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困難重重：阿拉伯國家的現代化之路為何如此坎坷

受制于人的現狀和謀求獨立的抗爭之間的矛盾是很多阿拉伯國家近代以來的歷史主旋律。一大批阿拉伯國家在遭受了西方的殖民統治后就開始了對抗西方控制并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進程。這可以說是阿拉伯國家近代的“主線任務”也可以說是“時代考題”。阿拉伯人作答情況如何呢？

很遺憾，阿拉伯人恐怕并非世俗意義上的好學生，因此只回答了前半段——推翻西方統治。阿拉伯人綿延不絕的對抗推高了殖民統治的維穩成本，這使得殖民統治成為“虧本買賣”，于是西方各國被迫或主動的停止了對阿拉伯地區明面上的控制。明面上的殖民或半殖民控制早已停止，但西方勢力卻從未遠離過阿拉伯的土地。

自身政治經濟條件的不成熟與西方勢力的暗中阻遏，令阿拉伯諸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進程屢屢走入墻角，埃及等一批先行國的近代化改革相繼破產。

英法秘密瓜分阿拉伯世界的《賽克斯-皮科協定》

隨著時間的流逝，情況卻沒有好轉。隨著兩極格局的崩塌，一家獨大的美國推行全面的中東戰略，深深的將手伸入了阿拉伯的腹地，引起了阿拉伯地區長期或明或暗的沖突對抗，導致阿拉伯地區成為了全世界安全赤字和發展赤字最為嚴重的區域之一。

面對一塌糊涂的爛攤子，阿拉伯人并非沒有嘗試過改變，但改革之路卻艱難坎坷，最終只能躺平，安心的吃著石油時代的紅利。不過，也并非所有阿拉伯國家都選擇了躺平，近期部分國家的改革力度之大，甚至被國際媒體驚呼為“第二次建國運動”。

這一次嘗試結果如何呢？

資源詛咒

對阿拉伯國家來說，真正意義上的“阿拉伯之春”似乎已近在眼前。隨著大國力量格局的變化，美國開始逐步收縮中東戰略，阿拉伯境內的域外力量難得的出現了消退跡象。阿拉伯人苦苦追尋了百年之久的獨立之路似乎正向阿拉伯諸國招手。

在另外一方面，曾經矛盾頗多的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系也隨著矛盾發發展逐步趨于和緩，“和平與發展”成為阿拉伯國家的共識與主旋律。在這種良好的內外環境下，部分具有憂患意識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力度空前的尋找起改革之路來。

沙特阿拉伯國王薩勒曼

這部分阿拉伯國家的憂患來源于阿拉伯國家較為獨特的發展之路。阿拉伯國家過分依賴自然資源的經濟模式，讓阿拉伯在國際社會中處于一個極為尷尬的地位，石油與礦物產品幾乎成為了阿拉伯國家與世界經濟聯系溝通的唯一紐帶。

這種單一的經濟模式導致阿拉伯國家的發展困難重重，對應的引發了內部的矛盾沖突，再加上西方的推波助瀾，最終醞釀出了史無前例的動亂——“阿拉伯之春”。

這種地區亂象的根源其實還是發展的亂象，經濟結構的扭曲使得很多阿拉伯國家出現了“錯位”的問題，教育的錯位、用工的錯位、貧富的錯位，這些問題遲遲沒能解決，最終上升成了激烈的對抗。

具體而言，海灣阿拉伯諸國的經濟模式是典型的“地租模式”，這一模式的特點是經濟依賴大量的外部租金，因而不需要發達的國內生產部門，只有小部分勞動力參與租金生產，而政府則是外部租金的主要收取者。自然資源收益具有明顯的地租屬性，因此海灣阿拉伯諸國是標準的“地租型國家”。

當然，即使是石油資源充沛的海灣地區，也并非所有國家都能擁有石油資源，海灣諸國中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倒霉蛋”沒有石油產出，這些非產油國往往也被視作“地租型國家”。原因是非產油國也可以通過僑匯、援助等途徑分享產油國的石油收入，還可以通過區位優勢及戰略價值獲取對應的地理租金和戰略租金，從而成為所謂的準地租國家。“地租模式”是阿拉伯經濟的本質，石油是天賜之寶，也是伴生的詛咒。

以沙特為代表的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典型特征是“富而不強”，國家和社會運行時仍然較多的遵守傳統社會的規則。高昂的石油收入讓國家的發展產生惰性，無需發展工農業即可賺得盆滿缽滿。但石油雖多，終有枯竭之日。即使石油沒有枯竭，海灣諸國也得隨著國際油價的起起伏伏或悲或喜，“天下興亡，系于一業之上”正是海灣諸國的真實寫照。

除了經濟極端依賴石油的問題外，還有諸多衍生問題。在社會領域，海灣阿拉伯國家實行高福利政策，人口增長較為迅速，但經濟體系卻無法吸納快速增長的人口，致使海灣諸國失業率居高不下。在這種情況下，海灣諸國還引進了大批外籍勞工，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局面。

