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專制的本質與結構性不平等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是19世紀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思想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不是小說，而是一部通俗的思想著作，發表于1856年。

主要內容其實在探究法國大革命的根源及其與舊制度的內在聯系。托克維爾通過大量檔案研究指出，大革命的爆發并非偶然，而是舊制度長期演變的必然結果。他顛覆了傳統觀點，指出社會專制并非大革命的產物，而是舊制度的遺產。舊制度下的王權通過御前會議、總督制度等手段逐步削弱地方自治，將權力壟斷于于巴黎。

例如，路易十四時期的總督在地方掌握財政與行政實權，摧毀了封建貴族的殘余勢力，同時通過賣官鬻爵剝奪城市自由，最終形成“巴黎吞噬外省”的格局。這種壟斷權力的趨勢在大革命后不僅未減弱，反而被拿破侖進一步強化。

托克維爾強調，大革命表面上是與舊制度的決裂，實則延續了其專制社會的邏輯。革命者雖然推翻了封建特權，卻繼承了舊制度的國家機器，甚至以更激進的方式推行強權。例如，革命政府廢除地方自治后，通過行政劃分將全國納入統一管理體系，這與舊制度下的總督制度一脈相承。此外，舊制度下的社會分裂（如貴族與平民的對立）在革命后轉化為新的階級矛盾，導致社會動蕩反復。

托克維爾揭示了舊制度下自由精神的缺失如何為專制鋪路。舊制度末期的改革（如路易十六的財政改革）因缺乏民眾參與而激化矛盾，反而加速革命爆發。革命后，盡管口號是“自由與平等”，但民眾對平等的追求壓倒了對自由的渴望，最終接受拿破侖的專制統治。

專制的本質與結構性不平等

托克維爾對舊制度的批判聚焦于其專制本質、等級特權與結構性不平等，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大革命的爆發路徑與矛盾結局。

路易十四的“太陽王”統治是舊制度專制化的標志。王權通過御前會議與總督制度，將司法、立法、行政權力壟斷于于君主一人，形成“人治”模式。法律淪為君主意志的工具，地方貴族被邊緣化。

權力的壟斷和官僚制度使得官員的任免與晉升依賴上級而非民眾，滋生腐敗與欺壓。托克維爾指出，底層官吏“只要手中握有一點權力，就會對民眾多方刁難”，這種官僚主義成為舊制度崩潰的催化劑。

舊制度末期的改革（如路易十六的稅制改革）因觸及特權階級利益而步履維艱，反而暴露了專制政府的脆弱性。托克維爾提出“最危險的時刻是壞政府開始改革的時刻”，因為改革激起了民眾對平等的期待，卻未能滿足其訴求，最終引發革命。

舊制度將社會劃分為教士（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與平民（第三等級）。前兩者占人口2%，卻壟斷土地、免稅權與官職；第三等級承擔全部稅負，卻無政治權利。托克維爾指出，這種“特權制度化”導致社會嚴重分裂：貴族因免稅權與平民對立，資產階級因居住城市與農民疏離，甚至同一等級內部（如世襲貴族與新封貴族）也因細微差異彼此敵視。

等級制度不僅固化經濟不平等，還塑造了文化隔離。貴族脫離鄉村，沉溺凡爾賽宮廷的虛榮；資產階級模仿貴族生活方式，卻因身份限制無法晉升；農民被排斥在文明之外，陷入“貧窮、蒙昧與粗野”。托克維爾認為，這種隔離導致社會紐帶斷裂，民眾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形成“看客心理”，為專制統治提供了溫床。

舊制度的稅收體系以“特權”為核心：貴族與教士免稅，農民與資產階級承擔軍役稅等苛捐雜稅。托克維爾發現，18世紀法國農民的稅負甚至比13世紀更重，盡管他們已擺脫領主統治。這種“向窮人征稅”的畸形財政加劇了階級仇恨，使革命成為唯一出路。

所以說，托克維爾揭示出法國大革命的反反復復，根本原因在于長期專制形成了集體無意識，這種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了民眾。每到大革命的關鍵時刻，他們會情不自禁的選擇最為熟悉的制度來確保大家能過安穩的日子。這絕非一朝一夕能改變的，這是歷史的宿命，專制的命運輪回。托克維爾的思想超越了歷史敘事，直指專制社會的根本矛盾——沒有自由的平等終將淪為奴役，而沒有平等的自由則難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