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南才是選對了路的人

司馬南今年69歲了，他自己估計也沒想到會在臨近古稀之年翻車。

人生是一場故事，結局占有很重的分量。面對現在網絡群起而嬉之的境況，估計是司馬南早年批莫言、批柳傳志、批馬云的時候沒有想到過的，如今終于回報到自己身上。

很多人認為他是吃愛國飯，是一種表演。其實任何一種能拿來混飯吃的本事，特別是能混的風生水起的本事能全憑表演，還真的得有些基礎的稟賦。

認真說來，司馬南的“愛國”是認真的，此人一直有他一以貫之的邏輯。

與很多人對社會政治工程純屬臆想不同，司馬南實操過。2003年司馬南在北京東城區以獨立身份當選人大代表并履職了四年。

南風窗曾經報道過一篇《獨立人大代表十年浮沉：感慨無力感很強》。其中一位獨立代表就是司馬南。

報道說，成為人大代表后，司馬南對人大會議的形式化表面化運作不予配合：會上推舉大會主席團成員，臺上的人念到“同意上述名單的請舉手”，他沒有舉手；臺上人念到“不同意上述名單的請舉手”，他沒有舉手；臺上人念到“棄權的請舉手”，他舉了手。

還在區委書記參加團組審議時，與其他代表舉手投足過分熱情相反，司馬南不高興，拿出主持人的范兒告誡書記說，您到我們這兒來，身份是普通代表，這不是日常工作中各單位向您匯報工作的時候，您也不是來給我們做指示的。如果沒理解錯的話，您現在應該認真地、耐心地多聽一聽各位代表對本區政府工作的意見。

報道里，司馬南的原話是“人家當了代表特別謙卑，我不是。我反感這樣，尤其是反感見到當官的一臉諂媚。”他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我們在這里行使代表權力，書記來了當然只有聽的份兒。”

但四年后，司馬南沒有繼續參選。體驗了基層政權的實際運作后，司馬南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變：

一是基層的事不好辦。

　“有一些事就特別難辦，”他說，“以前誰給我點事兒，我老感覺，這還管不了？后來發現沒一件好管。”

這些難管的事兒都是一些瑣碎小事，小到建公廁、換電表、規范用水、爭取低保、捕殺蟑螂、文明養狗，沒一件不是千頭萬緒、一團亂麻的，非有技巧和耐心不能做好。他認為那些發議論太隨意的人，應該體驗一下基層人大代表的滋味，嘗試管管這些最簡單的事兒。

二是民主投票不好用。

“當人大代表才發現，現今中國，真的一切都靠競爭性民主投票來決定怎么辦，那這事兒就沒法辦。”他說，自從有過代表經歷之后，他再也不發那些不負責任的輕佻議論了，“25年前，說到民主，我覺得這個詞簡直好到了完美無缺；現在嘛，你說民主，很好，可我一定會多問幾個為什么。有人癡迷制度萬能，選舉萬能，以為一搞民主，一切OK，這種不食人間煙火的人，應該讓他去基層當代表，最好直接當居委會主任、街道主任。”

三是中國政治制度好。

他認為假如沒有共產黨聚沙成塔的作用，中國社會就沒有主心骨，處于緊平衡狀態下的轉型中國要穩定發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國要傻子過年瞧街坊式的，一味按西方民主制度那一套玩意兒來治理，必定天下大亂。”

“片面強調民主形式，幾乎等于混亂和絕望，混亂和絕望將導致一個具有偉大進取心的時代無奈地毀滅”，“民主并不具有天然正義，民主所服務的價值才是最重要的”。

司馬南的價值觀念其實一直沒有過特別大的轉折，如果回頭看他十多二十年前的這些演講，主旨一直沒有太大變化，一直在抨擊西方式民主體制的不足，為中國政治制度鼓與呼。

比如他列舉為什么普世價值是不對的，用“對黃瓜實行茄子標準”和”楊玉環參加西方選美“作比喻，來主張政治制度不能有統一的標尺。

他主張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賢人治國”的理念，以及古代中國非常完備詳密的官員選拔制度，皇權相權制約制度，士人政府，官員之間的相互制約等合理因素。

他認為中國民主的目標，是人民幸福最大化。這是非常優秀的政治制度設計：“從君主制，到貴族制，再到民主制，一個人說了算，到幾個人說了算，再到人民說了算，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

