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政、梁建章：韓國的“工蜂”經濟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在蜂群中，工蜂負責采集食物、哺育幼蟲、構筑蜂巢。它們不辭辛苦，忙忙碌碌，卻不能繁殖后代。這種生存狀態神似韓國經濟。根據韓國央行數據，2024年，韓國經常項目順差達990.4億美元，占GDP的5.8%，高于日本的4.8%、中國的2.2%和印度的0.6%；而美國的經常項目則是逆差，其總額占GDP的3.9%。同年，韓國生育率為0.78，全球倒數第一。

韓國這種模式可形象地類比為“工蜂”經濟——民眾辛勤勞動，向世界大量提供價廉物美的高科技產品，所獲收入在滿足日常需求外，用于旅游和移民，卻對生育持消極態度；即使選擇生育，也為子女日后可躋身大企業而拼命“雞娃”，從而生得不多。

一、韓國的經濟奇跡下的生育率崩塌

韓國是經濟逆襲最成功的國家之一。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后，韓國政局混亂、社會動蕩，到1961年樸正熙政變上臺時，韓國人均GDP僅94美元，在全球152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130位，屬于低收入農業國。此后，韓國憑借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戰略，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漢江奇跡”。2021年，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認定韓國為發達國家，這是該機構自1964年創立以來，首次變更一個國家的地位。據國際貨幣基金2024年數據，在全球195個國家和地區中，韓國人均名義GDP達3.61萬美元，列第33位；人均購買力平價GDP列第29位。

韓國以貿易立國，出口占GDP比例甚至一度超過54%，到2024年依然高達44%。韓國的超級財團在政府產業政策支持下，集中資本進行大規模投資，通過產業鏈垂直整合，顯著提升了經濟效率。自1980年代起，韓國企業持續高強度投入研發，注重知識產權和品牌建設，成功推動產業升級，在電子、半導體、船舶、汽車等領域實現了技術領先，在全球市場占據相當的份額。

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是韓國成功的基礎：其一，全社會高度重視教育，實現了高等教育普及以及職業教育與產業精準對接；其二，以效率為核心的勞資協商機制，加上大企業的終身雇傭和高收入，有效穩定了人力資源。

韓國經濟高度集中。一方面，超級財團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全國增加值、利潤和人才向其高度集中。僅三星集團就貢獻韓國15%-20%的GDP，業務涵蓋電子、金融、機械、化工、建筑等。而現代、SK、LG和樂天等集團，與三星一并占據了韓國GDP半壁江山，深刻而廣泛地影響著韓國社會。另一方面，經濟活動高度聚集在首爾及鄰近地區；以首爾特別市為核心的包括京畿道和仁川廣域市的首都圈，以韓國11.7%的面積，居住了韓國50.7%的人口，貢獻了韓國約70%的消費額。

韓國的發展給民眾帶來了高質量的生活。在聯合國《2023/24年人類發展報告》中，韓國人類發展指數為0.929，在所列的193個國家和地區中高居第19位。韓國的城市化率為81.5%；得益于人口密集，韓國農村類似于中國江浙平原地區的農村，基礎設施完善、生活便利，人均收入接近城市。

盡管農業規模有限加上政策保護，本國農產品昂貴，韓國恩格爾系數依然低于日本和中國；恩格爾系數為食品開支占收入的比例，該系數越低越富裕。韓國貧富差距較小；根據世界銀行最新數據，韓國收入基尼系數為0.329，與日本相當，低于中國的0.357。根據聯合國2023年數據，韓國預期壽命為84.33歲，略低于日本的84.71歲，但顯著高于中國的77.95歲。韓國作為發達國家實至名歸。

與韓國經濟成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其生育率的崩塌。在1951-1960年，韓國生育率超過6，人口年增長率超過3%。韓國在1961年底推行旨在降低人口增速的家庭計劃。在此過程中，美國國際開發署、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等國外機構提供了約1/3的資金。當時的典型口號是“不管兒子還是女兒，只生兩個”，政府對生育三孩及以上家庭增加賦稅和健康保險費率，并普遍提供結扎和墮胎等節育服務。從1950年到1980年，韓國隨著預期壽命從約35歲增至65.59歲，人口從1976萬增至3814萬，增幅為93.02%，而同期中國的人口增幅僅為78.83%。

隨著經濟騰飛，韓國生育率迅速下降，1983年降至更替水平2.1，1995年降至1.65。為此，韓國成立了由專家和官員組成的人口政策審議委員會，經過討論和聽證，于1996年將人口政策目標調整為：穩定生育率穩至1.7、矯正出生性別比失衡、提升家庭生殖健康和福祉、促進女性就業、增加老齡人福利等。但政策調整后，生育率不升反降，到2004年更是降至1.16的新低。

