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林｜生有涯，藝無涯：希波克拉底箴言的觀念之旅

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有句名言：Life is short, the art long. 此話常被譯作：“生命短暫，藝術長久。”但譯文似乎脫離了語境或者說語篇，有斷章取義之嫌。希氏的這句格言來自其《箴言錄》（Aphorisms）首篇第一段，全文如下：

Life is short, the Art long, opportunity fleeting, experiment treacherous, judgment difficult. The physician must be ready, not only to do his duty himself, but also to secure the cooperation of the patient, of the attendants and of externals.

生命短暫，醫術長存，時機易逝，實踐難測，判斷不易。醫者必須準備周全，不但要履行自身職責，亦需協調患者、醫助與外界之配合。

作為醫生，希氏談的主要還是跟醫生相關的話題。這句格言的前半部分含義不難理解。從古至今，人類對于生與死的思考就沒停止過，我們常常感慨人生如寄，白駒過隙，所以杜甫感慨“人生七十古來稀”。在西方過去有種說話，將死亡比作隨大多數人而去（to join the majority）。在古代，多數孩童甚至無法活到成年。德國大作家歌德的五個子女中，唯有兒子奧古斯特“闖過了鬼門關”，可這位獨子卻依然在四十一歲時撒手人寰，竟比其父還早走兩年。由此可見，兩千多年前的這句斷言根本無需贅言，不過希氏本人卻活到了耄耋之年，這在古代也算是個奇跡了。人活到了一定年齡，對于“生命短暫”會有更加清醒地認識。業師張子清教授（1939-2024）去世之前寫過一首詩《人生的單程路》：

走上只有單程的人生之路，

到達終點的時間無法預期。

可以肯定的是：

你走的時間越長，

就會感到越孤單，

原來同你旅行的人

離開你越來越多。

——2022年7月25日

對于生死，張老師看得很通透，覺得自己已經是靠借來的時間（live on borrowed time）度日。但對于醫生來說，他們是要傾盡全力救死扶傷。可以說，希波克拉底的這段話道出了人生的悖論：醫生們窮盡畢生心力試圖延長人類壽命，卻常感力不從心。希波克拉底，這位連柏拉圖都推崇備至的古希臘醫圣，畢生都在思考如何治病救人，他留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成為西方醫者千百年來的立命基礎，醫者誓將傾盡全力救治病患，永不加害于人。盡管如今這套誓詞形式已漸式微，但仍被視為醫學倫理的基石，其精神始終照耀著醫學之路。

希波克拉底

而希波克拉底這句格言的后半部分，至少對現代讀者而言，則需要更詳盡的闡釋。Art long究竟所指為何？英國哲學家羅賓·柯林伍德早在《藝術原理》中就已指出，art的“美學含義其實起源甚晚”；拉丁語ars與希臘語technê原本指代的皆是“一種技藝或專門形式的技能，如木工、鍛鐵或外科手術”。古希臘人用technê 表示從手藝竅門到謀略手段的廣泛技能，其時“藝術家”與“工匠”并未截然區分。對承襲拉丁思維的哲人而言，藝術與技術實為同一概念：皆以“造物”為根本。那么核心在于：作品成功的基石是什么？傳統答案指向工匠經年累月淬煉所得的技藝，正如古諺所云：“觀其工，知其人。”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凝練闡明：技之藝術，其本質在于對物品或“藝術作品”（希臘語poiêsis）的創造。在希臘傳統中，從事此創造的手工藝者常被稱作“詩人”（poet）；拉丁語則以faber、fictor等詞稱之。制造，即匠心精神，被視為藝術最核心的本質。除了醫生，古希臘因為瀕臨海邊，因此常以“舵手”為例說明技藝：大海無常，然舵手憑自身理性（而非自然規律）導航。如荷馬所說：“掌舵人，你要讓船只遠離那邊的煙霧和波瀾，靠近這邊懸崖，切不可漫不經心地把船只駛往那里，把我們拋進災難。”（《奧德賽》Ⅻ）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格涅》中也說過，“先生們，我們國家這只航船，在巨浪中顛簸之后，諸神再一次把它平安地穩定下來了”。以“船”隱喻“國家”，以“大海行船”隱喻“統治國家”，以“航海術”隱喻統治國家的技藝、知識乃至秘密，這在古代希臘政治與歷史文獻中屢見不鮮。在這種隱喻中，國家被視為一艘脆弱的木船，憑借著卑微的航海術在茫茫大海上顛簸航行。既然國家的安定繁榮就像大海行船必須憑借高超的航海術一樣不得不取決于同樣高超的治國技藝，那么誰才是擁有這種技藝的人呢?按照柏拉圖的理想，當然是哲人，掌握著穩定的智慧，洞悉變動的規則。古人認為，結果不確定不等于沒有規則；如稱醫學為“藝術”，并非強調其不確定性，而是肯定它能從變化中尋得穩定規律——古人求“理念穩定”，而今人往往求“物質穩定”。

