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美說相聲，臺上臺下是吾鄉 | 深度報道

記者/ 李一鳴

編輯/ 劉汨

北美相聲浮云社演出場地

在浮云相聲社第一次登臺前，王冠鵬感冒剛好，還咳嗽個沒停。為了能把話說順溜，他帶了瓶止咳藥，備場時一口氣全灌了下去，嗓子全木了。周圍的演員都看傻了眼，那藥濃濃的橡膠輪胎味兒，誰也沒見過這么灌的。

藥水登時見效，天靈蓋冒著熱氣，王冠鵬捋捋舌頭，邁上臺，迎接自己在美國的頭一場演出。臺下有兩三百人，他右眼視力不好，摘了眼鏡，一張臉都看不見。好在觀眾足夠捧場，一段《夸住宅》，掌聲笑聲陣陣四起，王冠鵬也越說越興奮。下臺來，他立馬找到來給自己捧場的美國朋友，問她聽懂沒。

對方搖頭。

“那你怎么還樂呢？”

‘Peer pressure（朋輩壓力）’，她回答。

王冠鵬與馮賀在臺上

臺上臺下是吾鄉

相聲頭一次到美國，是1984年。相聲大師侯寶林帶隊巡演，還登上了公認的全球最高級別演出舞臺之一，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體育館。

而相聲在美國東部頭一次以社團形式開始生長起來，是在2011年。幾名麻省理工學院的中國博士生發起成立了波士頓浮云相聲社，取自“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心”。社團目前有成員二十余人，逢端午、中秋、元旦在麻省理工學院里的一間小劇場舉辦演出，也在那里定期排練。成立至今，浮云社已經獨立舉辦演出40余場。

那段《夸住宅》是王冠鵬在浮云社的首場演出，搭檔緬因大學博士后馮賀。因為是在社團里少數有師承的演員，馮賀還扮演著“藝術總監”的角色。兩個人2020年初相識于網絡，馮賀“眼前一亮”，在海外這些年，他少見像王冠鵬這樣去過小園子、了解專業術語和相聲歷史的同道中人。2022年，得知王冠鵬要到北美繼續學業，馮賀力邀他加入了浮云社。

王冠鵬的天津口音很正，但他其實12歲以后才遷居到海河邊。在老家學校的班級里，因為眼疾，他從小受排擠。但轉學到天津的學校，同學們沒把他當異類，反而是帶著他聽相聲、看足球，其中就包括如今已不存在的和平區大金臺相聲茶館。在天津的老觀眾們心中，這是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地方。臺上是各路名家，臺下支煤爐，有時還跑過去幾只耗子。當初一張票只要五塊錢，一碗拉面的價格。

觀眾們捧場，演員們待人也親近。王冠鵬去的次數多了，跟老先生們都混了臉熟。有一回，名家劉文步見他來，還問：“作業寫完了嗎就來聽相聲？”生于那個年代的老人們，很少有正經念過書的。那陣天津相聲廣播還會組織相聲進校園系列演出，巡演進王冠鵬的中學時，他拿了個筆記本找劉文步和搭檔鄭福山簽名。兩位老人在后臺叼著煙，分別寫了“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海外這些年，王冠鵬過得并不順。從美國華盛頓大學畢業后他去了倫敦，做過一段時間體育記者。后來因為各種原因，留在國內兩年多，工作簽證也過期了。本科同學們要么職業道路上順風順水，要么申上了頂級高校，就自己還在原地打轉，這是王冠鵬的peer pressure。不過倒也是那兩年，他有時間跟相聲更親近了，參與到相聲珍貴史料的收集工作中，結識了不少名家，自己也拜了師父。

2022年，王冠鵬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繼續碩士學業。他每次去浮云社演出，飛波士頓最便宜的機票是早上五六點鐘的，那個時間還沒有公共交通，他得頭天晚上坐五個小時公交到機場，在長椅子上就和一宿。每次來回路上折騰兩天多，可對王冠鵬來說，那是能最快“回到家”的路。