超低生育率引起韓國朝野深切憂慮。2005年，韓國成立了直屬于總統的“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委員會”。該委員會每五年發布一次《低生育高齡社會基本計劃》，通過結婚獎勵、養育現金補貼、稅收減免、住房支持、生殖費醫療補助，托育體系構建及彈性工作制來鼓勵生育。隨后，韓國生育率從2006年的1.15小幅回升到2012年的1.26；但自2013年起，生育率又開始大幅下降，每年都創歷史新低，到2023年更是跌至0.72。

面對生育率的斷崖式崩塌，2024年6月19日，韓國宣布進入“人口緊急狀態”，時任總統尹錫悅表示將啟動全力應對體系，直到解決低出生率問題。此后，韓國全面升級育兒補貼：一孩家庭在孩子出生頭兩年最高可獲約合人民幣32.8萬元的補貼，三孩家庭購房可獲約合人民幣49.6萬元的補貼，四孩家庭額外還有約合人民幣24.9萬元的教育基金；公立托兒所和幼兒園費用全免，私立機構補貼最高達每月約合人民幣1500元。韓國統計廳數據顯示，2024年，生育率從上年的0.72反彈到0.78，出生人口增長3.1%，結婚人數增長14.8%。

盡管生育率甚至出生人口略有反彈，但韓國距解決低生育率問題還相差十萬八千里。在2024年，韓國新生兒僅24.2萬，遠低于朝鮮的33.2萬，而朝鮮總人口僅韓國一半。除去短期反彈，韓國目前措施難以穩定生育率，更別說穩定出生人口了。

即便能將生育率提升并穩定在0.8，相對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也會以每代人即約30年時間，減少62%的速度萎縮。按此趨勢，只要376年，韓國就會剩下最后一名兒童。而按2024年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中國和日本分別要704年和723年才會剩下最后一名兒童。說韓國人面臨滅絕并不為過。

二、韓國超低生育率的成因

超級集團是韓國經濟的中流砥柱，對韓國產業升級和國民生活水平提升功不可沒，雖然因涉及經濟壟斷、政商勾結、階層固化等問題而被詬病，但它們在韓國民眾心中聲望極高。入職這類企業是眾多韓國人的職業理想。其年薪通常在30-120萬元人民幣，約為普通職位薪資的兩到四倍，導致相關崗位競爭異常激烈。但這些高薪崗位在就業市場占比有限，而韓國同齡人中大學普及率已超過90%，那些從小經歷激烈競爭卻未如愿就職的年輕人容易產生挫敗感。部分年輕人因薪資與預期落差過大，選擇主動放棄就業。據韓國統計廳2024年7月數據，15-29歲的青年組群中，就有5.4%處于既不工作也不求職的躺平狀態。

隨著經濟水平提升，韓國加班文化有所淡化，但工作時間依舊偏長。據國際勞工組織2024年數據，韓國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38.6小時，雖遠低于印度的46.7小時與中國的46.1小時，但高居發達國家首位。較長的工作時間會抑制生育意愿。

雖然韓國普通職業薪資足以讓年輕人過上體面的生活，但他們想要養育子女卻面臨很大壓力。韓國托兒所和幼兒園普及率超過50%，因有政府補貼，公立收費低廉，而私立每月費用仍高達數千元人民幣。在基礎教育領域，公立學校免費，家長僅需承擔學習用品、校服、餐費支出；私立學校學費每年約合人民幣2.5-5萬元，公立大學本科學生約1.5-2萬元，研究生約2-2.5萬元；私立大學本科約3-5萬元，研究生約4萬元。

韓國公立學校質量欠佳。為了讓孩子在未來職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家長們在孩子幼兒階段就將他們推入激烈的競爭賽道。課外補習在韓國極為普遍，中小學生每周所花時間達7.3小時。2023年，韓國小學、初中、高中參加課外補習的學生分別為86%、75.4%、66.4%；對應學段生均費用約合人民幣2.46萬元、2.9萬元、3.04萬元。升學競爭不僅局限于學業成績，也日益擴展到綜合素質，進一步加重了家長們的負擔和焦慮。

韓國社會缺乏老人幫子女照料孩子的氛圍，致使職業女性在生育后往往被迫放棄工作，全身心投入子女養育。沉重的教育負擔讓很多年輕人對生育望而卻步，為避免因無法提供優質教育而影響孩子未來，他們大多選擇少生甚至不生。

