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卡特總統的政治遺產在這個時刻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

百歲高齡的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幾天前去世了，國葬昨天正式開始。作為美國二戰后第一位連任失敗的單任總統，卡特的任期一度被看作是在尼克松和里根兩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共和黨總統之間的小小間奏和插曲，被人輕視，成為失敗的典型。連美國軍方對這個前三軍總司令也不怎么重視，比如，一個可能讓他傷感的例子是，他前面的福特總統，后面的里根和老布什，都有為他們命名的航空母艦游弋大洋。而卡特呢，就給他命名了一艘潛艇就打發了，盡管是先進的海狼級。相反，他離開白宮后的漫長生涯，他建立卡特中心推動全球和平，于200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反而成了卡特一生在人們記憶中最出彩的歲月。

但是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中美關系又一次處于十字路口。卡特任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政績再次被歷史學家拿出來檢視。由于尼克松總統首次訪華開啟破冰之旅和“乒乓外交”的戲劇性，很多人誤以為是尼克松總統推動了中美建交。其實破冰之旅和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還有遙遠的距離，因為當時美國政府還投票反對了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席位的決議；尼克松下臺后，福特總統在對華關系上逡巡不前；直到卡特任內，中美之間這張窗戶紙才被捅破。所以，在卡特逝世的當天，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提議安理會全體成員默哀一分鐘，并由中國代表致辭哀悼。

https://www.c-span.org/program/united-nations/un-security-council-briefing-on-houthi-attacks-on-israel/653858

中美建交雖然是卡特一個意義極為深遠的外交成就，但我倒覺得這并不一定是由于卡特的神來之筆，而是事有必至，水到渠成。中美兩大國的關系永遠是隨著地緣政治的平衡和角力而起伏。二戰中中國是美國盟友，在太平洋戰爭中成為拖住日本大部分陸軍的主要角色，所以羅斯福總統力挺日本投降后臺灣回歸中國。不僅如此，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在他洋洋六百萬言的回憶錄中還有這樣關于臺灣和沖繩的橋段: “...我去白宮拜會羅斯福總統... 總統說他真高興能見到我。 他向魏德邁說，從上一次大戰他在海軍部工作時我們就是朋友... 總統說日本和德國都必需徹底解除武裝。 所有在日本島四周的島嶼，如琉球群島（沖繩）等，都必須交出。 我馬上插言說“還有臺灣”。羅斯福說臺灣和琉球群島都應該歸還中國”。

等到1949年之后，中國變了天，冷戰的鐵幕落下，美蘇兩大集團的對抗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所以杜魯門變臉比翻書還快，在朝鮮戰爭后拋出了“臺灣地位未定論”，把臺灣議題變成兩大陣營間掰腕子的一個劫材； 到了艾森豪威爾總統，他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訪臺的美國總統并和蔣有共同防務條約；隨著中蘇交惡，美蘇爭斗陷入僵局，拉攏中國對抗蘇聯成為剛需，所以才有了尼克松的訪華和中美上海公報，美國的立場從“臺灣地位未定論”和與臺的正式盟友關系上有所倒退；直到卡特總統上臺，中美正式建交終于水到渠成。

光陰荏苒，又過了20年，中國在克林頓總統的支持態度下加入關貿總協定WTO， 這成為中國經濟全面騰飛的契機，讓中國成為威脅美國經濟和軍事全球霸主地位的唯一挑戰者，所以中美關系如今面臨全面攤牌或者崩盤的前景，在這個歷史前提下，就算是再來一個對華友好的卡特總統恐怕也是于事無補了。

卡特任期內對華政策里另一個意義深遠的立法居然是《對臺灣關系法》，正應了“物極必反”的鐵律。美國國會向來在意識形態上比行政分支要強硬得多，卡特的對華建交引發了國會的強烈反彈。作為反制，國會以絕對多數通過了這個法案，卡特即使不喜歡也沒有能力否決一個兩院超過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法律，他只有簽字。所以這個法案雖然和他對華建交的精神背道而馳，但是上面畢竟有卡特的大名，所以五十年后一看，居然也成了他的對華外交遺產之一。

過去一年里的世界頭等大事之一，恐怕莫過于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加沙地區實行的鐵腕圍剿政策，一年的戰事已造成幾十萬加沙平民的喪生，巴以的和平似乎更加遙遙無期，這讓曾促成以色列和埃及這對中東宿敵坐下來懇談并成功簽署和平協議的卡特更讓人懷念。