臺上臺下，漂泊中的浮云落日，馮賀很理解那份相聲帶來的歸屬感。他本科畢業后出國求學，假期時，本地學生紛紛回家，他留在人跡寥寥的大學城里準備博士資格考試。馮賀每天寫日記，有一天下大雪，他日記的內容是“今天出門碰見兩個人一條狗”，那是他所見僅有的“活物”。

另外的活物在聲音里。每天出門逛一兩個小時，他耳機里一直放的都是相聲。有首關于相聲的原創歌曲叫《我曾經聽見一個春天》，歌詞用幾十段經典相聲作品的名稱串聯起來，里頭有句歌詞：“他們不像是超級明星，一個個就在鄰里之間”。馮賀說，相聲語言里那種親切的交流感，提醒著他“我不是一個人在這世界上”。

“你聽到的都是那些熟悉的事情，用的都是自己的語言”，馮賀說。“它非常能幫助一個孤寂的人，尤其是漂泊海外的人，找到家鄉的感覺。它讓我知道雖然遠離故土，但是我沒有走遠。”

浮云社演員在后臺備場

吐槽治安，吐槽加稅

海外游子早就和相聲有了羈絆。除了浮云相聲社，王冠鵬跟馮賀另外常去的是多倫多相聲喜樂匯，那里有一位核心演員叫馬威。他在1999年出國，以化學家身份技術移民加拿大，落地后做過保潔，賣過汽車，當過報稅員，開車拉過貨。

2005年底，快畢業時，馬威在多倫多的一場新年晚會上第一次上臺，表演了一段《八扇屏》。在這段傳統節目里，他結合了不少那年國內的網絡熱詞，比如范偉在春晚小品里的語言，比如《天下無賊》里那句經典的“21世紀什么最貴？人才！”也是在這場演出上，馬威認識了幾名住在多倫多的相聲愛好者。2006年，他們成立了群樂茶社，這也是多倫多相聲喜樂匯的前身。

馬威之前在相聲圈子沒有浸淫，基本功難說扎實，可創編是他的愛好。行話里，相聲作品被稱作“活”，這不僅是一個量詞，也是對這門藝術最精準的概括。在臺上，演員需要根據現場觀眾的反應隨時調整段子內容，在海外，這些演員們也會創作不少貼近當地生活的包袱段落。馬威編過一個包袱：“從滑鐵盧到多倫多，車程是一小時十五分鐘。但在每年的某一天，自己能十五分鐘完成這段路程。”這是海外華人才更容易理解的段子，在北美，每年夏令時轉冬令時的那天，鐘表要調快一個鐘點。

相聲從未脫離過時代，甚至在有些時候，它還引領著時代風潮。生于十九世紀末的相聲宗師張杰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創演過諸如講解現代醫學的《生理風化》、介紹環球風貌的《世界洲洋》、描述西方科技的《飛機發明史》等讓國人開眼看世界的相聲作品。犧牲于朝鮮戰場上的常寶堃，曾因為說相聲諷刺日偽政府而多次被捕。當年侯寶林到美國，在曼哈頓的游船上，他花10美元巨資找了個服務員擦皮鞋。事后他跟徒弟師勝杰解釋說，自己當年在北平沒少受美國大兵的氣，這次得體驗下被老美伺候的感覺。

在多倫多當地的華人圈里，兩大社會話題最受關注，一個是交稅，一個是治安。2024年4月1日，加拿大全國增收碳稅，但也是在同一天，加拿大總理宣布給自己漲薪。在蒙特利爾的華人區，經常發生汽車被盜事件。馬威說，一次一位華人看到自己的汽車正在被盜，打電話到警察局，對方的回應居然是讓小偷先偷，然后再找保險公司理賠。馬威把這些在加華人生活中的不快，都編進了段子里。

為了搜集素材，馬威愛跟各界華人打交道，他自己也是個熱心腸。王冠鵬和馮賀這些外地演員到多倫多演出時，馬威常常驅車前往接機，還聯系朋友幫忙解決住宿。多倫多相聲喜樂匯是在當地政府注冊的非盈利組織，向市政廳申請撥款的工作，也一直是馬威在運作。

