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和人口報告2022版 學前和基礎教育篇

中國教育和人口報告2022版

學前和基礎教育篇

育媧人口研究

2023/01

專家團隊：梁建章，任澤平，

黃文政，何亞福

特別鳴謝：白學松對本文數據整理有貢獻

#目錄#

1、學前教育階段

1.1 幼托基礎數據

1.2 學前教育的經濟投入

1.3 幼兒園入學率和未來入園人數預測

1.4 入托率國際比較

1.5 托幼服務和生育率的關系

2、義務教育階段（小學和初中）

2.1 基礎數據

2.2 經濟投入

2.3 小學入學率和未來入學人數預測

2.4 PISA成績和學習時間的國際比較

2.5 學習時間和生育率的關系

2.6 家長輔導中小學生學習的時間

3 、高中教育和考試制度

3.1 基礎數據

3.2 獨特的考試制度

3.3 高中學習

4 、政策建議

4.1 大力興建托兒所

4.2 取消中考

4.3 縮短中小學學制

4.4 教育改革和貧富差距

參考文獻

本篇《教育和人口報告 學前和基礎教育篇》將分析中國的教育的負擔。投入方面包括政府、父母和孩子的投入；產出方面包括各個教育階段的入學人數和能力測評數據；并且根據未來人口的趨勢來預測各個教育階段的入學人數。報告將重點分析父母和孩子的時間成本，以及其對生育率的影響。報告將分三個部分：學齡前階段，小學和初中階段，高中階段。

摘要

中國的生育率已經幾乎是世界最低，未來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導致低生育率的最重要原因，是孩子教育的負擔過重。中國的升學和考試壓力造成了教育過度內卷，家長不得不投入很多時間和金錢在孩子的教育上。中國獨特的考試和升學制度加劇了教育的競爭和壓力，并導致形成幾乎世界最高的教育成本。本篇《教育和人口報告 學前和基礎教育篇》研究中國的教育成本及其對人口的影響，分析相關的制度原因并給出政策建議。

主要的結論如下：

1. 托兒所奇缺

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僅為5.5%左右，供給缺口非常巨大，這給家長特別是母親帶來了養育壓力，拉低了生育意愿。

2. 高質量和高代價的小學初中教育

中國學生在國際學生能力測評中名列前茅，但與此同時，中國學生學習負擔過重也造成了生育壓力加大等負面影響。

3. 為高考而存在的高中教育

在“高考指揮棒”的作用下，中國學生在高中階段的學習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考取高分，造成了巨大的浪費。

4. 政策建議

1） 由政府直接投入或鼓勵社會資本建設大量托兒所；

2） 取消中考，避免過早的教育分層；

3） 縮短中小學教育學制2年，提升教育的整體效率。

智能時代的工作尤其在創新領域，需要掌握的知識越來越多，學位要求也不斷提高，但年輕人創新和生育的黃金年齡卻依然在30歲左右，導致在學業和家庭之間產生了矛盾。整個社會唯分數論的評價體系，又加劇了教育的負擔。所以必須縮短學制和取消中考，畢竟在擁有互聯網之后，學生不必死記硬背很多知識點，縮短學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則可以省下很多原本純粹因為復習迎考而虛耗的時間。

1、學前教育階段

1.1 幼托基礎數據

托兒所作為一種服務性福利機構，原本可以很好解決父母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托兒服務在中國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業單位都開辦了托兒所，員工在上班時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福利性的托兒服務體系被全面廢止，大量單位辦的托兒所在改制中被裁減。

目前，我國嚴重缺乏3歲以下的托兒服務，這給家長特別是母親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因為缺少托兒所，夫妻雙方很可能需要有一方暫停工作照看孩子。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家庭又需要依靠雙份收入才能足夠應付開支。這樣的矛盾，增加了育齡家庭的生育焦慮。雖然目前也有一些幼兒園提供日托服務，但整體數量有限，而且對小孩入托年齡有嚴格限制。

上述問題已經引起了來自政府的高度重視，2019年5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三方面的任務舉措：一是加強對家庭嬰幼兒照護的支持和指導，落實產假政策；二是加大對社區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支持力度，支持和引導社會力量依托社區提供嬰幼兒照護服務；三是規范發展多種形式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加強嬰幼兒照護服務專業化、規范化建設。

