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來了||長篇小說《太平花》創作漫談

太平花，初名豐瑞花，早在唐代即為蜀中珍品名卉，尤以劍南道青城山中“寶仙”、“醉太平”、“玉真”諸品種為勝。五代后蜀主孟昶，為討愛妃花蕊夫人歡心，下令在成都“盡種芙蓉”，“四十里如錦繡”。此間，也將青城山中的豐瑞花，移往成都種植，夏初開花，繁密似雪，與秋季姹紫嫣紅的芙蓉花，隔季相映，成為妙景。北宋初年，程蘊之任成都知府，見此花冰清玉潔、高雅脫俗，遂“繪圖以奏”，被宋仁宗賜名為“太平瑞圣花”，并移植汴梁，名震京城，在宋祁、陸游、范成大等宋人的詩文詞章里，多有吟詠。后，金滅北宋，太平瑞圣花被劫至金中都（今北京）。金滅，皇城里的太平瑞圣花被毀，只有京郊少許躲過劫難，保留下來。元、明兩代，太平瑞圣花被移入紫禁城御花園內。清初，又移植到暢春園和圓明園。清中葉，嘉慶帝崩，謚號仁宗睿皇帝，因“睿”與“瑞”同音，為避諱，繼位的道光帝下令將“瑞圣”二字去掉，只稱“太平花”，沿用至今。然，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毀三山五園，暢春園、圓明園里的太平花盡皆被毀，只余長春園兩株幸存。幾年后，慈禧太后重修圓明園，將幸存的兩叢太平花移到排云門前。不料1900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太平花再遭劫難，只余一株幸存，尤顯珍貴，慈禧太后常以此花賞賜王公大臣，京城權貴皆以種植此花為榮。這時，遠在河南的開封（北宋汴梁）、四川的成都和青城山，名聲遠播的太平花，卻銷聲匿跡，蹤影難尋。直至2017年，青城山下的都江堰市，才設法與故宮聯系，將一株枝繁葉茂的太平花迎歸故里，種植在離堆公園內。

離堆公園里的太平花（圖源網絡）

這就是太平花的真實故事：兩次賜名，六次遷徙，縱越大半個中國，又與唐宋以后上千年的中國歷史緊密關聯，很精彩，也很離奇。故在迎歸儀式上，有專家一語道破：一朵太平花，半部中國史！

我也親歷了那次隆重的迎歸，當時就在座談會上昂揚表態：一定要以太平花為名，寫部小說！話說出去了，我才發現，究其題材，太平花當屬地方性質。而地方性題材的寫作，極易落入窠臼：照搬故事，敷衍成篇，很難在文學空間里騰挪。同時我也知道，歷史上或生活中的故事再精彩、再離奇，也難以成為小說。小說需要更多的東西。寫小說，是用一根針去挖一口井，需要作者從細小處出發，穿透故事的外殼，去發現更深的蘊涵、更廣闊的世界。

