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人=陜西人？考古顯示：大禹治水原型或是一場暴力南侵

每次談及夏朝歷史，都繞不開“大禹”這個關鍵人物。《史記·夏本紀》雖然名為記載夏朝，但全篇約3028字的正文中，僅大禹治水及施政相關的內容就占到一半以上，其中又有二分之一是在講大禹治水，至于夏朝其他十六位君主則被一筆帶過。

同時，歷史記載中的大禹形象，也呈現出極為復雜的一面。

一方面，大禹為了拯救天下蒼生而治理水患，“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成為歷代政治家歌功頌德的上古圣王；另一方面，大禹卻又大會諸侯，將遲到的防風氏“殺而截之”以樹立權威，又趁三苗遭遇天災而出兵征伐，導致血流成河，權謀之術被運用得淋漓盡致。

與歷史文獻大篇幅記載大禹治水相反的是，作為國家最高學術權威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卻并未花篇幅去探討“大禹治水”可能的考古遺跡，甚至都沒有把“大禹治水”作為夏朝建立的前置條件去探討。

可見，在考古工作者看來，考慮到公元前21世紀龍山文化時期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和人口基數，大禹時代的族群是否具備治理大江大河的能力，這一點確實還得打上一個問號。

那么，大禹治水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氣象學和地質學研究顯示，公元前2000年左右，北半球發生了氣候突變（稱之為“新仙女木”事件），氣溫驟降，干旱、暴雨等極端天氣交替頻發，黃河大規模改道，下游河道橫穿河北平原中南部于天津入海。

這場全球性的災難，導致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古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古希臘文明發生衰落。而在我國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原本處在蓬勃發展期的龍山文化也遭遇重創。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張莉曾對龍山時代黃河中下游地區聚落做過統計：受災變影響，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時，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文化聚落已經從1669個驟降至180個，降幅高達90%。

在長江下游地區，情況同樣不容樂觀，良渚文化時期留下來的環太湖地區的600余處遺址，到中原龍山文化晚期同期時，只剩下寥寥幾處。

正如《尚書》記載的那樣：“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滔滔的洪水危害人間，浩浩蕩蕩包圍了山嶺、淹沒了丘陵，水勢洶涌直沖天際）。

可見，中外都流傳數千年的史前大洪水傳說，在歷史上的確真實發生過，故而才能給全世界的古代先民們留下了難以忘卻的記憶。

然而，在黃河中下游這場大災難中，雄踞陜北的石峁遺址和位于表里山河晉南的陶寺遺址卻并未遭受大的創傷。考古顯示，石峁和陶寺遺址分別是龍山文化晚期罕見的兩處超大型聚落。

其中，石峁遺址面積425萬平方米，由皇城臺、內城、外城三重石構城垣組成，存續時間為公元前2300－前1900年，廢棄原因是人為撤離和外遷。

陶寺遺址面積280萬平方米，擁有宮城、祭祀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等明確功能區劃，存續時間為公元前2300－前1900年，廢棄原因是遭遇外敵入侵。

雖然石峁、陶寺兩個北方“雙雄”在大洪水的天災中幸存下來，但十分巧合的同時在公元前19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走向了衰亡。

有意思的是，原本遭受洪水重創的洛陽盆地，卻在石峁、陶寺衰敗后突然出現大規模人口集聚，形成了全新的二里頭文化。

首先，二里頭文化的前身之一—新砦文化，總面積為70萬—100萬平方米，而二里頭文化一期總面積卻超過了100萬平方米，僅僅五六十年后，遺址總面積又暴增至300萬平方米。

聚落擴張的速度，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口自然增長規律，合理的解釋是有大量外來人口遷入伊洛平原。對此，昔日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隊長許宏教授曾表示：“（二里頭）社會分化程度也不似嵩山東南的潁河中上游高。后者的聚落群在龍山文化晚期時規模急劇擴大，而其他地區則基本保持穩定。二里頭都邑在洛陽盆地的出現具有突發性，缺乏源自當地的聚落發展的基礎，應當不是洛陽盆地龍山文化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

其次，二里頭文化與石峁文化呈現出諸多相似之處。比如，被譽為二里頭典型器物的綠松石龍形器、牙璋等禮器，均有直接的證據顯示其源頭來自石峁遺址。二里頭貴族墓葬出土的銅斧和環首刀屬于西北系青銅文化。

石峁文化“藏玉于墻”的祭祀習俗，也被二里頭文化所繼承，反映出二者有著共同的信仰或權力象征傳統。不僅如此，二里頭遺址過去曾被視為“大都無城”的典型代表，繼而與以城防著稱的石峁形成筑城理念上的差異。但隨著國家文物局宣布發現二里頭都邑城墻，這一差別也被推翻。

