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不要讓農民用赤裸的胸膛迎接第九次沖擊

這波沖擊，可能又要靠農村來實現“軟著陸”。

01農業大國的含義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別看今天的中國靠工業立國，GDP大頭也是工業，可根子上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大國。

因為，從精神上看，中國人的根在農村，哪怕通過幾代人的努力在城市立足了，中國人仍會把農村視作自己的出處與歸途。

遇到困難的時候，中國人首先想到的是回到出生的地方，那里叫“老家”，也是中國人再出發的起點。

可以說，農村是多數中國人靈魂的歸處。

另外，從歷史上看，中國工業的發展離不開農村，農村就像個無私奉獻的母親，用自己的乳汁含辛茹苦地把中國工業喂養大。

中國人民大學的孔祥智教授曾在《新中國成立60年來農民對國家建設的貢獻分析》一文中詳細列出了農民為國家發展做出的重大貢獻。

包括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工業發展貢獻資金，幫助工業完成原始積累。

按照他的統計，1952年-1997年的45年間，農民低價賣出農產品，包括不限于統銷方式賣出，再買入高價工業產品，形成“剪刀差”，累計為工業發展提供資金多達12641億元，平均每年274.8億元。

那些年農民辛辛苦苦在地里勞作一年，賣出的農產品可能只夠換臺自行車，或者一臺電視機，不是他們的勞動力不值錢，而是工業發展吞噬了這部分價值。

除了用廉價的農產品換取昂貴的工業產品，廣大農村地區還為國家直接貢獻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這個數量從1983年的約200萬人增加到2008年年底的1.3億人，25年增長了65倍，年均增長18%。

這1.3億人幾乎不享有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商保險等城市居民最基本的保障，他們用赤裸的胸膛硬懟鋼筋混泥土，為城鎮經濟發展省下了約11.6萬億元。這些錢同樣成了中國工業化原始積累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農村還為城市建設貢獻了價格極其低廉的土地。

有學者曾計算過，過去40年，國家從農村大概征用了1億多畝耕地，若按照每畝10萬元計算，國家需要支付的成本高達10多萬億元。

但事實上由于征地補償標準較低，地方各級層層扣留，真正到農民手里的不足7000億。其他都成了城市發展的沉沒成本。

說實話，沒有哪個國家的發展能像中國一樣得到農村如此多的支持。所有西方工業化之路都充滿了血腥、暴力，唯有中國的工業化之路，不曾侵略、掠奪過任何其他國家，是完全靠內卷完成的原始積累。

這也是中國可以理直氣壯地談和平崛起的原因。當然，這背后是中國農民默默地付出。

02危機四伏

中國農村除了為中國工業發展貢獻力量，還在關鍵時刻多次替城市分憂。

和多數人的直接印象不同，現實中，城市并不強大，相反非常脆弱。城市就像臺高效運轉的儀器，精度很高，但抗風險能力弱，但凡有什么風吹草動，就可能陷入混亂。

工業發展過程中，風險和機遇是并存的，大部分國家在面臨風險的時候，只能選擇轉移矛盾。對外轉移矛盾的過程，就是侵略、戰爭發生的過程。

后殖民時代非西方國家為什么難以完成工業化？關鍵是這些國家無法完成原始積累，即便完成原始積累了，也無法在遇到危機時轉移矛盾，最終要不跌倒在初始階段，要不夭折于轉型升級時期。

中國工業化過程中也遇到很多問題，城市發展幾度風雨飄搖。但中國沒有把矛盾轉移到第三國，中國依靠的是廣闊無垠的農村，是農村承接了城市發展遇到的一個個難題。

溫鐵軍教授的代表作《八次危機》詳細介紹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發展遇到的8次危機。

1949年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中國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但起初對方反應平平，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憑一己之力將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蘇聯這才答應中國的請求。為此，中國付出了犧牲14萬人、受傷被俘和失蹤約25萬人的巨大代價。

1950年-1959年期間，蘇聯給予了中國54億美元的工業設備和技術投資援助。除此之外，新中國還通過舉債的方式，大規模引進蘇聯的重型工業設備，力圖完成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跨越。

然而，蘇聯并非無私者。在度過短暫的蜜月期后，蘇聯露出獠牙，向新中國提出，要在中國構建海、空軍指揮機構和通信電臺等更加符合蘇聯遠東軍事戰略的要求。面對這種涉及主權獨立的要求，第一代領導人斷然拒絕，于是，蘇聯翻臉。

