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師范大學引用胡適名言被圍攻，胡錫進力挺胡適

胡適被攻擊我一點不感到意外，胡錫進的勇敢力挺倒是讓人頗為欣慰。

胡錫進所言的“后退”越來越成為了現實。

在各個平臺我經常引用胡適的經典名言，評論區基本都是一味謾罵，罵胡適是“漢奸”“戰犯”，他們常引用蔣在日記中對胡適批評來證明自己所罵沒錯。

針對湖師大微博的攻擊也基本是這些套路，仿佛觸發了游戲里的npc一樣，看到胡適就條件反射。

湖南師大至今也沒有刪除相關微博，在被圍攻后僅僅只是將胡適二字引去，此舉可看作是無聲的抗爭，亦是一種勇敢。

作為國內知名師范大學，培養的理應是具備批判精神、懷疑精神和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青年大學生，其實湖師大連胡適兩個字都沒必要隱去，沒有錯又何必妥協？

“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睛，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夸耀。”這句話出自胡適的演講《學生與社會》。

胡適自己解釋說:

這一個意思，就是說受過教育，就認識清社會的惡習，而發不滿意的批評。這種不滿意社會的批評，最容易引起社會的反感。但是人受教育，求知識，原是為發現社會的弊端，若是受了教育，而對于社會仍是處處覺得滿意，那就是你的眼鏡配錯了光了。

這段話與胡適的價值觀，與他領軍的新文化運動的主題都是一脈相承的。沒有批評，中國還是大清呢。

按照胡適的看法，誰都可以懷疑，誰都可以批評，如今有些宵小之輩批評胡適當然是他們的權利，這也是胡適等先輩拼盡全力為他們爭取的。

“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在1929年，胡適敢發表這樣的看法無疑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要知道當時的國民黨已經名義上統一全國，孫中山更是被奉為神靈一般的人物。

可是胡適就是要號召批評國民黨，批評孫中山，沒有懷疑就只能盲從，沒有批評就只剩吹捧。

胡適的這種不合作精神引起了國民黨的震怒，他主編的《人權論集》被查禁，蔣自不必說，但他也只能在日記中發發火罵幾句，胡適的巨大影響力讓他不敢輕易動手。

如今網上毛星火之流，專以碰瓷為生，起訴莫言，起訴胡錫進都無疾而終，但卻因此收獲了大量粉絲。

如果胡適在世，連看他們一眼都覺會得掉身份，但并不妨礙我等后人為胡適先生說幾句公道話。

胡適在抗戰爆發之前確實是主張與日本和談，主張“以空間換時間”，謀求十年發展，再與日本作戰。

在當時，胡適就被群情激奮的輿論所批評，以現在眼光來看，胡適過于悲觀且天真，但絕對不是“賣國”“漢奸”。

他當時向蔣提出的具體建議如下:

(一)中華民國政府在左列條件之下 ,可以承認東三省脫離中華民國 ,成為滿洲國 。

(二) 中華民國全境內(包括察哈爾全部, 冀東 , 河北 , 北平,天津,濟南, 青島 ,漢口 ,上海,福建等處), 日本完全撤退其駐屯軍隊及特務機關 ,并自動放棄其駐兵權, 租借地, 領事裁判權 。此后在中國境內居留之人民 ,其安全與權益 ,完全由中國政府負責保護 。

(三) 中國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并努力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以謀亞洲東部之永久和平 。

(四) 中國與日本共同努力 ,促成太平洋區域安全保障之國際協定。

(五)日本重回國際聯盟。

這樣的條件別說中國人不答應，當時意圖滅亡中國的日本也不可能放棄到手的利益，退回到東三省。

胡適的悲觀論調來自于與蔣的一次談話。

1933年，日本威脅進攻熱河，蔣與胡適進行了兩小時的會談。當胡適問及中國軍隊能否抵抗日軍時，蔣回答：

“我需要三個月時間做準備。”

胡適追問：“那三個月之后呢？”

蔣坦言：“近代式戰爭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幾處點位用精兵死守，不許任何一個人為了生存而退卻，這樣至少能告訴全世界的人，我們是不怕死的。”

此次談話讓胡適覺得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實力與日本抗衡。

要知道當時的中國可比如今的烏克蘭困難多了，烏克蘭有來自世界源源不斷的援助，有自身的工業底子，中國就是以農業國對抗工業國，且國際援助少得可憐。

我們試想一下特朗普上臺來的美國，就該知道當時中國有多絕望。

淞滬會戰爆發后，胡適看到了中國軍人的頑強意志，一改之前的和談論調，成為了鑒定的主戰派。

1938年在蔣的一再懇求之下，終于接受了駐美大使一職，遠渡重洋為中國尋求外援而竭心盡力。

他提出“苦撐待變”的主張四處發表演說，游說陷入“孤立主義”不能自拔的美國人民。

他年復一年地在美國各地發表演講，通過廣播、電視臺讓美國民眾了解到了日本的殘酷。

以至于1940年，日本東京的《日本時報》公開指責胡適以大使身份巡回演講是在刻意激起美國群眾對日本的仇恨，認為胡適會把美國引入和日本的戰爭。

在日本人眼里，胡適的演講已經構成威脅。不少人覺得胡適主張投降日本，其實完全是沒有根據的扯淡。

1938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極為艱難的一年，老蔣為了延遲日軍南下，炸了花園口，汪精衛叛變。蔣介石非常希望美國能夠出面調解。

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認為蔣介石的所謂和解態度“愚不可及”，他害怕中國像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一樣被騙。

在面對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的東北共享共管方案時，胡適嚴詞拒絕，甚至沒有告知國民政府而自己做了決定。

在胡適眼中議和要比作戰難，唯一的希望是堅持下去，等待太平洋戰事爆發，果不其然，胡適預料對了。

《胡適日記》中還記載了一件小事，可證明當時演講的作用:

“有一個白衣的雇役招我說話，他拿著三塊銀元給我，說要捐給中國救濟。我接了他的銀元，熱淚盈眼眶,謝謝他的好意。他說:“I wish l could do more.”他的名字是J,E,Mauldin。我把這錢交給Dr.Kizer,托他轉交紅十字會。我又把昨天所得的講演費卅五元捐出，以陪襯此人的義舉。”(《胡適日記》1938年2月五日）

胡適一生未加入任何黨派，蔣介石多次想讓他出任高官，他都嚴詞拒絕，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必須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時刻以批評的姿態監督政府。

胡適在晚年說:自由如氧氣，存在時不覺珍貴，失去時方知致命。而權力像鹽水，越喝越渴。知識分子的悲劇，往往始在于想用海水解渴。

宵小之輩的謾罵本不必理會，但近年來似乎卻成為了潮流，拿著愛國大棒吆五喝六，糾集一眾打手，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審判侮辱，非得弄得人心惶惶，萬馬齊喑方才罷休。

復旦大學嚴峰教授不過隨口玩了一句梗

卻被認為是詛咒中國要遭受核彈攻擊，更不用提莫言自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遭受的辱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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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正義的聲音變得微弱，邪惡就會遍布整個角落。一個人的思想越是貧乏，他相信的東西也就越絕對。他們沒有邏輯，沒有知識，沒有真理，只有上綱上線的謾罵，只有為獲得利益而不擇手段的陰險狡詐。

復旦大學最近搞了所謂的“壯士斷腕”大幅度縮減文科專業，如果全國效而仿之，恐怕人們的常識和認知會更低。要知道人工智能時代，最不需要的就是毫無創造力的復讀機。沒有人文教育的引領，科技的進步便失去了方向，人類也終究迷茫。

毛星火之流大行其道，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我們人文教育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