很明顯，希氏的格言是想告誡所有醫者：面對生命的有限與疾病的復雜，你不僅要做一位技術精湛的專家，更要成為一名審慎的決斷者、一位有效的溝通者、一個治療團隊的整合者。真正的醫術，是知識、判斷、時機、協作與責任感的綜合體現。醫生以有限之生命，追求無限之技藝精進，同時懷揣對疾病與生命的敬畏，恰似《莊子·養生主》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這句話仿佛就是今日醫學人文精神的奠基宣言，它之所以跨越時空，就在于它叩問了一個基本的人類境況：在有限的生命中，人如何通過技藝的修煉，觸及某種超越性的價值？故希波克拉底口中的“art”，特指其醫學專業——醫生的天職，在于掌握這門救死扶傷的技藝，工作本身便是通過精妙的醫術實現生存意義。因此，這句話應該譯為“生命短暫，技藝長存”，亦可譯為“生有涯，藝無涯”。

后來，art這一概念逐漸分解成“自由的”與“機械的”，“高貴的”與“低賤的”，在“技藝能力”與“知識認知”之間擺動。古拉丁學者art分解成需要心智的“自由藝術”（liberal arts）與依賴體力的“機械藝術”（mechanical arts）。自由藝術專供自由人修習，旨在陶冶心智，中世紀的自由藝術定格為“七藝”：語法、修辭、辯證法、算術（合稱“四藝”[quadrivium]）、幾何、音樂、天文（合稱“三藝”[trivium]）。機械藝術側重于手工活動，包括繪畫、雕塑等（但不含音樂，因音樂屬數學），常由奴隸或雇工從事。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畫家與雕塑家開始爭取脫離工匠身份，希望創作被視作高尚的自由藝術。這場斗爭并未完全打破“機械”與“自由”之分，核心即在于長期以來形成的觀念：“自由藝術用心智，機械藝術靠雙手。”

從十七世紀起，隨著藝術體制化（如法蘭西美術學院成立），“美的藝術”（fine arts, 或Beaux-Arts）概念在歐洲各國語言中逐漸浮現，推動“藝術”內涵演變：藝術既爭取自由地位，亦強化自身獨特性。此概念最初涵蓋詩歌、音樂、繪畫、雕塑、舞蹈等，強調其創造性與審美價值，而康德進一步為藝術注入“精神”維度，指出藝術須有激活靈魂的原則：“一首詩可以非常工整雅致，但可能缺乏精神。”換言之，藝術作品可能缺乏藝術性，而非藝術作品的生產卻可能符合藝術原則。到了十九世紀初，“美的藝術”意義逐漸融入現代“藝術”（art）之范疇。黑格爾以其《美學講演錄》（實為“藝術哲學”，Hegel's 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為這一語義轉化奠定哲學烙印——他將藝術視為絕對精神在感性形式中的顯現，從而在哲學上確立了藝術的獨立地位。

在完整的箴言版本中，“人生短”與“藝永恒”原本是個整體，后世在傳承過程中將其從完整的箴言中剝離，將其視作相互對立甚至兩極分化的存在，使兩者彼此失衡，其內容上的不對稱性（生命/藝術，短暫/永恒）與形式上的強烈對稱感形成鮮明對比，從而鑄就了這句鏗鏘有力的傳世警句。這種特質在某些語言（尤其是古典語言）中體現得更為顯著。尤其是拉丁語vita brevis, ars longa結構本就適宜凝練格言，僅用四個詞形成兩相對仗的組合，便精準傳遞了原箴言的精髓。

十八世紀油畫《百鳥議會》

英國文學中對此箴言的詮釋，可舉兩種具有代表性的翻譯范式。喬叟在《百鳥議會》（The Parliament of Fowls）用質樸的民間智慧將其譯作：the lyf so short, the craft so long to lerne.（Larry Benson ed., The Riverside Chaucer, Houghton Mifflin, 1987, p. 385）博爾赫斯在《寫作課》（Borges on Writing）里提到，喬叟把這一句譯成英語時，沒有寫“藝術長久，生命短暫”，這樣會索然無味，而是翻譯成：“生命如此短暫，藝術的學習如此漫長。”他在譯文中加了“學習”一詞，賦予了原文中所沒有的一種令人神往的音樂感。培根在其典雅之作《論古人的智慧》亦援引“人生之短暫，技藝精進之遲緩”（that ancient complaint of the shortness of life, and the slow advancement of arts）（Francis Bacon, Essays and Wisdom of the Ancient, Little & Brown Co., 1884, pp. 399-400），指出知識（技藝/科學）進展緩慢，是由人類壽命有限所致。為此，他力倡通過追求科學之道延長生命，從而獲得更深刻、更豐碩、更具變革性的思想成就。在他看來，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人道主義目標——旨在減輕苦難、改善人類境遇、創造持久而有意義的偉大作品。學習的“真正”進步，意味著科學應當成為服務于人類福祉的工具。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孔子在《論語·述而》中提出君子修養四層次：“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此處“藝”指的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基本理念與古代西方有某種契合之處，成為生活的實踐載體。它揭示“藝”不僅是技能，更是修身養性、融入天地的方式。從希波克拉底的醫道，到亞里士多德的創造詩學（poetics），從自由與機械的藝術分野，到現代“美的藝術”之誕生，再到孔子“游于藝”的實踐智慧，“藝術”一詞始終纏繞著技藝與精神、手工與心智、有限與永恒的張力。古人視技藝為在無常世界中尋找穩定規則的方式，今人則常在藝術中寄托超越實用與確定性的審美理想。兩者并非斷裂，而是人類在不同文明路徑上，以手藝與心靈回應同一根本追問：如何在有限生命中，通過技藝的修煉與創造，觸碰那無限而永恒的價值？

醫道如此，百工如此，藝術亦如此——皆是在短暫生命中，留下長存之技藝、精神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