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殺》：一場信仰崩塌，一個人性困局

文/ 林若一 我看App原創
近期，五一檔電影引發眾多熱議。其中《大風殺》以暴烈、粗糲的影像風格闖入了觀眾視野。導演張琪以荒蕪的邊陲小鎮忙崖為舞臺，描繪了一場警匪大逃殺的生死博弈。

關于劇情、人物、剪輯和配樂，網上已有眾多分析。但作為一部風格獨特的影片，《大風殺》可以挖掘的點還是不少的。無論是正派警察夏然對自我意義的追尋，還是反派北山對“江湖規矩”的執著，對比之中人性的復雜與信仰的脆弱都可見一斑。今日，“我看App”小編就以“信仰”做切口，帶你走近這部暴力美學之作。

北山：信仰的殉道者

悍匪北山的信仰是“規矩”與“忠義”。他堅持讓匪幫按月領工資，將“江湖道義”凌駕于利益之上，甚至不惜以暴力維系秩序。這種信仰源于他對舊時代“人情江湖”的眷戀——在他看來，金錢是工具，而兄弟情義才是根基。

手下兄弟告訴北山，“時代不同了，跟咱們那會兒不一樣了”。當他入獄三年出來，一切都變了樣。會計的背叛、鋼镚兒的嘲諷讓他憤怒，年輕的匪徒也不再唯“大哥”馬首是瞻，已轉向“臨時工”的契約模式，干完一票拿錢走人。最后信徒“舌頭”的死亡，則讓北山的信仰迷失在了一望無際的風沙里。

北山既是舊秩序的維護者，也是被時代拋棄的殉道者。他擁有著“不在乎錢，甚至不在乎命”的執念，緊緊守護著所謂的“江湖道義”。當這種“江湖道義”漸漸被社會發展的歷程所淘汰之時，北山的命運也注定成為一場悲劇。正如導演張琪所言，北山的孤獨不僅源于眾叛親離，更源于他無法接受“規矩已死”的現實——這種信仰崩塌的絕望，最終化作風沙中一聲嘶啞的嘆息。

夏然：信仰的堅守者

與北山形成對照的，是警察夏然對信仰的堅守。作為戰爭中的唯一幸存者，他背負“報喪鳥”的宿命，始終追問“為何只有我活下來”。這種創傷并未讓他沉溺于虛無，反而催生出一種克制的責任感：以“守護者”的姿態在忙崖這篇土地上尋找作為警察的意義。

導演張琪通過“夏然”這一角色解構了傳統“偉光正”的英雄形象。面對敵人，夏然也會因恐懼而顫抖，因戰友的犧牲而自我懷疑，但最終選擇孤身迎戰。無論是勸阻年輕警察的冒進，還是在絕境中保護平民，都透露出一種“向死而生”的堅韌。夏然的信仰不是宏大的理想，而是對生命的敬畏，是對警察身份的認定。影片中，夏然與北山的旅館對峙戲堪稱信仰碰撞的高光時刻：北山以暴力彰顯存在，夏然則以沉默對抗瘋狂。

李紅：信仰的搖擺者

影片中的女性角色李紅更是經歷了信仰的覺醒與自毀。作為匪幫人質，她的信仰始終在生存本能與道德良知間游移搖擺。最初蜷縮在匪幫槍口下的她，顫抖著將生存希望寄托于北山的"江湖道義"，正如溺水者抓住浮木。但當會計撕開錢箱的瞬間，她發現原來維系秩序的"規矩"不過是層窗戶紙，眼睛里也露出了兇光。在沙暴肆虐的旅館，這個連殺雞都要閉眼的女人，卻突然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太陽穴，變成了以暴力抗爭的角色。

導演通過對李紅三次遞進式的心態歷程，表達出一種有些無奈與悲壯的主題：當舊信仰潰散，弱者的反抗往往淪為暴力的拙劣模仿，生存焦慮會進一步催生新的暴力信仰，進入“人吃人”的模式。這并不是一個人的過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暴力秩序中，李紅的掙扎、選擇與轉變，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作為女性角色，還好她在《大風殺》中沒有完全淪為一種背景板和玩物的存在。

北山的執念與夏然的堅守，共同構成人性的兩個極端，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導演通過結局的荒漠暗示，信仰如同風沙中的足跡——既可能被吞噬，也可能指向綠洲。《大風殺》的深刻之處，在于它拒絕給出信仰的標準答案。

在當下，這種信仰的不確定性更具現實意義。當“北山們”的江湖遠去，“夏然們”的規則亦面臨挑戰，我們將何去何從？其實我們所在的時代，何嘗不是一種新的“大風殺”呢？或許唯有承認信仰的流動性與矛盾性，才能找到新的精神錨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