1957年，蘇聯突然終止一切合作，外部資本、技術瞬間歸零，甚至成為負數，新中國迎來“第一次危機”。

1959年，中國進入虛弱的3年，與此同時，中國周邊的戰略對手也蠢蠢欲動。蔣介石提出“反攻大陸”，印度趁機滋事，同期美國軍艦飛機不斷侵略中國領海，美國和蘇聯還先后多次策劃“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反復訛詐威脅。

在這樣的國家安全環境下，中國政府提出既要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搞原子彈，又要把沿海容易遭受軍事打擊的基礎工業轉移到內地，形成國家工業“大三線”、地方工業“小三線”的戰備經濟模式，這就是“三線建設”。

“三線建設”的作用毋容置疑，它使中國有了一個相對安全的戰略后方，同時也形成了中國的威脅力。但是以鞏固國防為目的、自主投資的“三線建設”，耗資巨大且經濟回報慢。

1965-1975年，國家幾乎拿出全國基本建設資金的一半用于“三線”戰略后方的建設。巨大的投入，有限的產出，再加上國家在工業化空間布局調整上付出的巨大代價，政府財政赤字激增。再加之償還蘇聯外債的壓力，60年代末，中國爆發了“第二輪危機”。

03農村給予的底氣

1972年是個對世界和中國都很重要的年份。

一是美國單方面宣布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后，隨之而來的是產業資本流出、經濟結構高度現代化、美元大幅度增發派生“金融創新”，于是依靠衍生品投機吸納過剩流動性的金融資本全球化時代應運而生；

二是中國在做出“世界大戰在20年內打不起來”的戰略判斷后，借尼克松訪華之際，緩和了中美關系，轉向使用西方的投資改造工業結構，由此開始了新中國的第二輪仍然維持自主性的對外開放。

第二次對外開放延續了國家負債方式，中國更大規模地引進了歐美日等國的設備，把過分偏重于軍重工業的經濟結構轉向偏重民生經濟。

但是由于主要依靠引進更為昂貴的項目和服務來調整國內工業結構，中國幾乎馬上就出現了與“一五”計劃完成后類似的問題：在1974年開始投產引進的成套設備以后，財政赤字連續突破100億，而當時的財政總規模才800億左右，導致國家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投資能力再次嚴重不足，再加上償還外債帶來的壓力，中國爆發“第三次危機”。

這就是改開前新中國為發展工業做出的種種努力，以及經歷的種種危機。

在這三次危機中，中國廣大農村地區接受并容納了三次總計約40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效化解了城市矛盾，緩和了就業壓力，實現城市發展“軟著陸”。

1978年，中國打開國門，在1978年-1979年的投資高潮之后，隨著政府采取嚴厲的緊縮措施，中國進入嚴重的經濟蕭條階段。

不僅經濟增速從1978年的11.7%下降到1981年的5.2%，而且以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代表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也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持續性下降，從1978年的22%下降到1979年的4.58%，到1981年甚至出現負增長，為-10.51%，這便是“第四次危機”。

此次危機主要源于20世紀70年代末形成的巨大的財政赤字壓力。

除此之外，改開后，中國又分別在1988-1990年、1992-1993年因改革瓶頸遭遇兩次危機。

至此，新中國經歷的六次危機雖然都和“引進外資”或“對外開放”有緊密關系，但在危機發生時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是國內財政、外匯和金融領域赤字，基本上屬于經濟系統的“內生性”危機。

來到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已頗具成效，所遭遇的危機也開始受大環境影響，這便是1997年和2008年分別遭遇的兩次輸入性危機。

“輸入性”危機是指在國際貿易背景下，受大環境影響拖累，引發內部危機，這背后往往隱藏著國際資本的蓄意阻擊，多數發展中國家無力應對這種危機。

而中國，先后兩次躲過這種危機。

這其中，無論是“內生性”危機，還是“輸入性”危機，農村繼續扮演起挽救國家經濟于危難之中的關鍵角色，幫助城市實現“軟著陸”。

具體方法包括，在危機來臨時，以大規模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來擴大投資、勞動內需。其中，延續中央“三農”新政的支農投入，帶動生產力三要素中的資金和勞動力大規模回流農村，成為緩和城市就業壓力和投資壓力的關鍵一招。

可以說，農村是中國工業發展最重要的緩沖池，每當危機來臨，人力、資金、矛盾，總能在這里得到緩和。

04第九次危機

當然，每次“軟著陸”也會給農村帶來強烈的沖擊，包括因占用過量農村資源而使農村過多承擔改革成本，甚至引發大量社會沖突。

不過，必須承認，這種沖擊也不完全是壞事。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農村改變思想認知，緊跟城市工業化腳步的外部動力。

