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在河南，中華五千年實證卻在浙江？梁啟超神推測被考古證實

中華文明究竟起源于什么時候？

在考古學誕生以前，中國古代大多數(shù)文獻都將歷史人文的開端放在了“五帝時代”，《國語》《史記》把“五帝”具體為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禮記》《呂氏春秋》看法略有不同，認為“五帝”是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

諸史百家看法雖有差異，但中華文明肇始于夏朝之前，卻是一個共識。畢竟，夏朝作為一個家天下的王朝，它在歷史上的出現(xiàn)必然是文明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而不可能從茹毛飲血的群居聚落驟然進化為王權(quán)實體。

那從文明肇始再到夏朝建立，這段時期又有多長呢？《竹書紀年》曾有段記載：“黃帝至禹，為世三十”，如果參照夏朝471年傳位17世，平均每代27.7年作為基數(shù)，黃帝到大禹，間隔了大約831年。

辛亥革命以后，出于“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政治考慮，宣布1912年為黃帝紀元4609年，至于這個紀年的演算是否正確，我們暫且不論，但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說法迅速傳播開來。

當然，這個時候的“文明五千年”還完全是個政治概念，沒有得到考古學的印證。

民國學者呂思勉是第一位試圖通過“科學”方法來驗證“五千年文明史”的學者。當然，由于這個時候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還沒有真正誕生，所以，呂思勉采取的是文獻年表推算法。

也就是首先把中國歷史上有明確紀年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作為基準線，再把史書中記載有君主或王朝國祚的如“殷商六百二十九歲”“夏后氏四百七十一歲”“堯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等逐個累加，最后得出堯帝元年是在公元前2231年，再由此上溯到黃帝時期，得出黃帝距今約5000年的結(jié)論。

1921年，瑞典地質(zhì)學家安特生和中國地質(zhì)人員袁復禮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fā)現(xiàn)了中國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開啟了以地下文物來印證和補充中國史書記載的新篇章，同時也標志著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發(fā)端。

此后，隨著碳14測年技術(shù)的發(fā)明和更多考古遺跡的出土，使得過去只能依靠地層判定孰先孰后的考古學，可以更加精準地給考古遺跡畫上一個時間軸，正是有了這個時間線，讓我們具備了驗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條件，即只要我們能測定公元前3000年前后，我國已經(jīng)進入文明社會，那么中華上下五千年就得到了考古印證。

得益于科技的進步，國家于1996年和2004年先后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根據(jù)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jié)論，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為夏朝晚期都城，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750年至1520年。而夏朝始建年則劃定為公元前2070年左右。

這個結(jié)論的得出主要依據(jù)有三點：第一點是偃師商城的始建年測定在公元前1600年，成為夏商的分界點，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夏朝國祚471年，兩者相加得出2071年；第二點是二里頭文化（夏晚期都邑）的前身之一王城崗遺址（禹都）大城墻修筑的絕對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2030年；第三點是天文學推算的“禹時五星聚”的特殊天象發(fā)生時間在公元前1953年2月。

最后，專家組綜合上述三點，給出了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左右的結(jié)論。

這也就是說，夏朝距今至少有4000年以上已經(jīng)得到了初步驗證。上文已述，夏朝是文明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換言之，如果我們沿著夏朝建立前的遺跡再往前追溯，那么5000年文明史就將得到完美的驗證。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拿到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接力棒后，接續(xù)開展了對先夏史的研究。然而結(jié)果卻有點出人意料。

探源工程專家組最初選定了6處中心遺址作為重點關注對象，分別是：河南鄭州大師姑遺址、河南靈寶西坡遺址、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河南新密新砦遺址、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及山西襄汾陶寺遺址，6處遺址5處在河南1處在山西。可見，專家組最初的考量，或許是認為夏朝在河南，那么孕育夏王朝的文明前夜，必然也在中原地區(qū)。

這是因為，史書中對夏后氏活動區(qū)域的記載主要集中在豫西、晉南，而早于大禹的五帝，其主要活動區(qū)域也集中在以河南為中心的黃河中游一帶。

比如黃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鄭）；顓頊始都窮桑，后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陽)；堯都平陽（今山西臨汾）；禹都陽城（今河南登封）。

但最終，浙江杭州的良渚遺址卻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并得到了第43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會議的官方認可。

以下是關于良渚實證五千年文明史的報道通稿節(jié)選：“良渚古城距今5300—4300年，以規(guī)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復雜的外圍水利系統(tǒng)、分等級墓地（含祭壇）等一系列相關遺址，以及具有信仰與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為主的出土文物，揭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環(huán)太湖流域曾經(jīng)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nóng)業(yè)為經(jīng)濟支撐、出現(xiàn)明顯社會分化、具有統(tǒng)一信仰的區(qū)域性早期國家，為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獨特的見證”。

