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夏代是否存在的問題上，我們把名和實給顛倒了

《山西晚報》按：繼《前中國時代》《元中國時代》和《晚夏殷商八百年》“上古中國時代”三部曲之后，歷史學者李琳之關于史前中國總結性大著《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近日由研究出版社出版。

《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3年11月

長期以來，我們被這樣的問題所困擾：為什么被華夏正統視為文化落后的“戎狄蠻夷”都自認為是“三皇五帝”的后裔？為什么幾千年以來，“戎狄蠻夷”像飛蛾撲火似的要不斷地逐鹿中原？李琳之從考古學方面觀察發現，自裴李崗文化至西周時期，中原族群的融合變遷可以明顯地分成分流與匯聚兩個階段，“華夏”族群經過了從傳說時代到夏、商、西周——總計6000年的民族融合演變史。在《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中，李琳之第一次把中華民族是怎樣形成的作為重大歷史問題提出，并且完滿地回答了這一問題。全書以考古成果為核心資料構建上古史體系，開拓了中國古史研究的新方法、新領域。

下文是《山西晚報》就《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出版專訪作者李琳之的第七部分內容：

《山西晚報》：從考古學證據上看，商以前有一個廣域王權國家。這個國家是否是“夏”存在疑問。或者說，“夏”的名字是不是周人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創造出來的。且“夏”文化很多內容很可能是周文化的偽托嫁名。

李琳之：夏朝的存在本來不是一個問題，但被有些人故意操作就變成了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首先，從邏輯推理的角度看，夏朝是存在的。殷商的甲骨文中的確沒有發現“夏”字，但甲骨文中發現有“西邑”這個詞，它明確指代是“大邑商”西邊曾經存在的一個政體，而在古文獻中，西邑同夏是連在一起的，如《尚書·太甲》：“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清華簡·尹誥》作為戰國時代原汁原味的的文本，也有相同的記載，而且直接把“西邑”稱作夏：“湯往征弗附。摯度，摯德不僭。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

其次，考古也的確發現了商以前在其西面存在著“二里頭”這么一個廣域王權國家，而且是唯一的。不論是從時間、地點，還是從文化內涵上，它都與我們所說的夏朝契合。如果你承認邏輯推理理論，你就不能否認夏朝的存在。

至于在甲骨文和二里頭遺址中沒有發現“夏”字，就不承認夏朝的存在，我覺得是很荒謬的。“夏”是名，二里頭是實，也就是說，不能用沒有發現“夏”名這個事實來否定“夏”代表的二里頭這個實體的存在。

也許像你說的，“夏”字有可能是周人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創造出來的一個詞匯，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呢？要緊的是“夏”代表的這個實體是存在的，不管殷商叫它什么，都不能否認它客觀存在這一事實。“夏”只是周以后古人約定俗成的一個叫法，名稱而已，真的不重要。我們看問題要看實質，無需在名稱上過度糾纏。

《山西晚報》：在您書中，以考古發現為依據，為讀者梳理了一條上古華夏文化發展的脈絡，對華夏起源給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釋。但同時，這種合理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不合理。因為先民文化遺址發現再多，與原初生活的廣袤場景來說，仍然無法相提并論。這種“管中窺豹”式的解讀是否科學？或者說，從“一滴水”真得能認識“大海”？

李琳之：你說得對，先民文化遺址發現再多，與原初生活的廣袤場景來說，仍然無法相提并論。不過，我在書中也說了：“這本《何以華夏》是在前三本書（《前中國時代》《元中國時代》和《晚夏殷商八百年》）的基礎上寫作而成，是對前三本書所構建的中國上古史體系的一個延伸、總結和升華——實際上是對 華夏民族、華夏國家怎樣濫觴、怎樣形成這一終極問題做出的屬于我自己的一個終極回答。”

這段話有兩層含義，第一，這種描述是一個粗線條式的大框架勾勒，是對成千上萬的上古時代遺址中公認的那些有代表意義的大型遺址發生、發展、壯大、廢棄，及其前后左右之間關系的梳理勾勒，基本上可以看出這6000年華夏形成的大脈絡，從這個意義上，這種“管中窺豹”式的解讀應該還是有一定科學性的。至于我是不是從只對“一滴水”的認識來反映大海，我認為不是，至少是從大海中不同區域不同深度部位，舀取了若干滴吧（一笑）。

第二，這只是我個人的一種解讀，主觀因素肯定存在，肯定不能完全反映這6000年歷史的真實面貌，甚至出現誤讀誤解的現象也在所難免。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重要的是，我做了，不說會由此加深我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至少可以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對我而言，這就足夠了。

《山西晚報》：古史實渺茫難尋。您的書中，也有很多“或許”“可能”之類的詞。這樣的猜測之語，對本書的學術性是不是造成了某種損害？

李琳之：以前的幾本書，我很少使用這類術語，但因此招來不少的批評和質疑的聲音。閉門反思，我覺得質疑者說得不無道理。因為我是一個主觀客體，我寫出來的東西屬于主觀認識范疇，屬于我的一己之見，距離真相總會有一定的距離。即便我很嚴謹，書中每句話，每個論點，都言之有出，言之有據，言之可查，但是我所引述的這些資料和證據大多也是來自文本資料，也屬于主觀范疇，并不能保證絕對正確，所以用“或許”“可能”這類詞語，更符合研究所必需的科學精神，也更嚴謹。畢竟，這個世界上還沒有誰能夠掌握絕對真理，那些自稱是真理化身的人，最后都由神話變成了笑話。

《山西晚報》：看完這本書，了解了考古學視野下的華夏早期歷史，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我國上古史籍和上古歷史。很重要的問題在于，上古史是華夏文明的基石，奠定了中國基本的世界觀、價值觀、家國觀。但通過考古發現，上古史很多并不真實，對這些基本觀念形成很大沖擊。

李琳之：我在上面已經講過，文化和歷史是兩回事，我們在文獻中看到的古史記載并不是歷史而是文化，是我們先人對歷史的加工和創造，是依據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家國觀對上古歷史的再創作。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明白，這種再創作并不是憑空捏造，而是對祖先事跡的捏合、虛飾和夸大。考古學的意義就在于能夠大體還原華夏先人生活的歷史概貌，讓我們后人逐漸追蹤到他們真實的歷史足跡。（全文完）

——原載《山西晚報》2023年12月22日，有增刪。

《何以華夏：從傳說時代到西周》自2023年11月出版以來，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第2023年1108期干部學習新書書單、《中國出版集團2023年度優秀主題出版物》（40種）、人民日報圖書館“金臺好書榜（2024年3月）”等好書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