在北美，相聲沒法被當成個掙錢的營生。浮云社和喜樂匯，票價基本都是一二十美元，一張票錢買不了半袋大米。浮云社演出用的音響、桌子，都是社員自己湊錢買的，平時存放在一間倉庫頂層。每次辦演出，得一早去搬梯子扛下來，塞到車里。到了劇場也是一通忙碌，有人負責發放場刊，有人在后臺給演員們定吃的。還有三箱子演出服，都得提前拿出來掛燙熨好。大褂不能有褶，這是規矩。

相對于劇場，海外的相聲園子更像個真正的“茶館”。臺上臺下不少都是親朋好友，知己故交。聚在一塊，不只為了看演出，也是為了聽幾句家鄉話，聊一聊海外生活的境遇近況。演員觀眾也沒有什么分明界限。王冠鵬說，有次在多倫多演出，一位做律師的老移民，專程從外地趕來，給好幾個朋友買了票，還給一后臺的演員帶了幾大袋天津包子和煎餅果子。他說，自己在天津就愛相聲，演員們在海外辦演出不容易，能做的不多，但一定盡力支持。

“純粹”“真誠”，王冠鵬這么總結海外相聲圈的氛圍，這是他理想中，相聲應該有的樣子。

馬威在表演快板

珍惜每一次母語的表達

上大學時，馬威喜歡班上一名同學，但性格使然他不敢表露。后來終于下定決心約對方見面，想說出那句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話。

那個年代的天津人喝海河水長大，因為水質極差，不少人的牙齒都參差不齊，也包括馬威的暗戀對象。當天倆人在公園門口碰頭。馬威鄭重地跟這位自己后來的妻子說，“我爸爸是牙醫，我一直有個愿望，就是能帶你去我爸那看看牙”。

馬威說自己其實很內向，不善言辭，但后來到了海外，他愈發珍惜在每一次用母語表達的機會。就像《北京人在紐約》里演繹的那樣，他一度很難適應文化差異和身份落差。做清潔工時，他有一次被安排打掃一家骯臟無比的地下室。在吸塵器的轟鳴聲中，他高歌一曲《故鄉的云》。一曲唱罷，他背著機器含著眼淚走上樓梯，拉丁裔老板樂呵呵地跟他說：“我很喜歡你邊干邊唱的樣子，看起來你真的很享受這份工作！”他在多倫多的第三份工作是稅務員。有一次，一個中國人前來咨詢報稅，倆人一聊，還是老鄉。對方一句天津話冒出來：“這外國，好多地方還不遇（不如）咱天津吶！”那一瞬，他幾乎要留下淚來。

但語言上的隔閡也并非牢不可破。海外的不少相聲劇場都背靠華人社區，浮云相聲社身處高校，人群的文化背景更加多元，每場演出都有外國人來看。之前來過幾個阿根廷觀眾，中文流利，每個包袱都能聽懂。一問才知道，他們在華人餐館打工，24小時浸泡在漢語環境里。

社團里還有位叫羅蘭的白人演員，是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數學博士。最初還是觀眾，聽了一年后加入演員團隊，今年中秋演出，表演了一段傳統相聲《十全十美》。雖然漢語熟練度還趕不上著名外籍相聲演員大山，可通過簡單的日常對話聊出個包袱，完全可以做到。

對中國曲藝感興趣的當地人并不少。馮賀的學校有個中文角，他有時候去那社交時，會拿上一副快板。打上點，唱上一段繞口令，“老外們都瘋了”，追著馮賀問他唱的都是什么意思，還跟著他開始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八百標兵奔北坡”。還有一次演出，劇場剛結束一場交響樂，一群外國觀眾散了場，圍在門口過道里，就為了再聽聽浮云社的開場快板。

多倫多相聲喜樂匯謝場

“我曾聽見了個春天”