但在政策逐步得到落實的漫長過程中，依然存在著暫時性巨大的缺口。根據教育部2020年“學前教育分年齡幼兒數(總計)”公告統計的教育機構數據，所有3歲（不含）以下幼兒入園人數加總在園人數為79.6萬人。

表1：2020年全國3歲以下幼兒在園/班數（按辦學機構）

資料來源：教育部、育媧人口

2021年7月2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說，目前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約4200萬，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較強烈的托育服務需求。但調查顯示，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僅為5.5%左右，按照這一數字換算，入托人數還不到231萬，供給缺口非常巨大。

截至2021年底，我國每千人口托位數是2.03個，即200多萬個托位數；而根據“十四五”規劃《綱要》,到2025年，希望實現平均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達到4.5個，托位總數可達640萬個左右，兩者還有400萬個左右托位的差距。

從已公布的數據來看，不同城市的托位數差距較大。如山東濟南，已有769所托育機構，提供托位3.6萬個，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達到3.91個，位居全國前列；根據浙江省公開信息，截至2021年10月底，全省共有各類托育機構3959家，總托位數15.95萬個，每千人擁有托位數約2.47個。

但還有很多城市低于目前的平均托位數。2021年7月，根據山東青島當地媒體發布的信息顯示，目前青島托育機構（含幼兒園托班）438個，可提供托位14208個，每千人托位數僅1.41個。2021年7月，根據鄭州市政務公開的信息，目前全市共有各類托育機構340家，共設托位數17120個。按人口普查的數據計算，鄭州的千人托育位僅為1.36個。

根據相關媒體的不完全統計，至少有13個萬億GDP城市發布了2025年托育發展計劃，但是托育缺口達到近50萬個。

1.2 學前教育的經濟投入

根據育媧人口研究中對于每個家庭在孩子不同成長階段的養育成本的估算，0-2歲嬰兒的養育成本，我們假設與人均消費支出相同，則平均每年為21559元，三年共64677元。3-5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在人均消費支出的基礎上，再加上平均每月1000元（即每年12000元）的幼兒園或學前教育支出，則平均每年養育成本為21559+12000=33559元，三年共100677元。

表 2: 0-5歲孩子的養育成本

資料來源：育媧人口

上述發生在學前教育階段的經濟支出，大部分需要由家庭自行承擔，顯然會加劇工薪家庭的負擔，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年輕夫妻的生育意愿。所以如果要提升生育意愿，就需要政府提高在該領域的經濟投入，幫助分擔對于0-5歲幼兒的經濟投入。

歐盟國家和OECD國家平均花費在0-5歲（即6歲以下）幼兒的公共開支占GDP比例平均為0.7%，其中冰島、瑞典和挪威等北歐國家占比最高，超過1%，以上數據均明顯高于中國。一些OECD國家，花費在0-2歲幼兒的公共開支占GDP的0.5%及以上，例如，2017年的數據顯示，政府用于0-2歲小孩的財政開支占GDP比例，法國和挪威均為0.6%，而生育率較高的瑞典，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了1%。

圖1:部分國家花費在0-5歲幼兒公共開支占GDP的比例（%）

資料來源：中國數據來自于2020年國家教育部，

其他國家數據來自于2017年OECD數據

1.3 幼兒園入學率和未來入園人數預測

相比3歲以下嬰幼兒的超低入托率，針對3至5歲孩子的幼兒園覆蓋率則要高得多。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21年全國教育事業統計主要結果》的數據，2021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9.48萬所。在園幼兒4805.21萬人，其中，普惠性幼兒園在園幼兒4218.20萬人，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7.78%。近5年的相關數據如下表，無論在園人數還是入園率都處于穩步提高的趨勢，基本滿足了該年齡段兒童的教育需求。

圖 2:2015-2021年中國學前教育毛入學率和在園幼兒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育媧人口

中國目前在學前教育階段面臨的現實困境，一方面是0-3歲幼兒的托育服務存在著嚴重的供給缺口，另一方面，隨著未來出生人口的下降，目前針對3-5歲兒童提供的幼兒園服務可能從高覆蓋率進一步演變到供給過量。

根據育媧人口研究，在中預測情形下，中國出生人口將在今后2-3年內跌破一千萬。隨著中國出生人口的下降，未來3-5歲兒童的人口數量也對應下降，下圖中橙色的折線展示了2019年到2029年出生的兒童數量，即未來十年幼兒園入園人數的預測，可以看到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因此，幼兒園現有的供給可以基本滿足未來入園兒童的需求，甚至可能出現過剩的現象。托兒所的嚴重短缺和幼兒園的相對飽和，反映出現有幼托服務體系的結構失衡。

