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得太晚了！最偉大的作者之一

毒舌杜布拉夫卡如是說寫作的人啊，

你想成為腳注還是藝術品？

她盡可能剖白內心，把陰暗角落里的柜子一格格打開，亮于世人眼前。她也在自我質問的同時，向所有寫作的人發問——在我看來，這是永恒一問：“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加入文學這個行當，是要作一個可以被輕易抹去的腳注，還是要當一件不可或缺的藝術品？”這個問題，杜布拉夫卡自己如何回答？

2023年3月，當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逝世的消息傳來，正好是她的作品第一次被引進中文世界出版之時。此前我對她的了解，無非是在諾貝爾文學獎賠率榜上高懸多年的一個古怪名字。出于一個羞澀的原因（沒錯，因為她剛剛去世），我第一時間買來率先出版的《狐貍》和《疼痛部》。然后一種懊惱夾雜著茫然的情緒升騰起來——為什么我這么晚才開始讀她？為什么她的作品引進得那么遲？為什么她去世得那樣早？我再也讀不到這位作家的新作，和她對這個愈發亂糟糟的世界的精準判斷了。懊惱已經無濟于事，茫然倒還有一點可做彌補，我立馬下單另外三本書，收齊了這套作品集。

《救生顎下的施特菲卡·奇韋克》以拼貼的形式將多種風格的素材組合成一位年輕女性打字員對愛情的憧憬和渴望，作品廣受好評并被搬上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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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背上流亡標簽的“跨國界”寫作者

我的辦公桌上擺著兩張她的照片。一張是在青年時期，她穿著厚厚的翻領呢外套，頭微微斜靠在一棵直挺挺的樹干旁，露耳的短發柔順利落地側分，露出平窄光潔的額頭。另一張照片中，年逾六旬的杜布拉夫卡的短發蓄過了耳，原本清雋的面龐在地心引力和膠原蛋白流失的作祟下稍稍模糊了輪廓。她抿著嘴直視著鏡頭，眼神清澈堅毅，向著玻璃鏡片對面未知的讀者發出詢問乃至詰問：你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枝繁葉茂，還是勉強應付？

談及“流亡作家”這個稱謂，我們手握著包括多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內的一長串熠熠生輝的名字。人人都曾經歷喪失，但文學家將這種被奪去感凝練成永恒的紀念品——他們在喪失家園、喪失身份、喪失母語的苦海中掙扎，故鄉在他們不斷回望、打量、拆解和重塑中，成為一幢幢外形各異、大小不等的玩具房屋。步入這些語詞搭建的仿真屋子，讀者多少能在潔凈規整，或是烏糟凌亂，甚至徹底失控的結構和布置中感受到故鄉究竟對他們有多重要，以及他們將其在紙面重建的努力是否成功。

從杜布拉夫卡前期的作品中，我們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她的風格：1981年發表的《救生顎下的施特菲卡·奇韋克》中，她以拼貼的形式將多種風格的素材組合成一位年輕女性打字員對愛情的憧憬和渴望，作品廣受好評并被搬上銀幕。而1988年的《渡過意識之流》則為她贏下了當時南斯拉夫最重要的文學獎項NIN獎，她也成為該獎歷史上首位女性得主。

作為生長于前南斯拉夫的文學工作者，1991年內戰爆發后，杜布拉夫卡對戰爭和分裂不妥協、不容忍的姿態，使她最終遠離故土，從此開始了在他者文明中的流浪。不過，杜布拉夫卡不愿被訂上流亡作家的標簽，并在許多場合自稱是“跨國界”寫作者。她的確深具世界意識，所寫的許多內容也在不同國度引發共鳴。

“我的國家順著接縫處裂開，我的母語變成了三門語言，就像舌頭分叉的龍一樣。我坐在那里，有一種我無法用手指去碰觸它的來源的負罪感，一種我無法用手指去碰觸它的來源的疼痛感。”這種疼痛感，形成了小說《疼痛部》最為核心的困局：她不勝其擾，卻無處可逃。主人公“我”來自已經不存在的國家，教授一門四分五裂的語言，學生都和她有著類似經歷，希望通過求學、工作等方式在阿姆斯特丹落腳，展開新生活。