此后，我便開始對“太平花”進行苦苦的“探究”與“穿透”。

由太平花的命名，我想到了生活中一些熟悉的事。比如青城山下有座小山，叫太平山，山下有個小鎮，叫太平場。都江堰城里，原有一條街，也叫太平街。我上網搜索了一下，更是在全國各地，發現了很多與“太平”相關的地名。由此，我又想到了唐朝的太平公主、宋代的《太平廣記》、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國政權，等等。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中國人，為什么從古至今，都喜歡用“太平”二字來描人狀物，且將和平靜好的歲月叫做“太平天下”，將繁榮興旺的時代稱為“太平盛世”？是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根性里，早就深植著“太平”因子？早就充盈著對和平的強烈向往與渴望？太平天下、太平盛世，是不是我們中華民族古來有之的人文觀念和社會理想？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在回觀中國歷史，回觀世界歷史時，卻發現了一個問題：自從原始社會解體，有了私有制，有了部落、城邦和國家等權力意識形態后，人類就在不斷地頻繁地進行戰爭，特別是在中國歷史上，還出現了一個專門以“戰”命名的時代：戰國。從某種意義來說，人類的歷史，就是戰爭的歷史。于是，一連串的問題隨之出現：人類為什么如此熱衷于戰爭？戰爭的根源在哪里？戰爭的本質是什么？戰爭與和平又有著怎樣的哲學關系？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我發現了一個十分有趣也十分奇怪的現象：中國自古以來出了很多兵法家，產生了許多兵法著作，但所有的兵書，都在講如何布陣、如何施計、如何殺敵、如何取勝，就是沒有一部兵書，講人類應該如何避免戰爭、如何追求并享有和平。德國近代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我也看了，它同樣在講如何利用各種條件、調動各種因素，以確保己方在戰爭中獲勝。我還在網上搜看了古今中外一些著名戰役，比如巨鹿之戰、昆陽之戰、官渡大戰、赤壁之戰、十字軍東征、滑鐵盧戰役、英法百年戰爭，以及后來的一戰、二戰，我發現，盡管戰爭爆發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歸根結底，都與人類的欲望有關，與人性的貪婪、殘暴和侵略性有關。戰爭的本質，是對社會生產力及人類社會、人類文明的巨大破壞，也是對人這個特殊、脆弱的生命體的最大傷害。伴隨人類成長不斷進行的戰爭，是人類最該警惕、最該反省、最該討伐的“曠世魔鬼”。戰爭是有罪的。戰爭中的人，同樣有罪。但人類渴望的和平，卻又不會輕易到來，更是祈求不來的。有時，人類為了和平，還不得不拿起武器，參與戰爭，甚至陷入戰爭的泥沼，循壞往復，難以自拔。人類用來戰爭的時間，遠比人類安享和平的時間更長、更久。這未免不是人類生存的一種殘酷悖論，一種巨大悲哀，甚至是人類用自身力量無法解決的終極困境。人類在和平的路上，走得太艱難，太悲慘了。但人類最終還得擦干身上的血跡，繼續往前走。前方是否會有曙光出現，在世界格局異常復雜、核武戰爭陰云密布的當下，仍是一個十分讓人憂心的問題。

經過這番穿透性的探究與思考，我終于發現了“太平花”下面掩藏著的那些“深刻蘊涵”與“廣闊世界”。但反觀太平花原有的故事，我又發現：它無法承載如此龐大的主題。寫小說的人都有個經驗：故事必須與主題匹配。不然，孱弱的故事就會被沉重的主題壓垮，根本站不起來，立不起來，小說自然難以成功。

我再次陷入困惑與茫然中，甚至開始靜靜地等待。多年的寫作經驗告訴我：一個作家該寫什么，不該寫什么，大多命中注定。既然太平花讓我不期而遇并參悟其“秘密”，自然會有一個與之匹配的故事，同樣讓我不期而遇的。我相信我的運氣。