圖 3: 未來十年中國幼兒園入園人數預測

資料來源：育媧人口

1.4 入托率國際比較

相比中國不到6%的幼兒入托率，荷蘭、法國、挪威等國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均超過50%，經合組織國家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平均為35%，歐盟國家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平均為32.7%。與這些數據相比，中國現有的入托率處于墊底位置，足見幼托服務的嚴重不足。

圖4: 部分國家0-2歲嬰幼兒入托率（%）

資料來源：中國數據來自于國家衛健委，其他數據來自于OECD2017年數據

1.5 托幼服務和生育率的關系

如果社會能夠提供高質且廉價的幼托服務，則年輕父母尤其是母親不必被長期束縛在幼兒身邊，從而得以延續之前對于個人事業的追求。而當生育對于職場生涯的阻礙被明顯消減之后，自然會打消年輕父母對于生育更多子女的顧慮，從而帶動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提升。

反過來看，如果社會所提供的幼托服務嚴重不足，就需要家庭自行填補這方面的空缺，現實中為此付出犧牲的往往是女性，導致生育和嬰幼兒照護對女性就業和經濟收入造成嚴重的不利影響，這種現象被視為一種“母職懲罰”。顯而易見，勞動參與的減少和職業生涯的中斷，對女性長遠的工資水平、職位晉升和發展都會產生不利影響。因此，發展托幼服務，幫助女性看護3歲以下嬰幼兒，不僅有利于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也有利于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

所以幼托服務更充分的國家，往往也是生育意愿比較高的國家。放眼世界，法國和瑞典是歐洲生育率最高的兩個國家。完善的托幼服務，則是這兩個國家維持較高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圖5:部分國家0-2歲入托率和生育率的關系

資料來源：國家衛健委、世界銀行、OECD、育媧人口

2、義務教育階段（小學和初中）

2.1 基礎數據

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國家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凡年滿六周歲的兒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應當送其入學接受并完成義務教育；條件不具備的地區的兒童，可以推遲到七周歲。目前我國的義務教育包括小學教育和初中教育，小學六年，初中三年。

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21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1年全國共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20.72萬所，招生3488.02萬人，在校生1.58億人，專任教師1057.19萬人，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95.4% 。

2021全國小學招生1782.58萬人，在校生1.08億人，畢業生1718.03萬人。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99.96%。從2000至2021年，全國小學招生人數最多的年份是2002年，達到1952.8萬人；最少的年份是2009年，只有1637.8萬人。

2021年全國初中招生1705.44萬人，在校生5018.44萬人，畢業生1587.15萬人。初中階段毛入學率102.5% 。從2000至2021年，全國初中招生數最多的年份是2000年，達到2295.57萬，最少的是2015年，只有1411萬。

圖6:2015-2021年義務教育在校生人數和鞏固率

資料來源：教育部、育媧人口

2.2 經濟投入

根據教育部的數據，中國2020年中國教育經費總投入達5.3萬億元，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教育經費總投入的80.91%。具體到各個階段，其中2020年中國學前教育經費投入為4203億元，較2019年增加了104億元；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為24295億元，較2019年增加了1515億元；高中階段教育經費投入為8428億元，較2019年增加了698億元；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為13999億元，較2019年增加了535億元。

按此計算，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階段投入共32723億，如果按照80.91%是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則是26505億元；GDP總額是101萬億元，因此小學到高中的公共教育開支占GDP的比例大約是2.6%。如果與OECD國家對應指標進行比較，會發現該比例處于中下水平，遠遠落后于挪威、以色列、比利時等占比超過4%的國家，也不及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

與財政投入GDP占比相對較低的數據相比，中國家庭在義務教育階段的經濟支出卻并不低。根據育媧人口研究《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中的估算，每個家庭針對6-14歲孩子支出的養育成本為平均每年24072元，整個階段為216648元，占孩子18歲前總養育成本的44.65%。也就意味著，義務教育階段可能是家庭經濟負擔最重的一個時期。

下圖展示了不同國家從小學到高中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國的數字是根據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和GDP計算得出，其他國家數據來自于OECD數據庫。

