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注一擲"的縣城留學生，困在割裂的現實中

作者 |梧桐

編輯| 車卯卯

割裂的延伸

留學生看似是優越人生的代名詞，其實是學生時代人和人割裂的開始。

出國讀書是一種選擇，但不是人人都是富二代，家境良好的留學生出國留學飆車開趴買買買，家庭條件一般的留學生打工省錢還擔心隨時斷供。

而在一般的條件中，不同于出身一二線城市的小康家庭的學生，家境普通的縣城留學生迫于掏空家里積蓄來讀書的壓力，早早地告別了“清澈又愚蠢”，成了這個鏈條的最底端。

沒有在社媒炫富的本錢，沒有全球旅游的金錢，他們是留學生中的最沉默的群體。

他們通常都有相似的畫像：有很強的驅動力，能靠互聯網打破信息差；家庭不重男輕女，或身為獨生子女，家人愿意全力托舉；能有契機了解出國的生活，并善于抓住機會；目的性強，在國外不被紙醉金迷的生活誘惑二沉淪，才能順利拿到畢業證，留在國外工作。

同時滿足這四項條件，才能成為縣城的“天選之子”，用一紙學歷迎接更廣闊的人生選擇。

性格決定命運，在縣城留學生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普通人通過留學逆天改命的前提條件，是先有這個命。

用一套房換留學文憑，也要有運氣

“只要去法國讀了研究生，以后想在老家買房，基本上不可能了。”

在一套房和學位之間，雅婷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后者。

雅婷在浙江的縣城長大，當地房價2萬一平，父母都是基層員工，攢出了剛好可以買一套房的積蓄，沒有額外資產。985本科畢業后，她被某法國名校的管理學研究生錄取，學費一年大約20萬元。

請輸入圖說雅婷在飛機上（受訪者供圖）

和英美澳相比，歐洲的留學費用相對較低，更劃算，但她的父母還是堅決反對。

幸運的是，雅婷的母親雖然不支持出國，但也認可一張研究生文憑的含金量。他們的認知里，學位越高越有面子，多讀書總是好的，至于去法國還是北京，除了距離都很遠之外，沒有太大的差別。

在985讀書時，雅婷曾在北京的國際組織實習過一段時間，當時，母親就抱怨過北京離家太遠，更希望她呆在浙江、上海或老家縣城。

因此，雅婷母親也會擔心，她一旦到了法國，會因為更遙遠的距離和更貴的機票而不回家，“那這個女兒相當于白養了。”

為了爭取到讀研的學費，雅婷每天在家里游說“拉投資”。

她先從母親入手，今天說管理學專業會對考公考編更有幫助，明天擺出未來的職業計劃，一旦對方態度稍有松動，她就動員母親和奶奶去說服父親。父親是家里的主要經濟來源。

幸運的是，雅婷是備受疼愛的獨生女。父母哪怕不支持，但只有這一個孩子，最終也愿意為了女兒的夢想拼一把。

雅婷吃的白人飯（受訪者供圖）

類似的情景也在曉菲身上出現。她出生于河南的縣城，有一個妹妹，家族的小輩們全是女孩。

初中時，曉菲轉學到洛陽的寄宿學校，有一個家里做生意的同學準備出國，其父母找到曉菲家里，想要找一個品學兼優的“學伴”——曉菲在美國讀書期間，她母親就這樣向別人定義她在國外的生活。

大二，曉菲家里因為擔保被騙，投資失敗，再也無力支撐全部學費，不得已，家里賣掉了市中心的房子來支付留學開支，曉菲邊上學邊做副業掙錢。

“我們家沒有男孩，所以不存在重男輕女。但是，如果我們家有男孩，一定會重男輕女的。”曉菲毫不避諱地說道，“從小，我父母對我就是托舉式的，打個比方，我父母的月薪只有1000元的時候，會花2000元給我買一個教學玩具。”

這就是縣城小孩，尤其是縣城女孩開啟海外留學的第一步必要條件：家庭教育觀念超前，且愿意把本就不多的資源盡數投資到自己身上，哪怕是付出一套房的代價。父母覺得女孩不比男孩差，而這個前提本身就帶著隱晦的男女對比，

曉菲鏡頭下的西雅圖（受訪者供圖）

不得不承認的是，在“重男輕女現象有所減緩”都會上新聞的縣城，要擁有這樣全心注入的家庭支持，運氣占了很大成分。

對于孩子來說，能拉到家人的投資從而讓自己出去留學，需要一個人從小就體現出好學、聰明、對自己負責等世俗意義上的優良品質，才能讓家長認為，砸鍋賣鐵去拿一個文憑，是有盼頭的。

