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如常綻放的煙花，與“失控”的紅綠燈和防疫碼

迪士尼如常綻放的煙花，與“失控”的紅綠燈和防疫碼

作者/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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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萬圣節前夜，上海迪士尼的煙花秀刷屏了。

當然，人們感嘆的并不是璀璨的煙花，而是突發疫情下的樂園，煙花還能如常綻放。

煙花綻放在童話的樂園，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防疫現實映襯下，身著白色防護服步履匆忙的醫護人員。

這一幕，的確顯示了上海的秩序與溫度。

輿論對這場“上海式浪漫”已有諸般贊美。甚至可以說，如常綻放的萬圣節煙花秀，體現了上海的“契約精神”。

作為萬圣節當日的招牌節目，很多身著萬圣節裝束的游客，來到迪士尼樂園，就是為了一年一度的萬圣節煙火。而在突發的疫情考驗面前，樂園在壓力之下，遵守了與游客的這一約定。

抗疫面前，這實在是一件小事，但往往小事之上，卻能夠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溫度與秩序的張弛有度。

突發疫情之下，上海迪士尼的煙花秀原本是“非必須、非必要”的，但非必要的煙花還是按照樂園與游客的“約定”，如常綻放了。

以更廣闊的視角來看，發生在迪士尼的這一幕，的確很“夢幻”。

這種“夢幻”，不僅僅是因為疫情之下，童話樂園和防疫現實的碰撞。

它的夢幻感更在于，這一幕，換一個城市，可能未必會發生。

（二）

與“非必要、非必須”的煙花相比，左右一座城市交通秩序的紅綠燈，可謂“既必須，且必要”。

但是以防控疫情之名，一座城市的紅綠燈，可以被全部調整至紅燈。

相比于上海迪士尼的夢幻一幕，鉛山縣的街道上演了一幕“魔幻”的場景。

因為一個人的確診，當地交通部門發出公告：

“全縣的紅綠燈統一調整至紅燈”。

更顯倉促的是，該縣的確診病例發現于30日。而公告中“全縣紅燈”的行政命令，亦于30日執行，并明確警告30日21時之后：

“闖紅燈一律按照違章進行處罰”。

周末，我看到這條新聞之后，腦子里瞬間涌入了一系列的問題：

如此倉促的禁令之下，當地民生保障等一系列問題妥善安排了嗎？

那些運輸生鮮蔬菜的車輛，那些突然有急事的市民，那些突發疾病的患者或者臨產的孕婦，那些身在外地晚九點后才能趕回縣城的市民……

他們怎么辦？

當地在做出“全城紅燈”的決策時，這些民眾所面對的具體的衍生問題，都做了相應的準備和預案了嗎？

“全城紅燈”直接將鉛山縣送上了輿情的風口浪尖，在媒體的追問之下，這項明顯缺乏必要性的防疫措施，第二天被緊急叫停。

就像它當初被迅速定下來一樣快。

想必在縣城內部，也是將“全城紅燈”這樣一個決策，視為了疫情防控下的過激反應。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

這樣“硬核”的決策，當時是怎樣被當地的決策者定下的呢？

（三）

周末另一則引發廣泛討論的疫情新聞，來自黑河市。

為控制疫情，黑河市自30日起，將戶籍居民的健康碼統一變更為“黃碼”。

這條新聞下面，點贊最高的問題是：

“戶口本也能傳染新冠？”

新聞出來不久，就有黑河戶籍的公民在網上吐槽：

“三年沒回過黑河了，就因為戶口在黑河，現在健康碼黃了，誰替我打工養家？”

在我們的正面宣傳中，信息化、大數據神奇高效又精準，可以精確錨定個人的行動軌跡和活動范疇。

但為何突遭疫情，神奇的大數據就被遺忘了，連在外地多年未歸的人員，也一刀切地變成黃碼？

這不僅給生活在外地的黑河老鄉帶來了巨大恐慌和諸多不便，在某種程度上，何嘗不是一種行政資源的巨大浪費，需要基層工作人員一個個更改那些離鄉人員的健康碼。

在疫情爆發兩年之后，民眾和官方都很清楚，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將不得不與新冠病毒長期斗爭、共存。

“疫情防控常態化”已經喊了一年多，但什么是“常態化”，怎么才能做到“常態化”？

各地交出的答卷并不一致，甚至說在一些規范動作之外，各地的防疫措施幾乎呈現出霄壤之別。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樣的價值觀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在于具體的防疫操作層面，新聞和通稿上每天都掛在嘴邊精準防控、科學防疫，如何能落到實處？

為何有些地方能夠分區、分級做好疫情的科學防控，借助大數據做好密接人員的精準防控、動態防控。而在另一些地區，則動輒祭出全城停擺的“大招”，以對上顯示自己的“高度重視”。

問題在于，一些地方將“應急響應”隨意擴大化，以防疫之名，行任性越權之事。

石家莊等地甚至出現過，以“防疫之名”將老人捆在樹上這樣奇葩的事情。

無論如何，這樣荒謬的場景，不能算到“科學防疫”的標簽之下吧？

僅僅出現幾例甚至僅有一例確診病例，而全城停擺的“防疫措施”，是否科學，是否有用力過猛之嫌，我想這是值得商榷的。

尤其是有上海這樣的“好學生”珠玉在前，相比之下，更顯個別城市在防疫反應面前，做法簡單粗暴，一刀切，層層加碼下漠視民生，令普通民眾深感無力。

總體而言，中國的疫情防控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國家之一，我們總調侃國外諸國應該“抄我們的作業”。

但我們自我審視一番，是否很多城市在這場“開卷考試”中，也并未用心在“抄作業”？

還有2個月，2021年就走完了。新冠疫情爆發已近兩年。

張文宏醫生昨晚發微博說：“疫情常態化，疫情處理標準化”。

我覺得這兩句話特別好聽。

前半句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后半句是一個文明、高效、規范、秩序的現代社會應對之法。

顯然，上海已經做到了“疫情處理標準化”，它屢次經受住了考驗。

但問題是，除了上海這個好學生之外，在疫情爆發兩年之后，我們還有哪些城市能自信地說一句：

我們也做到了疫情處理的標準化？

（四）

很多網友夸上海人面對疫情時用了一個詞：自信。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詞匯。

我想，很多地方上應對疫情的過激動作和反應，可能并不是因為“不自信”。

我也不裝外賓了，直說吧，對于很多地方決策者而言，很多人的思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向上負責”。

這種思維之下，“可禁可不禁”到最后一定會變成“禁止”。所謂層層加碼，到最后就變成一種“表演式抗疫”，即面對疫情，我的做法都過激成這樣了，要還是出現不可控問題，至少顯示了我已經“高度重視”。

畢竟，疫情防控的高壓之下，無論做出任何過激反應，無論祭出何等奇葩的“硬核防疫”，甚至亂作為和簡單粗暴的一刀切，媒體拷問之下，頂多也就是回應一句“接下來會注意方式方法”。

卻不會有丟帽之虞。

疫情面前，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一座城市有沒有在抗疫之時，將更多普通公眾的日常生活“放在心上”，內心自是有一本賬的。

“不惜一切代價取得疫情防控勝利”，我想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公眾對于這個口號和防疫精神是同意、支持，且沒有異議的。

但唯一的問題是：

疫情常態化下，一些出現零星病例的城市，市民們是不是原本并不需要付出那么多“代價”？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