圖7:部分國家從小學到高中的公共教育開支占GDP比例

資料來源：統計局、教育部、OECD、育媧人口

2.3 小學入學率和未來入學人數預測

根據教育部數據，下圖展示了2015-2020年小學在校生數量和凈入學率的變化，2020年有1億左右的小學在校生，年凈入學率穩定在99%以上。

圖8:2015-2020年小學在校生數和凈入學率

資料來源：教育部、育媧人口

結合育媧人口研究對未來出生人口的預測，下圖展示了未來十年小學入學人數的預測數據，即2016年到2026年出生的兒童，從需求角度可以看出，未來十年小學的入學人數呈現快速下降的狀態。

圖9:未來十年小學入學人數預測

資料來源：育媧人口

2.4 PISA成績和學習時間的國際比較

國際學生評估項目（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是由OECD發起的教育評估監測項目，主要面向全世界15周歲的學生，自2000年起每3年舉辦一次，測試主要是考察學生的閱讀、數學和科學素養。

PISA參與成員主要是OECD成員國，也吸收非成員國家和地區參加，每三年進行一次，根據測評年份命名。經過近20年的發展，PISA參與國家和地區由2000年的43個擴大到2018年的79個（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絕大部分歐洲國家，日本、韓國、泰國等部分亞洲國家，巴西、阿根廷等部分南美洲國家等），已經成為世界上規模較大、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基礎教育第三方評價項目。

為跟蹤、了解世界教育發展趨勢，以國際視角看待中國教育，學習、借鑒先進教育評估手段，2018年教育部組織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四省市作為一個整體參加PISA2018。經OECD統一抽樣，中國四省市361所學校的12058名學生代表四省市在校生參加了測試，361名學校負責人和17634名教師完成了在線問卷調查，學校參與率為100%，學生參與率為99%，教師問卷調查參與率為98%，所有測試數據均由OECD審核、發布。

2019年12月OECD公布了2018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2018）測試結果。在共有來自79個國家和地區約60萬學生參與的測試中，中國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蘇、浙江）作為一個整體取得全部3項科目（閱讀、數學、科學）參測國家和地區第一名的好成績。下圖展示了3項科目平均分排名前30的國家及其分數情況。

圖10:2018年PISA測試平均成績排名前三十名國家

資料來源：OECD

上述成績的取得固然令人欣喜，但也必須看到，無數中國家庭為此付出了高昂的時間成本。根據2018年的PISA調查，參賽國家學生每周學習時間平均為44小時。下圖是部分國家和地區15歲學生每周學習時長。京滬江浙學生每周學習時間達到57小時。相比之下，美國學生每周學習時間為48小時，英國為43小時，日本為41小時。

圖11:部分國家15歲學生每周學習時間統計

資料來源：OECD

用更長的時間換來更好的成績，這樣的投入產出比是否合算？答案或許見仁見智。但必須看到，在依靠超長學習時間取得優異卷面成績的同時，中國學生卻在身體健康方面交出了糟糕的答卷。《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20年）》顯示，6歲至17歲的兒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接近20%。根據國家衛健委在2020年開展的近視專項調查，我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高達52.7%，其中小學生為35.6%，初中生為71.1%，高中生高達80.5%。尤其近兩年在疫情防控的整體背景下，國內多個城市的中小學在不同階段以線上的網絡授課取代傳統的線下授課，導致學生的戶外活動時間明顯減少，進一步放大了孩子可能面臨的健康風險。

2.5 學習時間和生育率的關系

我們再來看看不同國家學生學習時間和生育率的關系。下圖展示了部分國家15歲學生每周學習時間和總和生育率的關系，可以看到兩者基本呈現負相關的關系。中國大陸的學生平均每周學習時間接近60小時，而中國的生育率水平卻處于很低的水平。

圖12:部分國家總和生育率和15歲學生每周學習時間的關系

資料來源：OECD，2018

2.6 家長輔導中小學生學習的時間

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計算后發現，從2010年到2018年的這近十年時間里，小學生家長每周輔導作業的時長從3.67個小時，增加到了5.88個小時；初中生家長則是從每周1.56個小時翻倍到3.03個小時。