但是有多少人能在懵懂無知玩泥巴的年紀就展現出這些特質呢？這件事上，曉菲也是幸運的，她從小要強，也樂于主動接受新事物，事事與父母溝通征求同意，也為以后父母放心地支持留學埋下了伏筆。

13歲，她跟著學校的游學團去了一趟澳大利亞，在那里，她看到普通家庭也能住帶泳池的大別墅，澳洲留學的學費也是所有國家中相對較低的。

于是，她萌生了去澳大利亞讀研或本科的想法，游學結束后，曉菲通過網絡檢索，就已把澳大利亞大學的排名背得滾瓜爛熟。

15歲時，曉菲又從身為編劇的舅舅那里了解到，編導專業更看重創作硬實力，而非單一的選拔標準。那時，她就已經給未來定下了目標，不高考，走藝考，考編導專業。結合想去澳洲的想法，曉菲跟母親初步溝通后，母親也支持這一決定，“按我當時的路徑，不管是在國內高考還是藝考，未來肯定是會出去讀研的。”

所以，當16歲，和初中同學一起出去留學的契機降臨時，她又一次自己做主，在全家的支持下，把自己送出了國。

縣城個例，靠互聯網打破信息差

對于家境良好的留學生來說，學費斷供是一件具有偶然性的大事，但從16歲出國以來，交不起學費和生活費是縣城留學生曉菲的家常便飯。

在縣城，曉菲的父母職業還算體面，但一個月4000元上下的平均工資完全支撐不起她在美國的開銷。

在學費相對較低的公立大學讀一年書，需要準備至少30萬元人民幣，社區大學的學費約等于公立大學的三分之一。

曉菲先在美國的社區大學讀書，后來轉到美國南部一所排名尚可的公立大學。為了維持生計，她做過代購，賣過美瞳，還做過代寫作業、代課等“灰色地帶”，收入最多的時候，一個月能賺兩千刀。

但對于家境良好的留學生來說，兩千刀或許只是每個月的基礎生活費。

曉菲鏡頭下的Arch國家公園（受訪者供圖）

曉菲的學費大多是東拼西湊出來的，自己找朋友借了點學費，她的爺爺奶奶、叔叔嬸嬸也都給了些錢，而“在縣城，很少有一個家庭愿意去這樣托舉一個孩子。”

最窮的時候，曉菲卡里只剩70美元，其中，有50美元是不能動的銀行基礎存款，卡里少于這個數額，銀行會按月扣取管理費用。

因此，她只能想辦法用20美元生存一周：“家里知道這個情況，但是他們沒有辦法，他們盡力了。”

雖然沒什么錢，但留學的日子依然被曉菲過得有聲有色。

“我的朋友們都是從小地方出來的，或在大城市長大，但家庭條件也一般，對國際教育還沒什么具體概念的孩子。”曉菲回憶，在一個完全陌生的文化環境里，一群剛成年、沒有社會經驗、沒有錢的小孩們，勢必會報團取暖。

“在升學和就業經驗上，沒有人能帶領我們，也沒有家庭的兜底規劃，只能靠自己摸爬滾打。所以我的優勢就在于更會規劃，更有思路一點。”

搜集信息，用網絡打破信息差是曉菲最擅長的，也是從小一直在做的事兒。因此，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她幫助朋友選課，監督他們的學習，平時，有車的人載著大家去超市買菜和上學，一起做飯收拾，一起窩在客廳里看電影，打switch游戲。

所以，曉菲不僅慢慢形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圈，她幫助過的朋友也成為了畢業后職場上的第一個客戶。不斷地從身邊人和網絡搜集資料，再為自己所用，是每一個縣城留學生的必經之路。

在985念本科，申請英國交換項目的過程中，雅婷不斷請教各路學長學姐，在學校內網和小紅書上搜集所有碎片信息，終于拼湊出了一份申請攻略，終于從激烈的競爭中突出重圍。

雅婷在英國大學交換（受訪者供圖）

大學期間，經歷了在政府和國際組織的實習，雅婷發現，如果只做行政，籌備一些活動，寫寫新聞稿，“會把路走窄”。于是，她又為自己立下了利用跨專業的研究生課程來完成職業轉型的目標。

申請研究生的時候，她再次從社媒上找到了各個目標學校和目標專業的學長學姐們，挨個詢問申請的難易程度、就讀體驗和專業就業前景。

當時，所有待申請學校的名單已經定好，申請進程已經過半，雅婷卻偶然發現，法國的項目很適合像她這種沒有商科基礎的學生跨界找工作。如果入學，預計要上2到3年：第一年上學，第二年做兩段6個月的當地實習，第三年結業。