“幽靈嬰兒”事件是韓國育兒困境的極端寫照。所謂“幽靈嬰兒”，是指有出生記錄但未入戶的嬰兒。2023年6月21日，警方在水原市一間公寓的冰箱中發現兩具嬰兒遺體。根據通報，該案嫌疑人于2018、2019年分別產下女嬰和男嬰，分娩次日將嬰兒殺害，藏尸冰箱內數年。據其供述，她因經濟困難殺嬰并向丈夫謊稱流產。此事震驚韓國社會。到7月18日，韓國保健福祉部稱，全國已發現“幽靈嬰兒”2123名，其中249人確認死亡。此類事件頻發背后，是韓國年輕人深陷育兒焦慮，未婚媽媽擔心社會歧視，加上在2021年之前，韓國禁止特定情況外的墮胎。

由于國土空間和人口規模都不大，韓國人口只有聚集在首爾及少數幾個城市，才能形成有世界競爭力的規模效應。這導致首爾房價居高不下；2024年首爾特別市各區的房價，為每平方米使用面積3.5-12.7萬元人民幣不等，與上海相當，而其他城市的房價為每平方米使用面積1-5萬元人民幣不等。 雖然韓國的房價收入比低于中國，但在發達國家里居于前列，而這自然也會抑制生育意愿。

有限的城市數量，限制了韓國人的選擇，加上令人窒息的教育壓力及民眾財力相對雄厚，使得移民成為很多人的選擇。在2023年，登記注冊的居住在海外的韓國人高達700萬，相當于其國內常駐人口的15%。2023年調查顯示，韓國20-30歲年輕人中，56%想移民海外，該年齡段的已婚者超70%在考慮移民。據韓國移民局統計，自2005年以來，每年移出韓國超過90天的人口都在五六十萬人左右。不過，韓國同時也吸引了大量移民，每年移入韓國超過90天的人口甚至略多于移出超過90天的人口。

有人認為人口少就會不卷，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如果中國國土面積不變，人口與韓國相當，那可供選擇的城市也會跟韓國一樣屈指可數。只要經濟模式不變，社會競爭強度就會跟韓國別無二致。

韓國的低生育率與低結婚率不無關系。在韓國，男尊女卑觀念由來已久，女性面臨職場歧視甚至家庭暴力。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顯示，在經合組織國家中，韓國男女工資差距高達31.48%，而北歐國家普遍低于8%。

自本世紀初，韓國女權運動興起并逐漸極端化，而這又激發了反女權群體的反彈。隨著網絡尤其是自媒體的興起，雙方對抗日益激烈，導致嚴重的性別對立。由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后，門戶網站上的評分兩極分化：女性給出9.46的高分，而男性評分僅為1.76。如此懸殊的評分差異，反映了韓國嚴重的性別對立，這種對立會抑制婚育意愿。

三、中國與韓國低生育率問題的異同

中國和韓國同屬東亞文化圈。中國經濟發展路徑也類同韓國，只是比韓國晚約20年。2024年中國人均GDP為1.34萬美元，相當于韓國2002年的水平。兩國均注重大規模投資于產業升級和技術研發。現在韓國已成為高科技制造業高地之一，而中國更是躍升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也是“工蜂”經濟，就是民眾辛勤勞碌為世界提供優質產品，年輕人卻越來越選擇放棄繁衍。

中國1971年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比韓國節育政策晚了10年。但中國自1980年開始的以城市一胎化為特征的生育限制，遠比韓國的政策嚴厲。如今，兩國都處于極低生育水平。雖然中國生育率目前依然高于韓國，但這只是因為中國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時間較短。在長期的一胎化政策影響下，中國城市已默認生育一孩，農村在向城市看齊，導致中國家庭一孩率明顯高于韓國。

類似于韓國，中國人的婚育意愿，也受到教育焦慮和性別對立的拖累。在這些因素下，中國出生人口比韓國下降更迅猛，2016-2023年間7年降幅達52%，遠超韓國20年下降50%的速度。中國結婚人數2024年同比下降20.5%，2025年一季度同比再降8.1%。除非推出強力的生育激勵政策，否則中國生育率會步入韓國后塵，甚至過之而無不及。

長遠來看，人口快速萎縮對中國的負面影響要比對韓國更深遠。一國的經濟總量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內循環部分，即國內市場主體之間交易所產生的增加值；二是外循環部分，即國內外市場主體之間交易所產生的增加值。中國的人口和經濟體量均遠大于韓國，在相同的開放程度和發展水平下，內循環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自然要顯著高于對韓國經濟的貢獻。