表3：中小學生家長每周輔導作業時間變化資料來源：北京大學家庭追蹤調查、育媧人口

3、高中教育和考試制度

3.1 基礎數據

2020年，全國高中階段在校生4163.0萬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494.5萬人，占比59.92%；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1663.4萬人，比上年增加86.9萬人，增長5.5%，占高中階段教育在校生總數的40.0%。根據“十三五”（2016年-2020年）期間的教育公報數據,下圖展示了近5年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的數據情況，可以看到，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還不到60%，基本保持了普高和職高動態相當的水平。

近年來，教育部發文明確要求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工作，堅持職普比例大體相當，把職業教育又一次提到了我國教育體系改革的重中之重，但同時也引發了廣泛的擔憂，因為這意味著中考就要進行“普職分流”，而且是按照1：1的比例，那么會有接近一半的學生被分流，基本上與高中無緣。這讓原本就壓力很大的家長，多了另一層的焦慮，就是如果自己的孩子考不上普通高中的話，很可能就要去職業高中，與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也漸行漸遠。

圖13:2016-2020年中國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數量

資料來源：教育部、育媧人口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中國高考人數一直在持續變化，2011年高考報名人數為933萬人，2014年至2017年四年間高考人數穩定在940萬人左右。2019年突破千萬大關，達到1031萬人，此后高考報名人數持續上漲。有人會說，那么大學生是不是太多了？其實不然。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的大學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我們來對比一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這一指標是指高等教育在學人數與適齡人口之比，通常認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50%以上，則進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2019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53.8%，剛剛進入普及化階段。而且這一數字明顯低于美國、德國、法國和英國等歐美發達國家。在同樣受到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地區進行比較，相對于韓國、新加坡、日本等國的落后差距則更為明顯。總體而言，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入學率近年來已經出現顯著提高，但在國際范圍內，仍然處于相對較低的位置，存在著巨大的提升空間。

圖14:部分國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日本文部省、育媧人口

3.2 獨特的考試制度

中國學生還面臨著獨特的考試制度，承受著巨大的考試壓力。中國的高中生，在高中教育階段的首要目標，就是通過學習取得較高的高考分數，進而得以進入心儀的大學。因此在分析高中教育的問題時，“高考指揮棒”必定是重中之重。

中國國內的高考，只看總分作為統一錄取標準，這種模式在全世界范圍內是唯一的。中國高考過去普遍運用“3+X”的模式進行考核，必修課為語文數學英語三科，另外選修文科綜合或者理科綜合進行考試、分檔等。近年來，很多省份在嘗試新高考改革，即“3+1+2”模式。具體是指，“3”即語文、數學、外語3門統一高考科目；“1”和“2”為選擇性考試科目，其中“1”是從物理或歷史科目中選擇1門；“2”是從思想政治、地理、化學、生物學中選擇2門。當然，所有科目滿分為仍為750分。大多數大學在高考結束后，將根據考生成績，在國家和各省教育招生機構的統一部署下，安排招生和錄取，即“統考+統招”。

相比之下，其他國家的高考制度往往具有更多的靈活度，不同大學不同專業會有更靈活和廣泛的錄取要求。除了參考統考成績，部分會規定平時成績的占比，會突出專業方面的成就，或者更高階的大學水平課程的成績。總之,依然要根據綜合申請材料進行判定，而不是只看文理分科的總分。

以日本為例，“共通考試”由6個教科（國語、歷史地理、公民、數學、理科、外國語）的30個科目組成。考生們根據目標大學的要求選擇報考科目。即使是文理分科，但是很多國立大學對學生的共通考試，依然要求文科、理科內容都要考，拿到統考的成績以后，再到目標學校去參加相應學科的第二次考試，此時的考試才更側重文理或者專業的不同。

俄羅斯的高考科目通常是“2+X”，包括俄語、數學、外語（英語、德語、西班牙語、法語，新增漢語）、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社會知識、信息學。考生平均考3-4門科目，不打算繼續深造的高中生只需參加俄語和數學考試。希望進一步深造的學生，還需要增加外語以及與所報考專業有關的科目考試，高校憑借統考成績錄取考生。

德國各州會分別安排高中畢業考試Abitur，為了方便在全國進行比較，不同的考試卷會根據一致的記分方式折合成可比較的分數，但是各個大學和專業對相應分數的要求也各有不同。

澳大利亞雖然沒有全國統考，各州會分別安排招生錄取，但基本將高中畢業考試的分數轉化為可比的ATAR分值，表達該生成績在所有人中的名次。不同的州可以各自確定平時成績和最終學校考試成績的比例，以判斷是否錄取。