由于作品中人物的背景與杜布拉夫卡自身經歷有相當部分的重合，許多人將其視作自傳體小說來讀。諾獎評委史蒂夫·塞姆·桑德伯格如是評價她的作品：“近幾十年來，我讀過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沒有如此真誠、敏感和痛苦地把握我們這個時代的脈搏。”

在杜布拉夫卡心中，文學這一行當是“不忠”的，你會在小說里毀掉與筆下人物之間的契約，毀掉被標定的道德準則，毀掉為不能說的語句所立下的保證書。寫作的人常常與狐貍有著共性：狡詐、背叛，總是陷入各種痛苦糾葛，淪至失敗者的境地。評述托爾斯泰的時候，以賽亞·柏林借民間諺語中刺猬與狐貍的寓意，區分了作家的兩種類型，比如刺猬對世界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堅定地貫徹自己的某種信念；而狐貍則體察個體的多樣，善于尋找和理解事物的不一致和矛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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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壇的吐槽大師

在《狐貍》一書中，六個章節看似松散，故事各自游離，在以杜布拉夫卡的經歷為底色的敘述中，我們跟隨她進入的不僅是故事，更是多重觀念的集合與展示。與其他作品相比，該書可被看作是杜布拉夫卡思想的拼盤，雜糅地討論了她所關注的諸多社會性話題，從中也可以看到這位女作家的銳利思維。

比如她認為，許多國家和地區都舉辦的文學節，就好像中世紀的鄉村集市，趕集的人各自溜達，看完吞火表演再看雜耍。“如今的作家不再讓讀者通過閱讀背上重擔，相反他們是在表演。觀眾的接受標準是被電視和網絡訓練出來的，他們對文學變得越來越無知，他們想要的只有快速、明確的娛樂……”這些對文學衰弱的無奈，在杜布拉夫卡另一部作品《多謝不閱》中得到更為深入的體現，她假借一個被英美文學市場冷落的東歐人之口，吐槽了當今文學世界的諸多亂象。

當談及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時，杜布拉夫卡揭示了一個藏在世界文學史中的秘密。所謂女性命運，在這里幾乎是一個不容更改的模板——女性必須經受羞辱的考驗，才能獲得永生的權利。無論在經典名著，還是如今的暢銷小說里，女性都需要在歷盡磨難（大多數情況下是由男性帶來的情感磨難）后，才會浴火重生，成長為一名值得尊重的女性。多年以來，女性作為文學里“看不見的人”的狀況是否有所改變？至少在成書的2017年，杜布拉夫卡和許多女作家一樣，依舊在為女性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作斗爭。

談及衰老時，她也借小說人物之口說，一些上了年紀的人會突然對美變得高度敏感，這是年老以后所能發生的最好的事，也是最壞的事。好的是，你能清楚地看到在生活中錯過了什么，另一方面，你會意識到再也沒時間去彌補了。

這讓我突然想到近幾年讀到那些“垂垂老矣”的聲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老年人被視作無聲的群體，他們的感受被忽略，他們的聲音被抹去，只因“老是很正常的”。但既然這是每個人必經的人生階段，為什么對老的談論如此艱難？人往往只有踏入老境，自身加入這無言的群體，才真正開啟了黑洞一般的旅程。

杜布拉夫卡對己身老邁的關注，更在于閱歷和年齡的增加是否讓自己看得更遠、做得更好，這也部分引發了她對變動的焦慮：當她發現事情開始走歪乃至失控，她比任何人都希望制止頹勢，至少留住那些不該逝去的東西：文化、語言、書籍、情感、國土、記憶……因此，盡管作品中她持續向外發出警告與嘲諷，但許多質問卻是向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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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常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