經濟循環的本質在于需求與供給的匹配；通常來說，匹配的規模越大，供需雙方的選擇越多，效率或人均產出也會越高。人口萎縮一方面降低了人力資源的供應，包括優秀人才的基數，從而影響經濟循環的供應端；另一方面，人口萎縮會減少市場需求，降低需求多樣性，從而也會影響到經濟循環的需求端。對于外循環而言，人口萎縮主要影響供應端，而不太影響需求端；而對內循環來說，則同時影響供應端和需求端。這意味著人口萎縮對內循環的影響大于對外循環的影響。由于中國經濟內循環占比更大，因此受到人口萎縮的負面影響會更大。

具體來說，雖然韓國的人口負增長早于中國，但聚焦于外循環的超級財團市場主要在境外，迄今受到沖擊有限；杰出人才的供給遲早會受到影響，但其顯現還需時日。與此相對，中國雖然面臨貿易戰和經濟脫鉤，出口依然強勁，科技創新能力更是突飛猛進，但中國內部市場卻萎靡不振：生產者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持續走低。這背后的主因之一是出生人口的快速萎縮，降低了國內需求預期，拖累內循環增長。據我們之前的分析，當前人均GDP增長高度依賴于20年前的出生人口；中國經濟增長率從過去的7%-8%降至現代的約5%，與人口頹勢密切相關。

那么，隨著人口萎縮，中國經濟中外循環的占比會逐步擴大，這是否意味著中國也可以最終變成韓國一樣，依靠外循環就能維持較高發展水平呢？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韓國體量遠小于中國，完全可依附于主導性的大國，憑借其在某些領域積累的技術優勢，通過與大國主導的經濟體系的緊密聯系獲得相應領域的規模效應，從而維持較高競爭力。

然而，這種策略并不適合人口衰減的中國。中國現在人口比所有西方國家加起來還要多50%。這是我們的核心優勢，只要技術積累充分，中國就完全可以在原有的體系中占據產業鏈的主導地位，就算被迫與美國主導的西方體系脫鉤，也可以憑自身的規模效應，在技術上逐步實現對西方的超越。如果能保持我們目前的人口優勢，中國在技術和經濟上取得并維持主導地位并讓民眾過上相應的高質量生活是天命所歸。

但中國目前的出生人口已經降至與西方持平，而生育率卻遠低于西方，更不用說西方還有移民加入。這種趨勢下，時間并不站在我們一邊：中國未來的預期人口規模將遠少于西方，就算可以規避地緣政治挑戰，未來要維持全產業鏈優勢完全不可能。即便中國最終衰減到韓國現在的人口規模，由于互信和互動是路徑依賴的，我們也難以像現在的韓國這樣被人口占優的西方體系所接納。也就是說，除了強大，我們別無選擇，而龐大的人口規模是維持強大的基礎性條件。

盡管中國面臨的低生育率困境一點不亞于韓國，但中國卻擁有韓國不具備的優勢：

其一，中國面積是韓國的93倍，人口是韓國的27倍， 文化多樣性遠超韓國，這讓中國人在居住地和生活方式上有更大的選擇空間。反觀韓國人除了在首爾奮斗或移民海外，選擇很少，加上他們在文化上高度同質，很難擺脫內卷的氛圍。

其二、目前中國對低生育率的嚴重性認識還不到位。很多人還未意識到人口萎縮不僅會削弱國家競爭力，更會拉低民眾生活水平。韓國已經鼓勵生育多年，只是力度依然遠遠不足，而中國只是剛剛開始發力，未來政策強化的空間巨大。

其三、中國是政治上獨立自主的大國，有條件重構政策的底層邏輯，更具有政治意志和現實能力，探求一條追求自身利益和實現自身壯大的道路。而韓國只能依附于大國，在理念上容易受到外部影響，行為上也難以協調政策來實現其國家目標。

最后，中國政治穩定，政府注重長遠利益且有強大的執行力。提升生育率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將生育支持措施融入經濟社會的各個層面，因此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至關重要。而韓國政局動蕩，政治人物更在乎短期利益和外在形象。

四、中國能夠解決低生育率問題

韓國雖很早意識到低生育率問題嚴重性并積極推行鼓勵生育政策，但生育率依舊持續下滑。經濟合作組織2019年數據顯示，韓國生育支持占GDP比例為1.56%，在38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6，遠低于經合組織平均水平及法德和北歐各國。韓國生育率低迷并非政策無效，而是投入力度不足。

在全球人口超千萬的國家中，中國生育率僅高于韓國，出生人口減半速度遠為更快，未來受人口萎縮沖擊也更為深遠，但對提升生育率的重視程度卻遠不及韓國。韓國在2024年宣布進入“人口緊急狀態”并設立專門部門應對人口問題的做法，都值得中國借鑒。