在比利時，高中畢業的學生基本都可以上大學，但是實行寬進嚴出的原則，在大學里通過考試等不同方法會做進一步的淘汰。瑞典、美國和加拿大都沒有相對統一的考試，學生也是根據大學的不同要求提供相應的材料。不過對于美國學生來說，SAT等標準化考試也是大多數學校的基本要求。

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智利等國，規定了“平時成績”在整個大學招錄中的大概占比，比如法國就明確規定最終考試成績占比60%，平時成績40%。各大學也依然可以根據不同專業，在學生提交申請的時候，側重于關注某一個學科的成績和其綜合表現。

本文梳理的大學入學統考，主要是針對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性大學，未將職業院校的細節考慮進來。可以看到，大多數的國家，即使有統一的考試，各個大學、院系在招生上都有一定的靈活度，除了看統考分數、高中成績外，還有一些會根據面試情況來判斷。所以我們列出的錄取方式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情況，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大學往往情況也各不相同。

3.3 高中學習

考試制度的不同，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高中學習方式和學習內容方面的差異。人們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中國學生在高中階段的學習實在太苦太漫長，需要將大量時間耗費于反復刷題，以求在高考中多獲取一兩分。

2008年，中國青年研究中心曾聯合日本、韓國、美國等研究所開展了四國高中生權益狀況的比較研究。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對象為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1-3年級的在校生。中國被試1506人，取自北京、黑龍江、陜西、湖北、浙江的20所中學，日本是來自青森等10個縣的1210名高中生，韓國是來自六個道的1143名高中生，美國是來自十一個州的1003名學生。

根據該項調查顯示，78.3%的中國高中生平時（不包括節假日）每天在校學習時間超過8小時，56.7%每天在家學習時間超過2小時，26.0%每天接受課外輔導或家教的學習時間超過2小時。以上數據均明顯超過其它國家的高中生。

表4：各國普通高中生平時（不包括周末和節假日）每天學習時間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青年研究中心、育媧人口

除了學生之外，學生家長也付出了很多時間和金錢。匯豐銀行在2017年的全球教育報告中，對來自全球15個國家8481對家長的教育投入、教育理念和對孩子的教育預期等方面進行了調查和分析。

報告顯示，從購買校服到大學學費，各國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費用上花費都不少。全球父母們平均在孩子從小學到高中再到大學（本科階段）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花費達到44221美元，中國大陸父母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位列世界第五（見下圖）；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們完成研究生學業或者出國留學，花費要比這個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人均收入不到發達國家1/3，但中國父母對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經和發達國家處于同一個水平。中國大陸教育支出相對于人均收入的倍數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養育壓力幾乎是最重的。

圖15:部分國家父母對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統計

資料來源：匯豐銀行教育報告、育媧人口

調查對象中，幾乎三分之二（63%）的父母為孩子在補課機構交過學費。中國93%的父母給孩子報過輔導班，這一比例位于第一。比例同樣很高的還有印度尼西亞(91%)、中國香港(88%)和埃及（88%）。

圖16:為孩子在輔導機構支付過學費的家長比例

資料來源：匯豐銀行教育報告、育媧人口

然而，中國家庭在高中教育階段的高投入卻未必能換來高產出。一方面，是中國高中生們花費遠高于外國同齡人的時間用于學習。但另一方面，其學習廣度卻并沒有任何優勢，甚至可能處于劣勢。

相比上一代人，現在進入高考考場的18歲學生多花了幾千小時的學習時間，但學生的所學的內容和學生的實際能力卻并沒有提高，考試之外的其他能力還可能下降了。中國青少年睡眠不足現象繼續惡化，95.5%的小學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達不到標準。

還有很多學生第一次高考成績不理想，情愿浪費一年時間復讀，甚至有些還被拿出來當作勵志典范。但復讀并非學習新的知識，完全是為了應試刷題，這是對個人生命和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有了高考，大學就會理性地按照高考分數來掐尖，再往后，企業也會理性地用大學招牌（實質還是比較高考成績）來鑒別學生。于是，學生家長也就理性地把考試作為學習的最重要目的，據此進行教育領域內的軍備競賽。從局部來看，每個學生家長、大學和企業都是理性的，但是在整個社會層面，卻造成了嚴重的內卷和浪費，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如果不改高考制度，只靠行政命令來禁止補課，其實是在跟各方的理性選擇作對，其代價和難度都會變得非常巨大。