后來，我簽約阿來工作室，對四川近現代重大歷史題材進行搜集、整理和影視轉化，閱讀了近千萬字的文史資料和大量當事人的回憶文章，我突然發現，1934年冬天的成都，竟牽動整個中國的神經，處境非常離奇，非常微妙。彼時，共產黨領導的中央紅軍，因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利，不得不戰略轉移，經過湘江血戰，已到達湘西地界。當時中共中央有個考慮：將部隊拉進四川，與川北紅軍在廣袤富庶的川西地區匯合，建立新的根據地，并通過秘密渠道，指示四川地下黨，予以配合。成都進入紅軍視線。與此同時，南京的國民黨中央，也開始關注四川，關注成都。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即令身邊的軍事專家分析、研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未來動向，得到的結論是：日本軍隊遲早會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戰爭一旦爆發，日軍會迅速結集力量，對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發起進攻。南京因無地險屏障，將很快失守。這時，國民政府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盡快遷都。遷往哪里？軍事專家們給出三個建議：一是陜西的西安，二是四川的重慶，三是云南的昆明。蔣介石則傾向于重慶。但盤踞在四川的地方軍閥，卻對國民黨中央和蔣介石猜疑頗深，他們雖在1926年北伐期間，就將手下軍隊歸入國民革命軍序列，卻又極力阻止中央勢力進入四川，以便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確保手中的權利不被削弱、損害。蔣介石只得想法通過各種途徑，予以滲透。1934年冬天，國民政府專門派出一個地質考察大隊，來到四川，表面上調查地質、礦產等資源，實則為今后遷都四川搜集資料，作規劃、準備。而這時，日本陸軍部及外務省，已通過潛伏在南京、上海等地的情報網，探知到國民政府的遷都計劃，也派出間諜，潛入四川，搜集城市、道路、河流、橋梁以及其他社會經濟情報，以便在中日爆發全面戰爭后，對抗戰大后方實施精準打擊。于是，兩國四方勢力，即在偏居西南腹地的成都，展開一系列的緊張博弈。后來，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四川地下黨接到延安指示，聯絡軍政學商各界，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促成四川軍隊出川抗戰。八年抗戰期間，四川共出兵350多萬，傷亡64萬。此間，日軍還不斷派出飛機，連續數年，對重慶、成都、樂山等地進行無差別轟炸，造成大量的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其中最為慘烈的，便是重慶“大隧道慘案”，一次就窒息、死亡居民近萬。戰爭的殘酷和本質，暴露無遺，和平的艱難與迫切，同樣顯現。這無疑是反思戰爭、書寫和平的最佳歷史事件，是完全承載得起我要表達的主題的，但我很快又發現：它與原來的太平花，幾乎沒有任何關聯。如何將兩者融合，使之成為小說的有機體？經過反復思考，我虛構了一個叫竹下秀夫的日本植物學家，來解決這個問題。竹下正在寫作《東亞植物志》，因慕太平花之名，從日本來到四川，來到成都，尋找其標本。但竹下還有一個秘密身份：作為與日本陸軍部合作的間諜，前來搜集軍事及經濟情報。于是，竹下對太平花的尋找，就有了一種耐人尋味的意義。為了更好地反思戰爭的本質，我最終讓竹下也成為了他為之服務的這場戰爭的受害者：他兒子在中國戰死，他妻子在東京轟炸中遇難，他女兒在廣島被原子彈燒成黑炭！深陷痛苦與絕望的竹下，放棄了《東亞植物志》的寫作，蟄居在北海道老家，含淚搜集古往今來殘酷的世界戰例，準備寫一部《世界戰爭罪惡史》，借以反思反對戰爭，呼喚吁請世界和平。

經過一年多的反復思考與艱難構思后，我在2018年8月15日這個特殊的日子里，終于坐到電腦前，開始了《太平花》的寫作。我的思緒一下回到了八十多前的成都，眼前出現了一片寒風凄凄的陰郁景象，小說開篇的那段文字，幾乎不加思索地流瀉出來：我無法確知1934年12月的成都天氣。但在我的想象中，這肯定是個十分陰冷的季節，因為我的小爺爺黃海晏從浣花溪邊那間爬滿枯藤的小屋里走出來時，渾身都在戰栗……

