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疑 | 律師以刑辯為執(zhí)業(yè)方向很危險嗎？

咨詢：葉律師您好，我是一名大一法學女生，對刑法蠻有興趣的，希望以后能往刑法（刑辯）方向發(fā)展。但是周圍很多人都勸我換成民法，說是太危險了，一個朋友說她家人以前是刑事律師，后來有一次被心懷怨恨的當事人家屬打了之后就轉成民法了。我想問往刑法方向發(fā)展真的有那么危險嗎？真的不適合女生嗎？

回答：選擇職業(yè)方向最忌以“刻板印象”作為分析基礎。現(xiàn)實中，執(zhí)業(yè)方向的刻板印象對社會大眾乃至行內人士都有不小的影響：刑事辯護是緊張刺激的，民事訴訟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金融案件都是動輒上億的高端玩家局……誠然，這些刻板印象一定程度幫助大家簡單直白地了解這一領域的“部分”從業(yè)狀態(tài)，但誤差也是不小的。

辦理刑事案件是否具有風險？回答必然是肯定的，但如果我們只討論風險的存在，而不討論風險的產生原因，那么便永遠無法步入任何行業(yè)、任何領域——即便是大家眼中的金飯碗公務員，每年都有那么多的責任倒查、紀律處分，甚至是職務犯罪，已經完全市場化的律師行業(yè)也一樣，各家有各家的風險。

辦理刑事案件的風險主要源于兩個方面：

一是明暗規(guī)則的脫節(jié)。任何領域都有法律條文紙面規(guī)定，以及司法實踐現(xiàn)實情況，兩者間有不同，但刑事案件的這種不同尤為明顯。以“核對證據(jù)”為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guī)定，“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jù)”，然而現(xiàn)實中這一條款的具體操作卻飽受爭議。有觀點認為可以直接將全部卷宗交給當事人核實，有觀點認為可以將客觀證據(jù)直接交給當事人核實，言詞證據(jù)只能以宣讀或概括宣讀的方式核實，還有觀點認為同案人員的言詞證據(jù)在庭前不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披露。以上觀點至今未分出“主流”之說，辯護律師只能在法律規(guī)定、案件情況、當事人狀況、地方司法慣性等因素之間綜合考量，決定如何“核實證據(jù)”。不難看出，刑事辯護工作中，語焉不詳?shù)姆梢?guī)定和復雜的司法實踐是常態(tài)，這種明暗規(guī)則的脫節(jié)是業(yè)務風險的最主要來源。

二是社會矛盾。如果說民商事糾紛是社會矛盾的一種體現(xiàn)，那么犯罪便是社會矛盾的一種升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往往承受著更高的損失和傷害，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他們的律師有著更加深的仇恨，這種情況下，如果律師不考慮社會影響和觀感，純粹追求法律上的辯護效果，有可能激怒被害人，甚至遭受其報復。但如果一味擔憂“被害人報復”，則會導致辯護工作過于軟弱，無法守護當事人的權利，使得刑事辯護成為了“形式辯護”。

然而，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兩個風險源，其實民商事案件也有，非刑事案件獨有，因此無需對刑事領域有過多的偏見。只要盡可能化解這兩個風險源，加強自己的業(yè)務駕馭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那么辦刑案的風險也不會比別的領域案件高，畢竟有傳聞，某省一年內因虛假訴訟被追究刑責的律師人數(shù)，高過該省歷史上所有作偽證被追究刑責的辯護人人數(shù)。

不過說回來，辦刑事案件最大的危險，還是賺不到錢。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刑事部副主任，高校法學院證據(jù)法學課程校外導師。從業(yè)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性犯罪辯護，每年經辦大量刑事案件，擁有豐富的信息網絡犯罪、性犯罪案件辯護經驗，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罪）、無強制措施釋放（無罪）、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為更好地實現(xiàn)刑事辯護專業(yè)化，為客戶提供更優(yōu)質的刑事辯護服務，自2023年1月1日起，葉東杭律師只承接、承辦刑事犯罪辯護業(yè)務、企業(yè)刑事合規(guī)業(yè)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