4、政策建議

4.1 大力興建托兒所

中國的入托率不到5%，比其他國家低得多。如果找不到托兒所，養育幼兒的負擔將主要落到年輕父母的身上，或者牽連其上一輩老人無奈地參與其中，又或是被迫承受愈加高昂的保姆費用。目前政府方面已出臺包括《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但如果希望真正改變上述局面，還需要在政策實施過程中設定更多的量化標準。建議大量建設托兒所，而且由政府承擔大部分的營運費用，把0-3歲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至少十萬個幼托中心。按照0-3歲有4000萬兒童計算，每個兒童補貼20000元的營運費用，結合50%的入托率目標，每年大概需要4000億左右的財政補貼。

4.2 取消中考

現在中考的目的，是強制分流一部分學生不上大學，轉而走職業培訓的道路。未來隨著智能社會的到來，越來越多工作需要大學教育。現在很多低技能的工作如服務員、快遞、司機的工作，在未來的十年就有可能被機器人取代，剩下的工作可能是管理維護這些機器人。有人說制造業仍然需要很多高級技工，但制造業本身的從業人員需求其實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趨勢是越來越自動化和智能化。高級技工也正在逐步被機器人取代，要么就是升級成生產工程師的職位。當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還會存在空姐、酒店前臺等工作，但這些工作都不需要多年的培訓。在國外，一般都是高中畢業生經過一個月的企業培訓就能上崗，并不需要長達三年的職業培訓。

中考的評價過早，容易讓那些起步晚的孩子遭遇錯誤的評判。每個孩子的成熟期不一樣，比如男孩的成熟期普遍比女孩子要晚一些，農村孩子的成熟期也要晚一些，在學習方面也是一樣，過早分層不利于這些晚熟群體充分發揮潛力。有些孩子在小時候可能由于各種原因，沒有把興趣和經歷放在學習上，但是不代表以后不會。尤其是男生成熟得更晚些，可能一時沉迷游戲，但是后來卻有可能趕上來。還有弱勢群體的孩子更容易輸在起跑線上，因為富裕家庭會把更多的資源來刷題或者提前學習。或許弱勢群體的孩子天分和后勁并不差，但是因為家庭的原因起跑慢了，被過早的分流了。

有人說，需要中考分流是因為有很多學生沒有能力完成大學課程。但是有沒有能力完成大學課程，應該通過以后的資格考試來鑒別，而不是在中學階段強行分離。歐亞發達國家中就讀大學的比例遠遠高于一半。美國是發達國家里大學畢業生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是也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學生就讀高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學生就讀大學，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有大學文憑。中國中學生的能力在全球的排名非常靠前，在幾次全球的PISA測評時，位于世界最高水平之一，遠遠高于美國的中學生的水平。這個測試的結果并不令人奇怪，中國中考數學的難度要遠遠大于美國大學錄取考試SAT的數學考題。中國的中學生轉校到美國的中學以后，理科學習成績的排名往往要遠遠好于在中國學校的排名。所以自然狀態下，中國應該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能夠有資格進入大學，而不是現在的百分之五十。

需要和取消中考相配套的，是高中教育資源的均等化。跟初中和小學資源的均等化一樣，可以通過就近抽簽入學、教師輪換等方法做到。

4.3 縮短中小學學制

智能時代的職業尤其在創新領域，需要掌握的知識越來越多，很多工作的最低要求甚至已經變成了碩士和博士，年輕人的第一份工作的年齡不斷延后，而創新人才的黃金創新年齡還是30歲左右，還有女性黃金生育年齡也在30歲左右，導致接受教育和成家立業的時間因相互擠壓而形成嚴重沖突。所以必須縮短學制和取消中考，畢竟在擁有互聯網之后，學生不必死記硬背很多知識點，縮短學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則可以省下很多原本純粹因為復習迎考而虛耗的時間。

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很多小學都是五年制，而現在的小學生，學習時間增加了很多，實際上完全可以縮短一年時間。而中考和高考浪費了大量的時間，有2年時間用于復習和應付中考和高考。取消了中考，可以縮短一年時間，（如果淡化取消了高考，還可以再縮短一年時間）。這就可以把基礎教育階段提速2年，16歲就能上大學。家長的負擔減輕了，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大部分人20歲大學畢業，就能夠更早地走上社會，能夠有更多的時間成家立業，也有利于生育率的提升。