在政治領域，政府控制石油，石油帶來收入，政府從而順利控制整個政治經濟體系，并向民眾分配財富。這套體系為海灣阿拉伯國家提供了超乎尋常的穩定性，使得海灣地區成為了君主制國家最集中的地區，相對的，這套系統也在抑制著政治現代化的可能。

產油諸國的情況尚且如此，非產油國的情況就更加糟糕。他們和產油國一樣依賴地租收入，但獲取的微薄收入卻不足以供養國家，于是局勢更加動蕩。在阿拉伯之春中陷入動蕩的國家，大部分都是油氣資源并不豐富的非產油國。

所以說，地租型的經濟給阿拉伯國家帶來的福利是全方位的，同時帶來的危害也是全方位的。正所謂“所有命運的饋贈，都已在暗中標好了價碼”。阿拉伯國家必須尋找一條能夠擺脫資源依賴的道路。

阿拉伯：向東看

在阿拉伯之春的動亂之后，埃及、突尼斯等深受其害的共和制阿拉伯國家率先踏上了改革之路，但是這幾位的改革之路并不順利，或者直白的說，他們的改革成效完全是“原地高抬腿”，雷聲頗大，雨點頗小。

以埃及為例，埃及的改革并非一無所獲，曾經受益于埃及政府所推出的多項改革舉措和政策支持，埃及的非石油出口收益在2022年上半年增長至193.53億美元，較2021年同期增長了2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東和中亞部主任吉哈德·阿祖爾對埃及的經濟改革提出贊揚，稱“通過政策引導，埃及的經濟結構正在逐步優化，這有助于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并為經濟注入動能。”

然而，新冠疫情的到來對埃及的經濟形成了嚴重的沖擊，不只沖擊了埃及經濟改革的現有成果、還影響了經濟改革的持續性、放大了經濟改革的負面因素。導致埃及對地租性收入的依賴加劇，改革派投鼠忌器，最終只能走回依靠海灣阿拉伯國家援助以及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老路。

除了埃及之外的其他國家也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一些國家深陷政治與經濟危機之中，根本無力改革，譬如伊拉克和黎巴嫩。另外一些國家則尚且沒有走出戰爭帶來的創傷，譬如敘利亞和也門。約旦和摩洛哥諸國雖然沒有遭遇危機，但經濟狀況堪憂，改革有心無力。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海灣阿拉伯諸國的革命，沙特于2016年推出的“2030愿景”是海灣阿拉伯國家開啟新一輪改革之路的標志，引發這次改革的直接原因是國際油價的下跌。但如今的改革動力首先是“雙碳”背景下全球能源轉型不斷加速的情況下石油出產國的尷尬地位。從沙特到阿聯酋，隨著新一代領導人的上臺，越來越多的海灣國家提出了“去石油化”的國家戰略。

在過去，海灣諸國其實也進行過很多經濟改革，但改革的誠意與深度并不足夠。以往的海灣諸國的行動目標主要是發展石化行業的下游產業，延長石油資源產業鏈，提高油氣資源的附加值。而本次改革的行動模式則發生了改變，從發展石油行業變成了利用石油紅利發展非石化行業，特別聚焦于基礎設施、新能源、航空航天、數字經濟等新產業。

為了向生產型國家轉型，海灣諸國還進行了很多行動。針對勞動力市場，沙特推出了勞動力本地化的政策，規定不同行業本國勞動力就業比例，試圖推動本國公民取代外籍勞工，以此解決失業率的問題。對于外籍勞工，一些海灣諸國取消了擔保人制度，這對于外籍勞工而言無疑是個利好消息。

另外，本次改革還有一個史無前例的變化，那就是改革不只停留于經濟產業層面，而是逐步的深入到社會文化領域，觸碰到了敏感的社會與宗教問題。

譬如沙特推行的“去瓦哈比化”改革，這項改革正在剝奪宗教警察的權力，將哈瓦比派的戒律從社會規范扭轉為宗教內部規范。并對司法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以賦予女性和外國投資者正當的權益保護。

不好預測的未來

盡管海灣諸國本次改革表現出了和以往有所不同的決心，但海灣諸國以往推行的經濟改革往往無疾而終，因此本次改革能否取得成效仍然不好預測。

當然，利好消息也并非沒有。得益于烏克蘭危機引發的世界能源危機，石油價格被出乎意料的推上高點，為海灣諸國帶來了一筆“意外之財”。預計2022年海灣阿拉伯國家石油出口收入將超過5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近一倍。其中沙特2022年石油出口收入預計將達到3000億美元，實現約400億美元的財政盈余。

這無疑為海灣諸國的經濟改革增加了底氣。海灣國家另外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則是“集體向東看”，紛紛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以借鑒中國的發展經驗，從發展戰略對接的高度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往來，這對于阿拉伯國家的轉型似乎也是不小的助力。

無論如何，沙特等國本次高調的轉型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無論成功與否，對于阿拉伯世界都有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