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的蚩尤跟河南的黃帝打了一仗，咋成了苗族祖先？DNA不會騙人

蚩尤原本是和炎黃齊名的歷史人物，然而，受到成王敗寇的著史觀影響，歷代史書對蚩尤的評價和定位都存在一定的污名化，把蚩尤說成是不守天道、殘暴無情的叛逆者。

就連隔壁的日本也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在古代日本的宮廷中傳承有九月結射儀式，對此，日本史書解釋說是因為“蚩尤與黃帝爭天下。蚩尤銅頭鐵身、戰阪泉野、弓刃不能害其身……故歲首射其靈、以鎮國家”。

事實上，炎黃、蚩尤所生存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為了部族利益而爆發沖突，是文明前夜的常態，并沒有所謂“正義”與“邪惡”的區分。

我們今天所說的黎民百姓，無論是“黎民”還是“百姓”都泛指普通民眾，追根溯源，“黎民”正是來自于蚩尤的九黎部落，這也說明炎黃和蚩尤的大戰，最終的結果是促進了上古時期不同血緣氏族間的民族融合。

但正如上文所說的那樣，由于歷史觀的原因，炎帝和黃帝被確立為了華夏共祖，而同樣作為遠古英雄人物的蚩尤卻被排除在外。

當然，只有一個族群除外，這個族群就是苗族。

苗族，古稱三苗、有苗，分布于我國的貴州、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南方特別是西南地區，其中僅貴州一省就生活著全國50%以上的苗族人口。

而無論是湘西、黔東還是湖北咸寧的苗族同胞，均對蚩尤推崇備至，尊蚩尤為“尤祖公”或“格蚩爺老”。云南苗族服飾中至今還保留著“蚩尤旗”，貴州西北的苗族婦女還會佩戴“蚩尤冠”。

苗族史詩《格蚩爺老歌》《湘普相娘歌》和《苗族古歌·跋山涉水》為我們梳理了一個相對清晰的歷史脈絡，即“苗族的祖先叫剖尤（意為尤祖公），從前居住在大河（黃河）邊。后來老天爺心眼壞了，偏袒黃赤二龍。格蚩爺老被殺，余族被迫南遷到大江（長江）邊”。

炎帝、黃帝、蚩尤三祖，除了炎帝的祖籍相對明確，是在陜西渭河流域一帶（姜水）外，黃帝和蚩尤的祖籍都無明確記載。不過，黃帝、蚩尤族群的主要活動地，卻并無太大爭議。

據《帝王世紀》《水經注》《括地志》等史書記載，“黃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那么蚩尤在哪呢？《逸周書》曾有記載，“命蚩尤宇于少昊（皞）”，也就是蚩尤的聚居地在少皞的地盤。少皞的地望歷來沒有爭議，主要在今天的山東省一帶。

無獨有偶，歷來關于蚩尤墓的傳說，也有蚩尤“首級冢”位于山東壽張，而蚩尤“肩髀冢”則位于山東巨野。說明蚩尤的活動區域的確在魯西、豫北、冀南一帶。

史書的記載也得到了考古學和分子人類學的驗證。

從考古發現來看，我國農業誕生于公元前8000年左右，到公元前5000年前后，隨著農業的發展，出現了穩定的聚落群和制陶工藝，也就是仰韶文化初興之時。在史書記載的炎帝活動區域—關中西部以岐山、武功為中心的渭水一帶，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

首先，半坡類型文化的分布范圍與史書記載的炎帝活動地域吻合；而在時空框架上，仰韶文化自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前后持續2000余年，是中國誕生原始農業、開始制作陶器定居生活的關鍵時期，也和炎帝始教天下種谷，七十世而有天下吻合。

其次，炎帝又叫赤帝，尚紅，為火師，姜姓。而仰韶文化恰恰就是“紅陶文化”，半坡類型遺址中不僅發現了以泥紅陶制作的陶器，而且還在聚落房址灶坑旁出土了用于保存火種的陶罐。

第三，半坡類型文化被同出于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全面取代，時間節點剛好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廟底溝類型起源地在河南三門峽，中心區域則囊括了河南鄭州（有熊國），這里發現了后黃帝時代的雙槐樹遺址，被證實由廟底溝類型發展而來。

廟底溝類型有著半坡類型的影子，卻最終反噬了半坡類型，影響和輻射范圍西抵甘肅蘭州，東達海岱地區，北至晉中和冀西北，南則抵達淮漢流域，跟史書記載的黃帝版圖“東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極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高度吻合。

第四，在山東、河北、河南交界地帶發現的仰韶文化后崗類型呈現出濃郁的半坡文化和山東大汶口文化融合特點，但在廟底溝類型崛起后，后崗類型幾乎從華北平原消失。

如果我們把半坡類型看做是炎帝遺存，把廟底溝類型看作是黃帝遺存，把后崗類型看作是蚩尤遺存，那么在考古學范疇內，炎黃蚩尤同源，而黃帝先后擊敗炎帝和蚩尤，一統華夏，就形成一個閉環的證據鏈條。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炎帝、黃帝、還是蚩尤，都并非某一個人，而是一個部族首領的共同稱謂，如此方能解釋三祖之間的戰爭與融合能持續上千年之久。

分子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也再次印證了考古學的結論。

分子人類學，我們可以通俗而簡單地理解為DNA檢測，分為Y染色體（追溯男性先祖）和線粒體DNA（追溯女性先祖）。一般來講，只要樣本沒有污染，從古人類樣本里提取的DNA追根溯源幾乎不會存在誤差，換言之，DNA是不會騙人的。