這種會考慮到實習和工作的項目，就是雅婷從海量“過來人”的經驗中，千挑萬選出的“適合留在歐洲工作，好就業”的理想選擇。

于是，她臨時用半個月考出了GRE成績，馬上申請，被法國學校錄取后，再沒申請過其他學校。雅婷很清楚自己的家庭條件，從性價比上來看，法國幾乎是一個“無腦選擇”。

“法國比歐美國家的學費生活費要低太多，”她介紹道，“哥倫比亞大學也錄取我了，但一年的花費就要一百多萬，英國的學校一年要三四十萬，法國只要二三十萬，具體的數字擺在眼前，性價比一目了然。”

看不見的縫隙

通過高考到985，再通過大學接觸到在縣城無法觸碰的人事物，乃至現在身在法國的公寓，劃算著要在歐洲找工作，雅婷覺得自己的人生早就被學歷改變了。

“上了985之后，我才知道原來有這么多可能性，原來有這么多以前都無法想象的資源，然后我才去一點一點的去出國，再不斷地了解其他的可能性。”

雅婷在英國大學交換的生活（受訪者供圖）

打通電話的時候，雅婷正在為兩小時后學校職業規劃師的一對一輔導而焦慮，她在想如何利用留學，再往上夠一夠。

雅婷想在法國或歐洲其他城市找到一份咨詢行業的實習，從而在畢業后轉正留歐，最后再跳槽回國。

但她不知道該怎么做才能順利拿下理想工作，也擔心身為中國人的自己會像前輩一樣，被歐洲職場歧視。

既不能像富二代同學那樣肆意瀟灑地享受單純的校園生活，還要時刻為沒有托底的后路而心焦；在國外掙錢的道路還尚不清晰，且勢必會有隱形天花板的制約；即使回國在北上廣工作，家里也難以拿出啟動資金買房，不能真正地留在當地；但留學成本如此高昂，放下一切回到老家，又有點不甘心。

雅婷感覺自己成了一塊夾心餅干，也是所有像她一樣的縣城留學生都會面臨的困境。

這一腔苦悶又難以對留在縣城當公務員的好友傾訴——在縣城里，幾乎沒有人和她有相同經歷，反而還會招來夾雜著一絲羨慕的不理解。

“我是夾在中間的，”雅婷感慨道，“朋友們會讓我多發點朋友圈，多聊一聊國外的生活，說我是他們看世界的窗口，但我不會講。他們會覺得，我都可以花這么多錢出國了，他們都還沒去過，那這點困難不值一提。”

雅婷留學的窗景（受訪者供圖）

看到“斯坦福博士當基層公務員”的新聞時，雅婷心里犯了嘀咕，以十幾年高等教育的投入成本來算，基層公務員的薪資能回本嗎？

后來我們聊起這事，她沉默了一下，又在電話里說：“不過他可能只是在尋求最喜歡的生活方式，自己想通了就沒事。”

曉菲現在從事國際教育行業，在工作中，她經常會被學生家長不動聲色地評估，而她在美國靠自己轉學、取得文憑、拿到工簽的經歷一直是加分項。

讀社區大學的時候，互聯網的信息還沒井噴，曉菲基本在知乎和論壇去看哪個大學的哪一專業更容易申請、更好就業，學長學姐則給她推薦了一個中介，這個中介給曉菲提供了更具體的選校建議和就讀體驗。

于是，曉菲全憑信息檢索和學長學姐的經驗完成了轉學。這種經歷與現在的國際教育事業相輔相成，曉菲也因此在許多學生中積累了較高的信任度。

她現在有一個來自山東的學生，對方去美國留學的預算最多只有80萬，想通過留學轉型碼農，目標是在美國找到工作，并且，對方還有一個弟弟。

“在我的那些學生里，這種家庭條件算是不好的。”曉菲告訴對方，窮有窮的活法，富有富的活法，而她會盡自己的可能，幫助對方選一所既便宜、又好找工作的學校。

就像她在幾年前，為了畢業后能在美國找到工作，從無數的信息流中扒拉出一所合適的公立大校，畢業后終于如愿拿到美國的H1B工簽，回憶起轉學的選擇，曉菲還是傾向歸結于“選擇大于努力”。

現在，曉菲的家里已經度過難關，沒有了經濟壓力，她才有安全感去做自己喜歡的事，等工作掙夠了錢，曉菲還會再出國讀研，拿一個研究生文憑。

結語

留學畢業后，普通留學生沒有縣城婆羅門的裙帶關系，不是既得利益者，縣城的工作提供不了和海外學歷等值的回報；懷揣著被歧視的擔憂和沒有后路的孤注一擲，他們義無反顧地投入國外和北上廣職場，當地的高房價又讓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屬于這里。

回不去的老家，留不下的大城市，仿佛到哪都是隱形人，但另一方面，由于起點夠低，所以怎么走都是向上。

雖然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掙夠留學回本的錢，但正如“出國總比在縣城呆著好”的想法，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抱著海外文憑，不斷奔赴下一個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