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的不平等條約，如何一一廢除？

道光二十年，海波難平。

隨著英軍的步步進逼，清政府，欽差大臣琦善十萬火急，由京入津與英軍議和。

前倨后恭

頗有當年拿皇復辟時法國報紙變節的精髓，我說的就是那個“第一天，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陸……第六天，陛下將于今日抵達自己的忠實的巴黎”。

鴉片戰爭

當琦善見到英軍后，英軍指揮義律甩到他臉上的條款正是大名鼎鼎的“穿鼻草約（也稱“琦善-義律停戰協定”）”。

正是這份草約，開啟了中國滿是屈辱與不堪的近代條約史。所謂“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

根據王鐵崖先生所編的《中外舊約章匯編》，中國近代政府同他國前前后后共簽訂了1182個舊約章。在這一千多個條約里，真正做到了平等友善、互相尊重的友好條約十不存一。

另據高放先生考證，這一千多個舊約中，不平等的條約足有745個之多，其中很多條約都被我們的歷史課本里視作重點。譬如《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伊犁條約》等等。

學生們需要銘記這些條約為中華民族帶來了怎樣的苦難。

這很好，可是對于這些條約是如何被廢除的，課本卻一筆帶過。

因此筆者斗膽在本文對近代條約的修往事做一個簡敘。

清政府與北洋政府的廢約

1840年，中英《南京條約》初定。

此時，一方面西方列強對大清這個足有數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猶有忌憚，尚且沒有看穿清政府腐敗透頂的本質。另外一方面，對國際秩序一無所知的清政府也對讓出的眾多權利不甚在意。

因此當年條約的簽訂多少顯得有些輕率。

隨著時間的流逝，晚清部分有識之士及天下百姓，都意識到了當年所簽訂的條約過于苛責，清政府需要履行的義務和獲得的權利實不相等。

國門大開后，小農經濟遭受沖擊，無數家庭走向破產

太多的人因為這些條約的簽訂遭遇了家破人亡的悲劇，一時間，四海為之激越，九州為之動蕩。

用書面語來說，當時“民族危機空前加劇，社會矛盾空前尖銳”。隨著救亡圖存的愛國情懷不斷高漲，維新派和革命黨都提出了各自修改或者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

這就是中國廢約史的開始。

群情激奮之下，清政府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努力，但腐朽的清政府缺乏抗爭的勇氣和決心，因而在修約及收回權益方面顆粒無收。

清朝之后，仰于西方鼻息的北洋政府，自然同樣無能為力。而民國初年，則由于中外關系的特殊性使廢約問題長期被束之高閣。

這些窘境，或許可以歸結為“時運不濟”。

但很快，天賜良機。

這就是一戰的爆發。這次國際秩序的大洗牌為中國突破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束縛提供了契機。1914年3月，時任總統黎元洪宣布與德國斷交并隨即取消了德國部分特權。

8月14日，北京政府對德奧宣戰，并宣布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此前與兩國訂立的所有條約以及國際協議中與中德、中奧有關系者一律廢止。

一戰后的巴黎和會

等到一戰結束，北洋政府還參與了巴黎和會。在會上北洋政府提出了撤退外國軍隊、撤銷歷史裁判權、歸還租界、關稅自主等七項要求。

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系統提出爭取權益的要求。

兩年后的華盛頓會議，中國政府再次提出修約要求。

最終換來了列強口頭讓步，《九國公約》的第一條明確表示“各國須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國民政府的廢約歷史

國民政府在廢約一事上最大的成就無疑是奪回關稅自主權。

1928年，此時北伐基本完成，國民政府基本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時任外交部長王正廷，穿著正裝、戴著眼鏡，神采奕奕而精神抖擻的發出了國民政府的外交宣告。

“今當中國統一告成之際，應進一步而遵正當之手續，實行重訂新約，以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權之宗旨。”——南京國民政府《對外宣言》

這份宣言拉開了國民政府轟轟烈烈改訂新約運動的大幕。

美國政府率先響應了國民政府的宣言，表示愿意建立平等新約。

當年七月，宋子文作為全權代表開始與美國談判，簽訂了《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系之條約》。在這份條約中，美國承認了中國關稅自主的原則，甚至派出代表幫助修約。

所謂萬事開頭難，得益于美國的表率作用和熱心幫助，國民政府隨即和一系列西方國家重新簽訂了關稅條約。

具體如下：

8月17日，《中德條約》

11月12日，《中挪關稅條約》

11月22日，《中比通商條約》

11月27日，《中意通商條約》

12月12日，《中丹通商條約》

等等等等，暫且按下不表。

國民政府的修約運動，從二八年開展直到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才宣告結束。當時蔣介石試圖獲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從而制止日本的侵略行為，因此停止了修約運動。

