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李勣：凌煙閣功臣還是奸佞之臣？

清明節(jié)去昭陵游覽了一番，前一天又恰好去了趟獻陵（唐高祖李淵墓）。獻陵地處三原縣一村子地頭，僅有一封土堆，一石刻碑文，一老頭看守10㎡不到的展覽室，進去時老頭在菜園澆水，倒也悠閑，展覽室里就幾張畫像與陵墓發(fā)掘情況介紹，不收門票。

昭陵就氣派多了，位于陜西省禮泉縣九嵕（zong）山主峰，也是唐十八陵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座陵墓。

李世民雕像前有不少獻花，許是年輕人喜歡玩梗吧，其中一束花上寫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倒也應景，傳聞《蘭亭集序》的真跡就在昭陵中陪葬，也有小孩獻了一把瓜子給李世民，不知是何含義。

拾階而上，兩側(cè)是陪葬以及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碑刻介紹，一些石人石馬、碑刻之類。

天氣正好，一路爬至九嵕山頂峰，渭北高原風貌一覽無遺，風水著實不錯。

昭陵博物館則在昭陵十幾公里外的李勣[jì]墓前，李勣這個人和他的墓很值得一說。

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出身瓦崗軍，后隨李密降唐，高祖李淵賜姓為李，李世勣。

后來高宗登基后避李世民名諱，改名為李勣。

現(xiàn)代，我們對李勣的評價更偏向正面，他破突厥、滅高句麗之戰(zhàn)，開疆拓土對大唐建有不世之功。

武功方面，《新唐書》和《舊唐書》將他與衛(wèi)國公李靖同傳書寫，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入武廟十哲，李世民晚年也評價李勣與名將薛萬徹、李道宗各有千秋。

政治方面，傳統(tǒng)史學界對李勣的評價卻很低，甚至以“姦（jiān）臣”稱之。（ <新唐書> 、 <資治通鑒> 、王夫之 <讀通鑒論> 、趙翼 <廿二史札記> 等）

傳統(tǒng)史學界之所以有如此評價，與李勣在“廢王立武”一事上支持武則天為后有很大關系。

永徵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李治借口無子嗣，想要廢掉王皇后，進而立武則天為后，這件事致使朝野震動。

前朝托孤大臣褚遂良、長孫無忌、虞世南等人皆竭力反對，支持者寥寥。

兩次關于廢后議事會議李勣“稱疾不至”，于是高宗單獨召見李勣，看看他的意見，李勣回答道：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正是李勣如此表態(tài)，從而堅定了高宗廢后的決心。

帝意遂定

隨后，武則天被立為皇后。李勣也自然贏得了高宗和武則天的信任，虞世南、褚遂良、長孫無忌等人后來卻都遭到了貶黜。

中國古代帝王為天下共主，廢皇后可不是一句“家事”可以糊弄過去的，這在古代是牽扯江山社稷的政治事件。

李勣避開朝臣單獨向高宗這番表態(tài)，奉承之意明顯不過，也確實雞賊。

當然，李勣在政治上的圓滑（或者不客氣點兒就是諂媚）不止這一件事。

比如，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高宗談及隋煬帝，對周圍的大臣說：

“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 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唐高宗有求諫之心，總結(jié)隋煬帝的教訓，李勣為了拍馬逢迎竟然說，皇帝已經(jīng)做到完美極致了，群臣找不到錯漏去諫言。

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開篇，大明北方冬天一直無雪，嘉靖帝便找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周云逸，希望他配合演出，找出三代以來盛世無雪的例子，好讓嘉靖帝再次偉大。

不曾想，周云逸是個硬茬，回奏道；“宮內(nèi)開支無度，閣衙上下貪墨，國庫空虛，民不聊生，這是上天示警！”