有人覺得，多出兩年工作時間，相對于40年的職業生涯也不過增加了5%的收入。但實際上，收益遠不止于此，這是在二十幾歲黃金年齡段里增加了兩年的上升期，如果這兩年的能力和薪資的提升是每年10%，那么多出兩年的上升期，就會在整個職業生涯增加20%的產出。

如果女性能提前完成學業，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她們可以在處理職業與家庭的時間沖突時顯得更為從容，多出幾年時間來建立家庭和生育孩子。如果在學校的時間能減少兩年，這將提高10%～20%的生育率。如果政府靠現金鼓勵人們生育，根據本章前面的分析，達到這樣的效果將需要1%～2%的GDP。對于社會來講，提速基礎教育，可以同時實現提高生育率、減少教育支出、增加勞動力供給和稅基、促進創新等好處，是一項非常難得的可以實現多贏的政策改革。

減輕了中考和高考的干擾，不僅可以省下很多刷題的時間，還可以更加貼近教育和企業的實際能力要求去設計課程，提升教育質量和學生的綜合能力。還可以設計更加高效的課程內容，實現更高的學習效率。教育體系效率提高了，年輕人有更多的時間成家立業，家長負擔減輕了，生育意愿也會提高。總之，縮短學制可以緩解人口萎縮和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提升中國的創新能力、綜合國力和生活水平。

4.4 教育改革和貧富差距

要想縮小中國的貧富差距，消除教育不平等應當是重要舉措之一。和其他國家不同，中國的教育不平等主要是城鄉差距。鄉村教育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生源流失和留守兒童問題。2013年，全國婦聯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推算，中國共有6102.55萬農村留守兒童。這些兒童平時缺少父母的陪伴，可能對成長不利。留守兒童問題是中國特有城市戶籍制度和高房價的問題造成的。我們將在有關中國房地產和人口中分析中國的城市化策略，簡言之，應該放開土地供應和戶籍限制，讓更多的人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成家立業。

總的來說，大城市可以給所有在職工作者的孩子提供充足的學位。總的來說，小學，中學和大學未來都是供大于求的。原因是從2017年開始新出生人口開始迅速下降，估計2022年的出生人口只有2017年的60%。以現有的教育設施而言，即使未來所有的適齡人口都100%的上小學、中學和大學，仍然供大于求。所以完全有能力不設任何戶籍限制，讓所有孩子都可以隨父母的工作地點就近入學，這有助于實現教育資源的均等化。

農村地區教育質量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中西部鄉鎮的中學甚至小學都面臨生源不夠和關閉的風險。中國的城市化將繼續進行，未來可能絕大部分的中學生將在包括縣城的城市就學，相當一部分的小學生也將在縣城就學。生源不足的鄉鎮小學將繼續靠大量的政府補貼來維持下去。縮短中小學學制，有利于這些地方提供高質量基礎教育。

另外一個可以緩解貧富差距的辦法，是避免過早分層。農村的孩子由于家長沒有能力和精力進行輔導，可能起步比較慢，但是不代表沒有后勁。所以要盡量把分層篩選延后，例如本章建議的取消中考、淡化高考、普及大學教育等建議，都將有助于讓勤奮和聰明的農村孩子發揮出后勁，不至于過早被篩掉。

總結：

只有大膽改革現有的教育制度，才能解決當前教育效率低下引發的低生育率問題。本報告首先提出了中小學階段縮短學制2年的建議，這樣可以普及十年的基礎教育，讓絕大多數年輕人在20歲時可以完成大學教育，提早兩年走上工作崗位。一部分人可以在22歲獲得碩士學位，提早2—3年走上專業類崗位。這既可以減輕社會和家庭的負擔，又可以讓年輕人尤其是女性有更多時間成家立業，從而提升生育率。除了縮短學制以外，本報告還提出了其他的一些提升效率的建議，主要是取消中考和增減托兒所。在《教育和人口報告》的大學教育篇，我們還將針對大學階段的教育改革提出政策建議。

參考文獻

[2] 教育部歷年發布的統計公報：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

[3] OECD family 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ls/family/database.htm

[4]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8數據

[5] 匯豐銀行：Global Education Report-The Value of Education，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