當前，我國僅有部分地方政府發放生育補貼，財政部有望推出的全國性補貼，若額度僅為每年2000億左右，占GDP比例也僅0.148%，只有韓國2019年現金補貼水平的一半，不到韓國當年生育支持在GDP占比的1/10。

要維持對西方的競爭力，我國需將人口規模穩定在至少10億以上，這要求在10-15年內將生育率提升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上。建議將養育金提升至GDP的2%-5%，這足以確保每月每個一孩獲1000元、每個二孩2000元、每個三孩及以上3000元直至16周歲，還可給予每個孩子10萬元的一次性獎勵，以擴大內需。

低生育率的癥結是生育激勵機制失效：養育付出的是家庭，受益的則是全社會。只有讓養育三個和以上孩子能獲得不亞于普通全職工作的收入，才能激發家庭足夠的生育意愿。地方政府可根據地區差異加碼補貼，但中央政府應作為生育支持的主體，因為只有在國家層面才有動力及政策工具來提升生育率。對高收入家庭，稅負減免更具吸引力。建議實施社保、所得稅、購房土地出讓金等按累進制減免，如二孩減半，三孩及以上全免，同時將個人社保部分定向給予父母，以優化激勵機制，甚至可將老年人照看小孩折算為工作年限，納入延遲退休政策考量。

生育投入力度可依生育形勢逐步調整，5%的GDP不夠就10%，甚至20%。別以為GDP的10%就很多。若維持當前約1.0的生育率，人口最終將以每年2.5%的速度萎縮，嚴重阻礙經濟發展與創新，使得人均GDP增長更慢；即便不考慮這種影響，10%的GDP也會在三四年內就被人口萎縮給消磨掉。

中國憑借龐大人口規模與長期積累的知識和技能，在科技和產業鏈上優勢顯著。將高科技產品做成白菜價，是對全球的巨大貢獻。但本國民眾因收入微薄而放棄生育，則無異于成為世界的“工蜂”。一國生活水平在根本上取決于該國生產力，中國是全球最強大的生產者、建設者，并逐步成為強勢的創新者。民眾理當享有與此實力相匹配的生活品質。這就需要逐步提高產品和服務在國際市場的價格，最終實現貿易平衡。貿易順差為本國民眾勞動成果所兌換的外匯，可理解為享受不及付出的差額。

以關稅戰為契機，中國可在對美強硬的同時，逐步減少出口退稅、并對大部分貨幣適度升值人民幣、甚至降低對其他國家的關稅。許多國家忌憚中國強大的競爭力；逐步降低對它們的順差，有助于維持并提升與其貿易，強化中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核心地位。

2024年我國出口退稅1.9281萬億元，占出口總額7.6%。雖然出口退稅是各國通用做法，旨在避免對外國消費者雙重征稅，但出口退稅稅率從 5% 到 17% 不等，即便將出口退稅稅率歸零，也不會嚴重削弱我國的出口優勢。美國在2018年加征25%的關稅，并未大幅影響我國對美出口就是明證。如果每年出生1000萬小孩，2024年出口退稅的金額就足以給每個小孩每月發放1000元直至16歲。

以發放養育金為切入點，逐步實行普惠性的起點收入，把我國強大的生產力和創造力轉換為民眾福祉，既能解決低生育率問題，保障民族繁衍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更可以讓經濟回歸經世濟民的初心。

發放養育金不會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由于新生人口是生產要素、消費基數，乃至未來的稅基，養育金是對未來的長期投資，而非單純的社會支出成本。不同于韓國，中國是全球產業鏈最完善的國家。向家庭發放養育金，能盤活奶粉、玩具等面臨過剩而閑置的產能，更能激發多樣性需求，引導資源配置到社會需要的領域，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在資金籌集方面，養育金應避免與財政預算內項目競爭，可通過超長期國債或信用擴張募資，并成立“國家人口發展基金”統籌管理。這既能為社保等耐心基金提供投資渠道，也因發放金額受到新生兒數量和支出額度限制，且匹配經濟增速，因而沒有超發風險。由于人從出生到完全進入經濟循環需要至少20年，考慮到養育金的長期投資屬性，久期需要超過20年，其投入產出需要進行單獨的滾動核算。

中國現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幾乎都是卡在嚴重的超低生育率上。未來的發展水平和長期國力，高度取決于將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下的人口規模。只要充分認識到這是必須要做到的，而且越早做到越好，中國完全可以成為第一個真正解決低生育問題的主要國家，從而避免讓我們的年輕人像現在的韓國年輕人一樣成為世界的“工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