王冠鵬把相聲和相聲社團比做一個溫室，一個“別處”。這些說相聲的人們，有的在為移民發愁，有的在苦修學業，社團里的勞動都是無償，相聲也不是任何人生活的全部。

但它會是生活中除了柴米油鹽，瑣碎銀兩以外最重要、最真摯的事。這也切中了相聲，或者說喜劇的本質。它的笑料來源于生活，甚至很多時候是生活中那苦難的部分。而聽者，也能在其中暫時忘卻生活中那些瑣碎的煩惱。馬威說，在加拿大演出的竅門就是吐槽市政，那些貼合生活的包袱一出，保準能響。“雖然我們知道也改變不了什么，但樂出來總是好事。”

“他在關鍵時刻甚至能救你一命”，王冠鵬說。在生命中，一段段相聲陪伴他度過了許許多多孤獨的時刻，比如備考的深夜，機場的長椅。在任何時候，打開錄音，就能一瞬間回到那個“點著篝火的角落”，一個像“家”的地方。剛到倫敦時，為了省錢，王冠鵬每天要走一個小時的路去上班，陪著他的都是相聲。在學生公寓里，馮賀那臺播著相聲的小音響，也總是開著，按下播放鍵，仿佛自己就能穿越到一個故土母語環繞的世界。像某種交通工具，也像酒一樣，“喝下去，想去哪兒去哪兒”。

王冠鵬最喜歡的電影是伍迪艾倫拍的《午夜巴黎》。那部電影里的主人公是個常常沉淪于夢境中的人，總是幻想著能回到某個文藝史上的“黃金時代”。王冠鵬、馮賀、馬威，這些在海外說相聲的，也很難說不是這樣的人。他們渴望回到某個時代，比如百年前的北京天橋天津南市，八十年代諷刺相聲的興盛，十幾年前小劇場的重現……

在國內收集相聲史料時，王冠鵬碰到過兩次，逝世的相聲名家，其生前的手稿、書籍史料堆在那兒，當做廢品一樣處理。還有九十多歲的老人坐在輪椅上，一字一句把那些百年前的相聲作品背了出來。老人對王冠鵬說：“你要是再不問我，我就要把這些東西帶到墳墓里去了。”他看著心疼。穿上大褂，他總會想起那些老人。

他們也珍愛著他們的劇場，像耕種自己的田。準備上臺的時間里，因為很多演員要么沒住在一個城市，要么工作學業繁忙，有時候排練還要靠線上會議進行。可浮云的舞臺上，每場演出都有新作品。觀眾更是捧場。“無論你演成什么樣，都有人鼓掌”，王冠鵬說。

海外各地的相聲班社，大多是在中秋春節這類傳統年節時舉辦演出，他們沒法像國內專業團體那樣保證演出頻次。演員散落在不同城市，排練更多靠線上會議進行，但他們總是盡可能編出些新段子演出。今年中秋匯演，一位快板演員，從蒙特利爾開車八個小時趕到波士頓，只為打一段十幾分鐘的開場板。

“你總需要些存在于生活而又略高于生活的東西”，王冠鵬說。對他們來說，這是相聲能帶給他們的。關于做夢，關于尋根，關于認同。

在馬威所在的多倫多相聲喜樂匯成立時，關于劇場背景音樂的選擇，幾個人曾經起過場爭論。馬威希望用那首《我曾經聽見了個春天》。這些名家名段，代表了幾代人心中那個屬于相聲的春天的時代。

馮賀覺得這首歌“太悲”，他聽了總想哭。歌曲中提到的演員們正在一批批老去、離開。他們心目中相聲的樣子，似乎會永遠成為一場無法追回的夢。曾經給王冠鵬繪聲繪色重現百年前相聲場面的，他的師爺楊寶璋，在去年冬天離世。但幸運的是，那些記憶，他沒有全帶到墳墓里去。

所以最后，他們還是用了那首每天都會在天津相聲廣播播放的《說學逗唱》：

“說一說世間百態蕓蕓眾生

學一學天地萬物冷暖人情

逗一逗嬉笑怒罵趙錢孫李

唱一唱人間正道淳樸民風

在一個個午夜，王冠鵬正在北美一次次穿越那些屬于相聲的時代。他還記得自己2022年9月臨出國，正準備著在浮云社的第一場演出，師爺楊寶璋神采奕奕地跟他說：“我年輕十歲的話，也想去外面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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