在卡特促成雙方達成協議之前，埃及和以色列是30年的宿敵，埃及在前四次中東戰爭中一直扮演代表阿拉伯世界挑戰以色列的主要角色，無奈連戰連敗，連敗連戰，最后連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的西奈半島都整個丟給以色列了。這世代的仇恨讓談判的過程極其艱辛，最然有卡特總統這個東道主從中調停，埃及總統薩達特和以色列貝京兩個宿敵在戴維營雞同鴨講話不投機，貝京忍無可忍通知卡特談判破裂。根據卡特的政策高級顧問Stuart Eizenstat披露，就在以色列總理決定拂袖而去的前一個晚上，卡特施展了他嫻熟的個人外交藝術。他知道貝京特別疼愛自己八個孫子/女，于是精裝打印裝裱了三位領導人在戴維營的合影，在照片背后給每個孩子親筆題詞：給和平以希望，并親手交給老總理。貝京驚訝地看到堂堂美國總統居然下大力氣搞清了自己每一個晚輩的名字，不禁大受感動，于是留下來開始又一輪的艱苦磋商...。 幾天后雙方終于簽訂了埃以戴維營協議。這是以色列建國和中東戰事迭起三十年以來阿以雙方最有成果的和平協議，不知道是令卡特欣慰還是心酸的是，未來的四十年里雙方再也未能重演這化干戈為玉帛的一幕。克林頓雖然導演了巴解領導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總理拉賓的握手，并給他們帶來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他們的和平并未如戴維營協議一樣持久。相反，雙方的戰爭已經把巴勒斯坦帶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成也中東，敗也中東。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誘發了人質事件，讓卡特政府陷入危機。在經濟上，伊朗的變天讓世界油價漲到天上去，嚴重加劇了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物價漲到天上人民怨聲載道。在卡特任期的最后一年，他準備提名Paul Volcker出任美聯儲主席。這位鐵腕經濟學家告訴卡特，治急病需猛藥，他要用高利率把通膨砸下去，但代價就是短期內的經濟陣痛極大，而且剛好發生在卡特的連任競選當中。卡特說經濟政策上你說了算，政治后果我來負責。現代美聯儲的獨立性和至高無上的權威就是這么來的，沃克和他的繼任者格林斯潘聯手讓美聯儲在美國國力極盛的時期登上了神壇。他成功了，通貨膨脹在在他的利率緊縮政策下在第二年就得到了有效遏制，并隨后在里根的第一任內持續增長，但是卡特連任卻失敗了。在當前政客普遍注重民調和選民短期情緒的趨勢下，卡特這樣的政治勇氣難能可貴。

也許是機緣巧合，卡特多年前的一些政策和觀點被如今的政治政治風浪又裹帶出來，受到了重新的審視。比如中美剛剛續簽了為其五年的科技合作協議，但是加了很多的限制，而且在新政府上臺后前途未撲。這個科技交流協議就是卡特政府開的頭；卡特還登上世界去殖民化浪潮的晚班車，在大英帝國撤出蘇伊士運河的二十年之后，把巴拿馬運河交還給巴拿馬政府，如今特朗普又放出話來要把運河再要回去。

退休后的卡特給世界上的最有影響的一課，就是他對以色列的看法。20年前對他的一個電視訪談的片段在他去世后忽然成為熱搜。在這個片段里他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統治定義為類似于當年南非的“種族隔離”，唯一的差別是以色列的政策更加鐵腕。無疑地，他的看法和出版的書給他帶來了相當的壓力。在一些親以色列人士和財團的壓力下，一些大學取消了和他的演講約定。親以勢力對美國政壇和社會的統治力之深，連一位前總統也不能幸免。

我聽到卡特總統的大名很早很早，是因為上初中的時候湊巧讀了一本大概上世紀90年代翻譯出版的小冊子叫《美國總統軼事》，里面記錄了卡特自述的一個深刻的人生教訓：當年年輕的海軍軍官卡特申請一個他所夢想的炙手可熱的職位，面試官是一位將軍，問他從海軍學院畢業的時候考第幾名，卡特答820個畢業生里他排名59，但是將軍既沒恭維他也沒質疑他，而是簡單地問：你盡最大努力了嗎？卡特答YES, SIR，但是馬上后悔了，也許他覺的進了最大努力才考59名顯得他不夠聰明，所以改變答案說：并非總是100%全力以赴，也就是說自己還大有潛力。這位將軍于是問了一個給讓他記了一輩子的問題：

為什么不盡最大努力？

在1976年卡特決定競選總統的時候，他出版了自傳，并用這個問題給書起名《Why Not the Best》。我想他在競選中一定是做到了這一點，在他促成以色列和埃及達成和平協議的時候，在他從白宮退休后為世界和平裁軍奔走呼號的45年的努力中，他一定也做到了這一點。因為這是他的人生信條。

這也應該是每個人的人生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