女的思想訴求，亦非她們的行動指南。這就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國家倡導的行政管控與文化改造的效果并不一致，前者顯而易見，而后者并不明顯。這種差距也進一步激發了國家將自身視為“管理者”與“啟蒙者”的雙重努力。

以上是我的一點學術總結，希望對讀者了解本書的研究旨趣與寫作路徑有所幫助。

如序言開篇提到的，學術研究本身是學者個人的學術創意，但這個研究過程仰賴同仁、評審、翻譯、編輯等多方構建的學術共同體。我非常感謝上海教育出版社將本書收入“歷史之眼”譯叢，使我有機會將研究成果分享給中國學界與讀者。在翻譯與出版過程中，我首先要感謝譯者。本書翻譯的工作幾經易手，首先是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幾位研究生，特別是汪閔、王奕涵、張媚等，他們利用課余和暑假的時間，對本書的若干章節做了初步翻譯。接下來的翻譯和校對工作由孔祥文女士接手并完成。孔祥文是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也是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求學期間的同班同學，她為人豪爽大度，對待工作一絲不茍。近年來，她在學術翻譯領域成績斐然，先后翻譯了《甲午戰爭：一個意大利人的記述》《北京：公共空間和城市生活》。她扎實的史學研究功底以及深厚的學術翻譯能力與經驗，保證了本書的翻譯質量。我在此深表感謝。

就出版而言，我最先是從姜進教授那里了解到“歷史之眼”譯叢。姜老師在城市史、文化史、婦女史等領域深耕細讀，不僅培養了一代中國青年學者，還致力于中西學術交流，用研討會、譯叢書系等架設學術溝通的橋梁，建立跨國與跨學科的學術共同體。我非常有幸能成為這個共同體中的一員。經姜老師介紹，我先后結識了林凡凡、余璇兩位編輯，她們為本書的翻譯與出版付出了辛苦努力。上海與圣路易斯有10小時的時差，我經常會在上海的深夜或黎明時分發出問題或做出回答。這都不在她們的工作時段，但是兩位編輯總能及時回復。這不僅加快了工作的進度，也經常讓我想象我們是同處一城的工作伙伴，可以無時不刻的互相幫助、共同進步。

最后我想說的是，從研究、寫作、英文出版，到翻譯、中文版出版，本書歷經20年，與我相伴始終的是我在霍普金斯大學的老師與同學，是我的父母與好友，是我的夫人李淑萍，還有親愛的馬愷洋同學。你們所給予我的友情與親情，伴隨我留學、工作、研究、生活的每個階段，謝謝你們！

本文為《棄夫潛逃：戰時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與犯罪（1937-1949）》中文版序，標題為編者所擬，感謝 萬鏡MirrorForest |上海教育出版社 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