第三，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對石峁族群的古基因組（古DNA）研究后發現，石峁人主體為仰韶文化群體，直到龍山文化時期仍然保持了遺傳結構的連續，石峁人群與位于黃河中游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遺傳聯系最密切，石峁人群對現代北方漢族可能有更大的遺傳貢獻。

而另一項對二里頭遺址夏代人群的分子考古學研究顯示，與二里頭人群距離最近的是山東、山西漢族，遼寧、內蒙古的漢族和少數民族以及陜西、青海的漢族和少數民族，這和“石峁人群對現代北方漢族可能有更大的遺傳貢獻”結論吻合。

顯然，以上種種證據表明，二里頭文化在災后伊洛平原的突然崛起以及人口數量的激增，其背后的勢力指向了陜北的石峁族群。

那么石峁人為什么放棄世代居住的石峁古城，反而選擇大規模南遷呢？

事實上，早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石峁文化就已經開始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各族群施加影響力。比如，根據考古學文化分期，晉南的陶寺文化遺存被劃分為早中晚三期。陶寺早期文化顯示，其是由山東大汶口文化和本地廟底溝二期文化結合的產物，與石峁文化并無互動和關聯。

但到了陶寺文化中期時，陶寺的典型陶器卻突變為明顯帶有石峁特色的雙鋬手寬襠鬲、雙鋬手甗，并且形成了早期和中期兩處完全不同的王族墓地群。體質人類學專家張君和王明輝在對陶寺早期、中期兩處王族墓地人群檢測后發現，兩者之間沒有血緣關系。

如果陶寺文化早期對應的是堯帝陶唐氏的文化遺存，那么中期時，陶唐氏的上層貴族則發生了更迭，并且新的統治群體明顯來自西北的石峁集團（或同屬于石峁文化的支系族群）。這種相對和平的權力交接方式，暗合了史書記載的“堯舜禪讓”。

但到了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000年－前1900年）時，石峁族群再次南下，而這次南下，可謂是“舉國遷徙”，并且暴力色彩明顯。

考古發現顯示，在龍山文化晚期，黃河以西的支流禿尾河沿線，突然出現大量石峁式石城，由此推測出石峁文化南下的總體趨勢是從東北向西南，在即將抵達陜西渭南時，突然折向東南，經山西南部進入了河洛地區。

也就在這一時期，石峁遺址被人為廢棄，陶寺遺址則遭遇了暴力入侵和破壞。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對陶寺遺址出土人骨鍶同位素比值分析后發現，陶寺中晚期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來移民。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博凱齡從陶寺動物利用變化角度出發進而得出結論，陶寺中晚期外來群體的方向為西北。

之所以將這次進入陶寺的族群再次指向石峁集團，是考古學家從日用品的風格分析得出的，“入侵者”的主要目的是政治報復和毀墓虐尸，并不全力搜求寶物。

考古工作者推測：報復者與生前顯赫的被報復者，應當屬于同一群體。陶寺城址考古發掘領隊何駑教授進一步分析得出：陶寺晚期“石峁集團”入侵—本地政權復辟—最終再次被剿滅的假說脈絡。

此后，位于陶寺遺址西南的山西運城三里橋文化類型也被同一股勢力強勢入主，最終融合成為東下馮文化，并向豫西與南方漢江流域擴張，豫西一帶則在河南龍山文化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二里頭一期文化。

當然，之所以要給石峁集團打上引號，是因為還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這支將陶寺毀城滅國的群體究竟是來自石峁，還是來自石峁的支系—晉中游邀文化。但泛泛而言，石峁族群和游邀族群同屬于老虎山文化的地方類型，可以統稱為“石峁集團”。

而石峁集團之所以如此大費周章地從陜北一路南下，究其根源，還是公元前2000年那場世紀大洪水催動的。

石峁文化雖然沒有受到洪水的直接侵襲，但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農牧交錯帶南移，石峁族群賴以生存的農業環境遭遇破壞。簡而言之，此時的石峁集團出現了人地矛盾，人口超出了土地承載力。

所以，在這一大時代背景下，石峁集團開始了南遷。

至于大禹，究竟是二里頭文化形成過程中哪一個階段的統治者，抑或者是帶領族群南遷的多位首領的共同縮影，我們已不得而知。

我們僅能根據有限的文獻記載得知，“禹興西羌”或與甲骨文記載的“有來羌自西”應該指的都是在位于陜西境內的族群。而“陜西人”的這次南遷，無疑催生了夏朝的誕生。

當然，環境考古工作者對大禹治水也有著最新的解釋：大禹之所以能夠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距今4000年以后的氣候好轉而并非人力之所為。

只不過，當時的先民把水患的平復以及族群找到了新的適宜農耕的伊洛平原都歸功于領導他們治水的大禹身上，但其背后的原型，卻是一場因為爭奪生存權而進行的暴力南侵。原本局促于晉南一隅自成一體的陶寺古國，成為最大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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