《太平花》是我在地方性題材寫作中的一次掘進，也是一次探索。我在努力發掘、書寫它的“深刻蘊涵”與“廣闊世界”的同時，還在文學空間里，盡量騰挪，盡量作些藝術與形式上的追求。比如，我用具體的時間和季節來謀篇布局，在章節安排上，特別明確了“1934冬”、“1935年春”、“1936年夏”等標題，這樣，就將繁復的人物與故事，框定在一個相對狹小的時間與空間里來集中敘述，使得整個小說更緊湊，更凝練。小說中有三組人物，一是“我小爺爺”黃海晏——我“小奶奶”許琳——蟄居在浣花溪邊的“上級”，他們代表成都地下黨，為抗戰與和平，努力奮斗，英勇犧牲；二是“我爺爺”黃河清——日本植物學家竹下秀夫——后來長大成為植物學家的“我父親”黃和平，他們身上承載著太平花古往今來的傳奇故事，并對象征和平與美好的太平花，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苦苦追尋；三是“我舅爺爺”李滄白——中央地質考察大隊負責人王培源，他們代表南京政府，為遷都四川，建設抗戰大后方，艱苦工作。我利用他們之間的血緣和親戚關系，讓三組人物與故事時有交集、穿插，甚至同一個場景、細節，在不同的人物故事中，有著不同視角的描寫。這種織毛衣似的穿插編織的寫法，我還是第一次在小說中使用，覺得很有意思，也讓三組人物關系緊密交織，不至于疏松、游離。多年來，我一直想寫一部小說，讓它首尾相銜，即開篇與結尾，完全閉合，形成一個自洽的圓環。這種結構方式，是我在讀博爾赫斯小說時得到的啟發，這次也在小說中作了初淺的嘗試，效果如何，我不敢往下斷言，只有留待讀者來評議。

總之，我在這次地方性題材的寫作中，盡我所能，作了一些努力與探索，也得到了一些經驗和體會，概括起來，主要有兩點：一、當我們找到一個很好的地方性題材時，千萬不要急于動筆，照搬故事，敷衍成篇，一定要把這個題材，放到更廣闊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場域去觀察、思考，努力突破題材自身的局限，努力發掘它背后的復雜性、深刻性，并盡量與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關聯。有個作家朋友說：小說寫作要有母體意識。我很贊成這個觀點。上個世紀，文學界曾經長期流傳著一個說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也同意這個說法，但我認為，要將“民族的”變成“世界的”，必須經過一個提煉、升華與超越的過程，即在獨特的民族性中，發現更多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東西。如此，“越是民族的”，才可能“越是世界的”，否則，就會陷入為民族而民族的狹隘里。地方性題材的寫作，也同樣如此。二、雖是地方性題材的寫作，但在藝術形式上，也要盡力考量、多作追求，比如結構上的安排，要打破陳規，要有新意；敘述語言的把定和整個小說的腔調，要與題材貼合，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還有人物關系的設計、人物形象的刻畫、故事的鋪排與轉承，都要精心考慮、細致書寫。只有這樣，地方性題材的寫作，才有可能成功。

其實，世界上大多數文學創作，都與地方性題材有關，比如美國作家福克納寫“約克納帕塔法縣世系”小說，中國作家莫言寫“高密東北鄉”，阿來寫“嘉絨藏區”，蘇童寫“楓楊樹故鄉”，等等。地方性題材，無疑是中外作家的一個創作富礦，也是中外作家不約而同的一種歷久彌新的書寫載體，且在其中展現自己的創作抱負，營造自己的文學世界，我們切不可輕視之。

BOOK

《太平花》

黎民泰 著

2023年5月

四川人民出版社

《太平花》是一部長篇諜戰小說，以民國時期的老成都為背景，以太平花顛沛流離的千年故事為底色，以隱蔽的敘述人“我”為角度，以植物學家“我爺爺”黃海清、地下黨人“我小爺爺”黃海晏、四川省政府地質所所長“我舅爺爺”李滄白為線索，講述了日本苦心謀劃侵占中國，用各種陰謀手段制造各種苦難，中國人民奮起反抗，最終取得抗戰勝利，迎來“太平盛世”的故事，將共產黨領導的地下黨組織的英勇無畏、智慧靈活和各方愛國人士的犧牲奉獻表現得淋漓盡致。

黎民泰，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委員，魯迅文學院第21 屆高研班學員，都江堰市作家協會主席。曾獲第六屆成都市金芙蓉文學獎，第七屆、第八屆成都市“五個一工程”獎，第九屆四川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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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王 雪

復審：王其進

終審：黃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