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的始作俑者黎筍，死后越南人如何評價他？昔日路線被全面拋棄

《——【·前言·】——》

1986年，黎筍去世，越南為他舉行國葬，可街頭冷清，群眾漠然，沒人哭，沒人敬禮。

統一功臣，為何成了過街之人？一場勝利，怎么變成國家災難的開端？

死得安靜

1986年7月15日，黎筍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在越共中央的病房中病逝，時年79歲。

越共中央當即宣布國喪，全國降半旗，停工三日，軍樂隊齊鳴，戰機呼嘯，規格之高，僅次于胡志明。

可奇怪的，是下面人的反應，《日本共同社》當時派人在河內街頭采訪。

記者問一個24歲紡織女工怎么看黎筍去世，對方直接回答：“他死不死都一樣，只希望下一個領導能讓生活好過點。”

國葬當天，廣場空曠，少有群眾自發前來吊唁，沒人哭，也沒人念他的功績。

就連越共老干部們，在追悼大會上的悼詞，也顯得空洞無力。

“為民族獨立貢獻一生”“堅持馬列主義”“反對外來干涉”，這些套話，聽著像在給誰都能說的悼詞套模板。

原因不復雜，黎筍統治越南17年，把一個剛統一的國家，硬生生拖進了三場戰場——越南戰爭、柬埔寨戰爭、中越邊境沖突。

戰爭沒有贏得利益，反而把國力耗空、把國際關系耗盡、把民心耗光。

1985年，越南工業產值比七年前還低，糧食要靠配給，通脹率年年飆過50%。

物資短缺，腐敗泛濫，那年冬天，河內醫院的點滴瓶是反復用的，病人買不到藥，家屬上黑市搶購維生素。

這一切，群眾心里都有數。

所以黎筍死那天，民眾沒像胡志明去世那樣，痛哭流涕，也沒人在家中設靈堂，更沒有孩子舉著鮮花送行。

他像一位不被期待的“臨時房東”，走了，屋子終于可以重新裝修了。

路線全變

黎筍死后，越共中央只用了，不到半年時間，就把他幾十年立下的“路線”，拆得一干二凈。

一刀砍向對外政策，黎筍生前堅持搞所謂“印支聯邦”，主張越南統一老撾、柬埔寨，主導東南亞秩序。

這一戰略最重的一步棋，就是1978年出兵柬埔寨，打掉紅色高棉，扶植親越政權。

戰爭一打就是十年，蘇聯每年援助30萬噸石油，都填不滿戰壕，幾十萬越南兵困在高棉山林，吃玉米面喝泥水。

但國際社會并不買賬，聯合國連續通過多次譴責越南“侵略”，美日凍結援助，東盟全面封鎖。

到1985年，越南正式成為，亞洲最孤立國家之一，外匯儲備只剩1.2億美元。

黎筍嘴硬到底，聲稱“戰斗是為了反霸權、保和平”。

但他一死，局勢立刻反轉，1986年底，新一屆越共中央主動提出“準備分階段撤軍”，開始與東盟私下接觸。

次年，越南外交官秘密飛往雅加達，傳遞“愿談愿撤”的信號。

第二刀砍向經濟體制，1985年，黎筍發動一次，被稱為“6·22改革”的計劃經濟重組。

說是改革，其實是搞價格調整——官方一夜之間上調商品價格十倍，聲稱“解決通脹”，結果，老百姓工資不變，一袋米從30盾漲到300盾，國營商店門可羅雀，黑市價更瘋。

那年秋天，西貢發生罕見“搶鹽風波”。

一群主婦在國營門市前排隊搶購，傳出“鹽要斷供”的消息，引發踩踏事件。

警察封鎖市場，輿論爆炸，越共開會，把具體執行官員“祭旗”，一批經濟干部下臺。

黎筍病重住院時，長征、武元甲等人已經在醞釀全面路線轉向。

他剛去世，黨內就再無障礙。

1986年底召開的六大上，正式提出“革新開放”路線，明確“經濟優先、適度吸引外資、發展私營經濟”。

這意味著，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越共在短短一年內來了個急轉彎。

國家政策從“軍事掛帥”改為“經濟掛帥”，對外則從“反帝”變為“求合”。

六大后不到兩年，越南就在河內，成立第一家外資工廠——臺資制衣廠。

沒人再提“堅持革命路線”，就連黎筍生前，力推的“學習朝鮮模式”，也悄無聲息地撤下了教材。

褒貶兩極

黎筍死了，但他沒“消失”，從越南政府到普通民眾，對他評價始終像拔河，扯得撕裂。

官方那邊，一直在“修復”，越南政府承認黎筍有“錯誤”，但從未推翻他的政治地位。

國家博物館，仍掛著他畫像，政要講話提到他，用詞從不刻薄。

2010年誕辰百年，河內辦了紀念展覽，宣傳口徑是“堅定革命路線的代表”。

但底層人不吃這一套，在南方，尤其西貢，黎筍的名字幾乎成了，一個符號——“戰爭延長者”。

有西貢老兵受訪時說：“1973年巴黎協定簽完，美國撤軍，本該和平，是他非要打南越，死了那么多兄弟。”

這一點，連北方人也開始反思。

河內大學曾做過一次非公開問卷，結果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認為黎筍“軍事干政、壓制異議、排斥改革”，“沒有為和平打算過。”

但最撕裂的，是“抗美功績”怎么評。

黎筍當年主抓“抗美援朝式”的戰法，提出“全國皆兵”，把農村小孩送進戰壕，把山林改為游擊基地。

推行“全民兵役”，導致北越在1972年前后，青年男子“空村”現象嚴重。

十戶人家，只有三名壯勞力還在地里。

在越南“抗美戰爭博物館”，黎筍肖像，被排在胡志明之后，但與武元甲并列。

這在越共內部，其實有一個默契，黎筍的功過無法掩蓋，但也不便翻案，畢竟，他代表的是一種歷史階段。

可年輕一代不在乎這些。

出生在80年代后的越南青年，多數對黎筍無感，有人甚至不知道“黎筍是誰”，只知道“革新開放”是1986年開始。

他們更關心工資、房價、出國打工的渠道。

遺產陰影

黎筍留下的，不只是一個爭議的人名，更是一段制度的沉痕。

生前大力推動“黨政軍一體”，軍人可管經濟、插手外交、主導行政，這種模式在他死后沒立刻改，甚至持續到1990年代中期。

越南當時不少省的黨委書記，就是軍人出身。

地方項目分包時，軍隊背景企業有天然優勢，有人調侃：“從前是軍人打仗，現在是軍人蓋樓。”

這種軍事遺產，使越南政經體系中，一直存在“過度服從上級、壓制討論”的官僚慣性。

決策機制更像軍令，不像市場協商。

1978年到1979年，越南境內的華僑被大規模驅逐，廣州、南寧一度接收數十萬難民。

這些人中，有人是土生土長的越南人，僅因血統問題而遭清算，這種政治路線留下的問題，是民間對鄰國的集體不信任感。

還有他對經濟結構的掣肘，黎筍時代嚴重依賴蘇聯援助。

重工業發展偏離市場，輕工業基本空心，到1986年，越南全國仍沒有一家，成規模的家電廠，連收音機多數靠進口。

這種重資產輕市場的遺產，在革新開放初期，拖慢改革進度，外資雖進來，卻發現上下游配套斷層，只能單點合作。

直到90年代后期，才逐步形成產業鏈。

這段遺產，是傷，也是警示，過度依賴意識形態、過度武斷搞路線，不管多鐵的革命意志，最后都得為現實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