在路徑上，他認為民主只能內部生成，不能通過外部干預生成。我們的民主政治制度并非完美無缺，但不能動輒烙餅一樣大翻個，不能把90年、至少60年搭建的積木推了重新來。

他說民主的本質是人民自治。人民自治的前提是國家獨立。不獨立、半獨立、談不到人民自治。

司馬南說的有問題嗎？沒問題啊！那真問題是什么呢？我們后面會講。

所以，司馬南并不是裝成愛國，而是他確實是“愛”的，是相信文化制度優勢的。司馬南也不是吃愛國飯的流量賺了大錢，而是大眾內心有這樣的需求。司馬南的六千萬粉絲代表了一種真切的心理需求。

這種需求是什么？是對生命根基、生活意義、價值肯定的剛需，是對動搖現實的恐懼。

所以，司馬南們反過來對右派提出了要求，你們如果真的要推動社會進步，究竟是用夸張的術語去聳動大眾的內心，去引發抗拒和恐慌，還是切實推動現實問題的解決，去聚焦具體問題的變革。

而司馬南正是那種邏輯混亂、思維模式低級的人，他把任何對現實問題的聚焦升級為政治體制之爭，從而讓“愛國”的道德是非掩蓋真正的問題。

這既是司馬南之流的輿論策略，也是不成熟的右派為自己挖的陷阱。司馬南關于政治立場的每一次表述都是本質上沒有大問題的，而且正確的廢話總是可以不斷延展、不斷再解釋。

然而，中國社會的現實并不是需要討論是否愛國愛家的問題，中國也不是需要討論是否該實行西式民主的問題。

我們的每一個問題都是具體的、實在的。是人民的監督權和知情權如何落實的具體舉措，是城鄉居民保障如何更加公平，是義務教育、生育政策如何更加合理，是財力應該投放到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傾向民生保障。

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都是如何去愛國的問題，而不是該不該愛的問題。那我們是如何陷入這種一旦提出問題便是不愛國的處境呢？

這才是司馬南現象背后的真問題，任何現實問題的具體討論都能被拖回到是否愛國的道德是非之爭。因為我們失去了面對具體問題的勇氣。

如同一個癡迷人生意義這種宏大命題的人，恰恰是一個無法勇敢面對一次失敗的愛情、一次跌倒后站立、每一天早起的艱苦自律等具體挑戰的人。

司馬南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是嚴重失職的。

他可以對南方周末用錯了“普世價值”一詞連篇累牘的批判，可以細致而挑剔的發現南方周末《汶川地震，震出了一個新中國》所謂的“新中國”用詞不當。但在南方報系詳細報道一系列具體問題時避而不談、視而不見。

在南方系報道孫志剛事件時，報道汶川地震推動災害應急體系和建筑安全標準的反思與改進時，報道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時，報道廈門PX項目事件時，報道山西黑磚窯事件時，報道乙肝歧視案從而推動乙肝攜帶者都可以報考公務員時，報道霧霾問題推動我國出臺《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時，報道《留守兒童問題》改善留守兒童處境時，報道安元鼎事件讓民眾能夠平安上訪時：

司馬南在哪兒呢？

他不置一詞，不發一矢。

這是所有司馬南之流的共性，不是他們說錯了什么，而是他們沒有說什么？

在南風窗那篇《獨立人大代表十年浮沉：感慨無力感很強》里，記者追問了幾位獨立人大代表相互之間的印象。在司馬南專題最后，記者詢問北京市海淀區2003年獨立參選人大代表許z永對司馬南的印象。

報道說，許z永對司馬南幾乎沒有什么評價，他措詞含混地說：“他沒做什么事兒……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而司馬南評價許z永則是：“許z永一天到晚老是提溜著腦袋想，只要法制，只要民主，只要憲政，什么問題就都解決了。他很可愛，很書生氣，有些事兒干得也很對。但是欠缺對復雜社會的了解，他認為這件事我就該較勁兒，因為法律是這樣的，因為根據是這樣的。他有點從理念出發。他很真實。很好的人，很純，很可愛。”

司馬南、許z永這兩類人的分野殊途就此展開，二十多年過去命運已天差地別。

歸根結底，司馬南不過就補點稅款罷了。如果說生存是一個現實問題，司馬南顯然才是選對了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