同時，工業化到一定程度后，反哺式的惠農投入，客觀上也帶動了農村地區的消費水平，縮小了城鄉差距。

而且，大量資源向農村回流，使得農民原來的因經濟關系緊張而普遍爆發的各種矛盾沖突趨于緩和，整體上改善了農村的社會關系。

但沖擊畢竟是沖擊，在某個時刻給某些特定人群帶去的傷害是不可逆轉的。

譬如，最新一輪沖擊。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將在何時、以何種方式落下帷幕尚不明朗，其對于各國政治、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以及人們思維認知方式、生產生活方式帶來的改變已逐步顯現。

一方面，疫情打亂了全球經濟運行的正常秩序，人流、物流、資金流不能有序流動，產業鏈、供應鏈不能暢通運轉，導致生產活動和經濟社會循環停頓，給諸多行業帶來巨大沖擊。

另一方面，疫情還深刻影響了人們的安全觀、發展觀、國際觀以及政治觀，最終將對國際秩序以及國際安全環境產生深遠影響。

過去三年，中國通過頑強的狙擊，使這種影響降到最低，甚至一度成為世界經濟的諾亞方舟。但洪水并未過去，哪怕暴風雨已經小了很多，地面終歸一片泥濘。

在全世界經濟都半死不活的背景下，中國很難獨善其身。11月，中國廣義貨幣（M2）的貨幣供應同比增長12.4%，增速高于10月的11.8%，創2016年4月增長12.8%以來最高增速。同期，根據中國銀行研究院報告預測，今年全年經濟增速僅為3.2%，貨幣供應增速大大超過GDP增速，債務情況可想而知。

同時，失業率居高不下，各種裁員信息遍布市場，疫情對經濟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不得不放棄原有清零政策，選擇直面病毒。

但是，開放后經濟是否能迅速回血還不好說，因為我們的外部環境稀爛。更何況，海嘯式感染狂潮帶給中國的影響也未知。

事實上，堪比世界大戰級的疫情，帶給中國的沖擊不會弱于過去任何一次危機，甚至在內外交困的背景下，危機可能超過以往任何一次，這便是“第九次危機”。

如何度過“第九次危機”是后疫情時代決策者要面臨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在無法向外轉移危機的背景下，依靠農村實現軟著陸是必然的路徑依賴。

就目前的情況看，經濟問題能否通過農村實現軟著陸還不得而知，至少社會矛盾正通過農村獲得緩沖——因“就醫難”引發的社會矛盾。

放開后最大的沖擊無疑是醫療沖擊。城市是脆弱的，在海嘯式就醫壓力面前，城市醫療體系不堪一擊。

這時，農村默默地承受這一切，大量城市務工、求學人員返回農村，緊隨而來的春運又會有過億人回到農村。這種超大規模的遷徙，在稀釋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時，定然也會減輕城市醫療壓力。

就傳染病而言，農村無疑要比城市更有利于切斷傳播鏈條，降低傳播速度，因為農村人口密度低，住房面積大。

但是，農村的醫療資源更單薄，防護意識更差，定然會承受更大的痛苦，一些特定人群必然會承受更大的傷害。

最近，網絡上隨處可見城市居民留下的吐槽、求助信息，你幾乎看不到農村地區的信息，不是這些地方不困難，而是農村地區在網絡上沒有話語權。

事實上，農村（包括縣城）缺醫、缺藥問題已經非常嚴重。接下來，困難只會更多。

05尾聲

作為在互聯網上較早關注農村醫療問題的博主，早在12月初我就呼吁要重視農村醫療儲備，防止農村醫療擠兌。

今天，我仍做這樣的呼吁：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這就是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是中國的特色，就中國發展的歷程而言，農村從來都不是可有可無的角色，農村是中國發展最大的依仗。同時，農村也是中國趟過一次次城市危機的關鍵。

財富在城市，但底氣在農村。如今，農村即將迎來最強的沖擊，我呼吁有關部門加強對農村的醫療支持，針對性地做好農村防疫宣傳，返鄉者帶些藥物回去，減少對農村醫療的占用。

某個時刻，一粒藥，可能就是一條命。

2023年第一篇文章話題有些沉重，但我還是想說，勇氣，是生命在艱難時間奮不顧身的相信，相信，是時間賦予生命堅韌恒久的勇氣。

因為有中國農村，有任勞任怨的中國農民，我相信中國肯定能挺過這輪沖擊。但是，請不要讓農民用赤裸的胸膛證明自己的勇氣。

全文完，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