夏朝在河南，而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卻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浙江。

一個是文獻有記載的中國第一王朝，一個是不見諸于史書但年代更早且具備了所有文明要素的良渚王國，這無疑打破了幾千年來歷代史家所推崇的“中原中心論”，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

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一位史家先賢就曾做出過一番神奇的推測。

1918年，梁啟超先生在撰寫《太古及三代載記》時曾提出：“黃帝與少昊顓頊之間，相去數(shù)代，各有制作，不相沿襲。則謂顓頊為黃帝孫，帝嚳為黃帝曾孫，實可滋疑。”他推測“似中國文化并非一元的發(fā)展”。

梁啟超的“中華文明多元論”在當時可謂高明遠見。我們來看下當時的時代背景：

首先，從有直接文獻記載的周朝到民國的3000年當中，所有史書都無一例外的把上古文明歸納為萬世一統(tǒng)：顓頊、堯、舜、禹乃至商王、周天子都是黃帝后裔。“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不單史書記載如此，就連考古發(fā)現(xiàn)也一樣。秦公一號大墓出土了銘文“高陽有靈，四方以鼐”，河南新蔡出土的楚簡中有顓頊、老童、祝融、鬻熊等楚先祖的名字，表明秦楚兩國統(tǒng)治者都自認為是顓頊的后裔。

其次，民國初年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還沒有誕生，良渚遺址、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遺址這些考古學上的名詞都還沒有出現(xiàn)，就連商朝遺存—殷墟的考古發(fā)掘，也是1928年以后的事了。

當時，即便有人對堯舜夏商周皆為黃帝后代有所懷疑，也只是寬泛的認為顓頊、堯、舜、禹這些上古人物或許并無直接血緣關系，但應當同屬一個部落聯(lián)盟或文化體系之內(nèi)。

可見，在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勢影響之下，梁啟超先生能提出“文明多元論”，多么有遠見。

而此后諸多考古遺址的陸續(xù)發(fā)現(xiàn)，也證實了梁啟超當年的推測完全正確。

1928年，仰韶文化和殷墟文化先后發(fā)掘，由于殷墟的甲骨文字和青銅器所展示的商文化與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之間差異巨大，以傅斯年為代表的中國學者提出了“中華文明二元論”，即：上古中國有東西二元，夷與商屬于東系，夏與周屬于西系，雙方相互爭斗、混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

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齊家遺址（甘肅）、二里頭遺址（河南）、紅山遺址（內(nèi)蒙古）、石峁遺址（陜西）、良渚遺址（浙江）、石家河遺址（湖北）的相繼被發(fā)現(xiàn)，人們才最終認識到，中國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分布有高度發(fā)達的史前文明城址，且各有特色，互不統(tǒng)屬。

時任中科院考古教研室主任蘇秉琦對此曾有一段概論：“過去有一種看法，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我國的民族文化先從這里發(fā)展起來，然后向四處擴展；其他地區(qū)的文化比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響下才得以發(fā)展。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

具體到距今5000年這個時間節(jié)點上，浙江太湖流域最早形成了政治和文化中心，良渚文化隨葬玉器豐富且精致，而同時期中原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黃帝族遺存）墓葬卻顯得品種單一且粗陋，文明發(fā)展程度遠不如前者。

所以，良渚文化就成為了支撐起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的有力實證。

但到了距今4000年這個時間節(jié)點上，良渚文化卻因過度尊崇神權(quán)，導致大量社會財富因為宗教祭祀而被揮霍浪費，最終走向消亡。而彼時中原地區(qū)的二里頭一帶卻在吸納了來自海岱、良渚、晉南諸地區(qū)的文化因素后，形成了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原本宗教色彩濃厚的良渚系玉器，在二里頭這里變成了世俗的裝飾作用的佩戴物品，海岱和長江流域底層民眾作飲器使用的陶鼎，在二里頭被改造成了青銅制成的禮器，夏王朝在此崛起。

近百年來，中國考古通過發(fā)掘的大量實物資料和研究成果最終證明：距今一萬年前在中國黃河、長江和遼河流域都各自出現(xiàn)了本地區(qū)土生土長的文明曙光，它們各自有著不同的發(fā)展脈絡。

從距今5000年開始，浙江太湖流域率先進入邦國文明的社會，到距今4300年前后，由于環(huán)境和社會內(nèi)部變化，長江上中下游、黃河上游和下游及遼河流域等曾經(jīng)盛極一時的區(qū)域文明相繼發(fā)生衰變，原本處于文明“塌陷區(qū)”的中原趁勢崛起，進入了夏商周王國文明。自此，中華文明多元歸一論完全得到了考古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