嘉靖震怒，周云逸被活活梃仗而死。

面對同樣的問題，嚴嵩是怎么回答的呢？

這里我們直接引用原著：

嚴嵩還是有內(nèi)力的，八十了，居然提起了袍子，跪了下去:“《尚書》有云:三年豐，三年歉，六年一小災，十二年大災。天象在堯舜時就是這樣。在豐年存糧備荒，在荒年販濟災民，這是臣等的責任。”

嚴嵩一番引經(jīng)據(jù)典，說這天災是常有的事，自古就是如此，跟皇帝無關。最后還不忘把責任背到大臣身上，給嘉靖帝開脫。

嚴嵩這前半句單拎出來，倒也沒問題，天災確實是自然客觀規(guī)律，還頗有唯物精神。

可問題是，平時你皇自稱“天子”的時候可沒講科學，也沒講客觀規(guī)律呀。

需要統(tǒng)治萬民，領功勞的時候，大談特談“天子”的合法性。

天災來了，又想將“天子”的責任撇個干干凈凈，這不就是耍流氓么。

如果說嚴嵩的回答是揣摩帝王心思的“長君之惡”，李勣說“群臣無得而諫”這話就有點兒“逢君之惡”的意思了。

或許有人說，你舉嚴嵩的例子是電視劇。

其實這段對話是有真實歷史原型的，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編劇劉和平應該對明史非常熟稔，我估計嘉靖帝與嚴嵩這場奏對應該來自《明史·奸臣傳》：

帝一日顧侍臣“四方頻奏水旱，朕甚不寧。”麟遽進曰:“水旱天數(shù)，堯、湯不免。一二郡有之，未害。”帝曰:“《洪范》恒雨恒易，皆本人事，可委天數(shù)哉?爾此言，不學故也。”麟慚而退。

翻譯為白話文，大意是說明成祖朱棣對大臣說：“很多地方上奏有水災旱災，我心里十分不安。”

有個叫馬麟的言官上前奏對：“水災旱災都是天意，三代堯舜時期都免不了，現(xiàn)在不過是一兩個郡有災情而已，問題不大”

朱棣倒是很清醒，天災哪會沒有人禍：“長時間干旱或者水災肯定跟人事有關系，怎么可以全部推給天災？你說沒關系，實在是不學無術”。

馬麟羞愧退下。

劉和平將馬麟這番奏對安到嚴嵩身上，倒也十分貼切。

北宋史學家范祖禹在《唐鑒》中對李勣的奏對也持批判態(tài)度：

“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于惡又諂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群盜，不學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伊尹）周（周公）之地非其任也。”

范祖禹認為李勣有領兵之才，卻無治世之能，更不可能成為輔佐君主的賢相。

多年以後，當武則天在皇帝寶座空前穩(wěn)固時，她想起了當年擁戴自己當皇后的那些功臣，于是發(fā)出一紙詔令，史書如此記載：

如意元年，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yè)、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贊之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玄益州大都督，德儉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

武則天的這份詔令中漏掉了一個重量級人物——英國公李勣。

原來，光宅元年，武則天廢中宗李顯，另立李旦為帝，臨朝稱制，武則天開始全面掌握朝政。此時，李勣的孫子李敬業(yè)聽聞后，于揚州起兵反對武則天。

武則天知道后氣炸了，連帶著厭惡起李勣，于是追削李勣官爵，派人將其掘墓砍棺，廢王立武的功勞自然也就沒李勣的份了。

直到中宗李顯復位后，才下詔恢復李勣的官爵，并重新起墳改葬。

昭陵的風吹過就九嵕山，功過如石刻斑駁，渭北高原的黃土在深處沉默。

如今的昭陵博物館，李勣墓前的石刻保存完整，博物館展有昭陵墓葬群發(fā)掘的人物壁畫，栩栩如生，值得一覽。

禮泉縣的磨張烙面也是筋道可口，值得一吃。

全文完。

參考資料：《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鑒》，王夫之《讀通鑒論》，趙翼《廿二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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