另外，主持了改定新約運動的外交家王正廷在九一八事變后被潛入辦公室的愛國學生痛打。身心俱疲之下選擇辭職，也導致了廢約運動在一段時間內陷入無頭無尾的狀態。

回頭來看，國民政府能夠取得外交進展的關鍵因素無疑是美國的支持。

王正廷不僅是近代外交家，更是中國的“奧運之父”

而美國對國民政府的修約運動如此熱心大方，自然不是突然間良心發現，對長期遭受苦難的中國生出了惻隱之心。而是為了在錯綜復雜的國際斗爭中取得對華的外交優勢。

況且，實際上美國等列強讓出的利益并不多。一來雙方簽訂的條約雖然平等，但由于雙方的經濟實力差距過大，因此國民政府并不能從外貿中獲取大量的利潤。二來，中國海關的主要職位仍然被外國人所占據，這種狀況自然使新稅的實施大打折扣。

南京政府第二個外交成就是對治外法權的廢除，雖然最終也沒能做到廢除治外法權，但多多少少有一點成就。

廢除治外法權是中國近代政府的共同訴求，早在北洋政府時期就開啟了相關談判。

29年國民政府重啟了談判，照會各國，要求廢除領事裁判權。面對這一要求，列強自然是斷然拒絕。數月后，國民政府發出第二次通知，重申了廢除領事裁判權的要求，和第一次一樣，這一次同樣無人響應。

于是，國民政府索性將獨角戲唱到底。單方面宣布廢除領事裁判權。

遺憾的是，國民政府空有喊口號的雄心，無抗爭到底的勇氣。僅在第二天就態度軟化。表示前一日的宣言“僅是一種步驟”。

各國隨即看穿了國民政府軟弱的本質，各自提出了本國主張。日本的條件是“開放內地并承認商租權”、英國則要求“分期廢除”。

當然，南京政府也不算顆粒無收，最起碼收回了上海租界的臨時法院，沒有白忙活。

隨后二戰打響，中國的外交事業進入了全新的時期。

42年，中國簽署聯合國家宣言。

42年，美英兩國出于對日作戰需要的考慮，宣布將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蔣委員長當日十分高興，在日記中記下“心中快慰，實為平生唯一之快事”。

43年，美英兩國的承諾落實，分別簽訂了《中美平等新約》和《中英平等新約》。

受英美兩國影響，比利時、挪威、加拿大、法國、荷蘭等九國也隨即宣布放棄一切在華特權，與國民政府訂立新約。

民國錢袋子宋子文，負責簽訂了《中美新約》

當年年末，中美英三國訂立開羅宣言，宣言中剝奪了日本在太平洋及中國所竊取的一切領土。

45年，民國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這一條約中，國民政府允許通過公投結果決定外蒙古是否獨立（實際上就是承認了外蒙古獨立）。作為交換，蘇聯承認東三省歸屬于中國，并尊重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包括旅順海港和長春鐵路。

1949年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于廢約的努力

得益于二戰勝利，國民政府在外交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等到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尚且沒有收回的權利有香港、澳門、外蒙古及蘇俄侵占領土。

這些擔子自然落到了新中國身上。

先說中蘇的領土之爭。

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天，新生的中國政府就莊嚴宣布，對于歷史遺留下來的各個條約，要按照內容承認、廢除、修改或重訂。

64年，中蘇開展邊界談判。

這次談判最終無疾而終，雙方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邊界線問題基本解決），但在一些問題（主要是蘇聯方拒不承認以往條約具有不平等性）上始終無法達成一致。

隨后，中蘇之間的邊界沖突不斷，最終爆發了較大規模的武裝沖突（珍寶島事件）。

最終，1991年中蘇簽訂的《中國和蘇聯關于國界東段的協定》和04年與俄羅斯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解決了邊界問題。

兩國長期爭議的黑瞎子島、珍寶島、阿巴該圖洲渚地區均屬于中國。遺憾的是未能收回外蒙古與唐努烏梁海。

至此，主要的外交問題僅剩收回香港及澳門兩地的主權一事。

此事得益于鄧老爺子開創性的一國兩制構想從而得到解決，具體事宜可以說是中國人就有所耳聞，因此不多贅述。

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再到新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官前仆后繼的投入到中國的外交事業上。

從先后與沙俄、法國據理力爭的曾紀澤、到巴黎和會上發言慷慨的顧維鈞、再到因為外交事業被愛國青年打入病院的王正廷、以及我們所敬愛的周總理。

如今的外交天團

一代又一代外交官付出心血，最終才鑄就了如今的“中國道路”，才塑造出了如今的“外交天團”，此致敬意，為先人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