而根據李輝和金力的研究顯示，仰韶文化的創造主體，其Y染色體類型為O3a5—M134，其中渭河流域半坡類型的群體是M134的支系M117（姜姓在M117下游里面出現的頻率遠高于其他支系），而后崗類型的群體則是M134的另一個支系F444，而鄭州西山的人骨標本Y染色體則屬于M117和F444的下游支系，表明廟底溝人群（黃帝）的確是以后起之秀的身份反噬了半坡人群（炎帝）和后崗人群（蚩尤）。

分子人類學的研究結果同時也證實了炎黃同出于少典氏，而蚩尤部族出于炎帝支系的歷史記載。

當然，這里還存在一個漏洞：即M117和F444以及他們的下游支系染色體只代表炎帝、黃帝、蚩尤三個族群主體同出一脈，并不代表統治階層也就是君主的血緣也是如此。

因為縱觀中外歷史，王族是外族的并不鮮見。比如歷史上的越國，主體是百越族群，他們的Y染色體類型為O1a-M119，但越王卻是大禹（華夏族群）后裔，也就是屬于M117、F444及其下游支系。

既然搞清楚了炎帝、黃帝、蚩尤的時間和空間框架，那么接下來我們就需要回答文章開篇的疑問：

生活在山東的蚩尤和河南的黃帝打了一仗，按說屬于華夏集團的內戰，那為什么戰敗的蚩尤會變成遠在南方的三苗集團的祖先呢？

按照苗族口口相傳的詩歌，他們的祖先原本是生活在黃河邊的，只不過是被炎黃二龍擊敗，才不得不南下遷徙，先過長江，后往西南。

不過，考古發現和分子人類學卻并不支持三苗從北向南遷徙說。

根據《戰國策》記載的三苗活動范圍“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考古工作者在這里發現了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年代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從文化類型和時空分布判定，以江漢流域為中心的屈家嶺及后續的石家河文化正是古苗民創造的史前文化。但屈家嶺文化的前身是大溪文化（公元前4400至公元前3300年），也就是說，江漢流域的史前文化有著連續發展的文化系統，并無仰韶文化南下的影子。

不僅如此，按照分子人類學的研究，古苗民的Y染色體是M7，直到今天，這一染色體單倍群都是苗族同胞的典型特征，但并未發現M117甚至其上游M134單倍群，這表明從三苗時代直到現如今的苗族，都是自成一體連續發展的，沒有華夏族群支系的影子。

那有沒有可能蚩尤并非出于華夏族，而是出于東夷族呢？研究顯示，東夷集團的Y染色體是O2a1b—002611，這一染色體同樣是漢族的三大Y染色體之一，在山東相對高頻，但在苗族群體中卻并不突出。

換言之，苗族的祖先就是世居江漢平原的古三苗，與上古東夷、華夏兩大集團三足鼎立，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黃帝蚩尤大戰這個時代背景下，并無明顯的基因交流。

那為什么蚩尤會成為苗族祖先呢？難道是苗族同胞認錯了？

苗族對蚩尤的尊崇，已經植根于文化習俗和血脈記憶中，就連東漢的鄭玄在給《禮記》注釋的時候都提到“有苗、九黎之后”，所以，苗族認蚩尤為祖先，絕非是受外來文化影響的結果，而是出于自身認知和歷史記憶。

當然，DNA檢測是不會騙人的。雖然苗族主體和東夷以及華夏集團主體在考古學文化類型和Y染色體上都存在較大不同，但上文已述，上層貴族與下層主體平民之間族源不同的情況，并不鮮見。

湖北的考古發現，很好的解釋了這個問題。

在湖北黃岡七里河的石家河時期文化墓葬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用豬下頜骨隨葬以及拔牙風俗。用豬下頜骨隨葬和拔掉側門內齒的習俗，最早源自山東一帶的北辛文化，后來成為東夷集團的典型特征。

但石家河文化的前身大溪文化卻并無這一葬俗，換言之，在古苗民創造的屈家嶺—石家河考古學文化中，的確有來自東夷的群體，或者說是東夷化的北方群體。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保留這一習俗的群體可能有兩支：一支是少皞的東夷本族；另外一支則是“宇于少皞”的蚩尤九黎族，蚩尤的考古學遺存—仰韶文化后崗類型兼具了半坡文化和山東大汶口文化特征，所以墓葬呈現東夷習俗并不奇怪。

究竟是哪一支呢？在七里河遺址多座墓葬中，墓主頭骨都已不見，顯然是經歷戰爭的結果，聚居在三苗文化圈內，卻又喪失頭顱，說明戰爭的雙方正是戰敗南下的九黎和黃帝為首的華夏集團（黃帝族作戰時有斬首風俗）。

但這個群體顯然并非普通九黎民眾，因為豬骨是財富的象征，同時兼具豬下頜骨隨葬以及拔牙風俗的墓葬，只能是來自上層貴族甚至王族（即蚩尤直系部族）。這也解釋了為何石家河時期出現了與石家河文化不同的墓葬習俗，且這種風俗僅在七里河等地發現，并未發展為整個三苗族群的習俗。

直到今天，拔牙風俗仍然只是在云貴川的少數民族之中出現，而并非是整個苗族的文化習俗，這也說明，的確有少量來自山東一帶的上層文化群體融入到了苗族群體中，并且發揮了宗教祭祀影響力，以祖先神的姿態，將南下群體的祖先蚩尤尊為了所有苗人共同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