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瀾社 現代美術史上一顆耀眼的流星

龐薰琹 《地之子》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 倪貽德 《夏》 1932年 丁衍庸畢業作品 《自畫像》 1925年 龐薰琹 《如此巴黎》 1929年 倪貽德 《上海南京路》 上世紀四十年代 陽太陽 《煙囪與曼陀鈴》 1933年 1932年決瀾社第一回展合影

◎唐山

“于是以為只要學到一點表面寫實的技巧，便心滿意足，有的甚至連一點初步的技巧還沒有修養成熟便回來欺騙國人……那些東西實在是太討厭了，幾乎使人懷疑到要研究美術也不必定要到歐洲去留學。”在1936年出版的《藝苑交游記》（上海良友圖書公司）中，倪貽德這樣寫道，一眼即知在暗諷誰。

體量雖小卻是相關研究的必讀書

當時中國的西畫壇分兩派，即留法派和留日派。前者又分學院派（徐悲鴻、顏文樑為代表）和印象派（劉海粟、林風眠為代表），藝術主張不同，爭論不休。

倪貽德是著名的美術教育家、文學家，畢業于上海美術學校（即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專”，1920年1月改名），畢業后曾留校任教。1927年留學日本，雖“并沒有人教，主要是自己學，同學中切磋琢磨”，但當時日本“正處于近代美術史上最開放、風格面貌最多元的一段時間”，倪貽德因而對現代主義有了較深入的理解。

1932年，倪貽德和龐薰琹、張弦、王濟遠、陽太陽、楊秋人、周多等畫家共同成立決瀾社，以《藝術旬刊》為陣地，每年10月舉辦畫展，推廣西方現代主義美術，引進較大反響，被認為是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狂飆突進運動，是西方現代藝術在中國的起點。

決瀾社僅維持4年，畫家們未嚴格遵守自己的主張，且彼此觀念差異大，創始人之一傅雷在第二年，便因此退出。決瀾社解散后，倪貽德也改變了主張，走向“為人民而藝術”，積極投身抗戰宣傳。

對于決瀾社，不同時期評價不一：上世紀30年代，它被稱為“新進洋畫集團”；到50年代，成“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大毒草”；至80年代，又被認為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現代藝術先聲”，此后的現代藝術探索，多奉決瀾社為源頭。

決瀾社留存史料極少，這本薄薄的《藝苑交游記》成后來研究者的必讀書。

花了成仿吾的錢沒走成仿吾的路

1901年，倪貽德出生在杭州，1920年春季插班入上海美術學校，接受新式美術教育，但他頗有微詞：“教員的業務水平本來就不高，所知道的實在有限，教的方法無體系。”“三年畢業后，對于所謂的‘西洋畫’實際上還是似懂非懂。”

上學期間，倪貽德迷上郁達夫的自敘傳體小說，仿寫并投給創造社的雜志，引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高度重視，將其列為創造社中期三新秀之一（另兩人是葉鼎洛、葉靈鳳）。在《藝苑交游記》中，《畫像的故事》《號外新聞》幾可稱為小說。

倪貽德的文學嘗試僅2年左右，一是太年輕，生活積累少，缺乏寫“自敘傳”的材料；二是創造社漸轉向革命文學，與“頑惡”的個人主義劃清界限，與倪貽德的創作觀不兼容。（劉標勝：《倪貽德研究述評》）

成仿吾對倪貽德轉向革命文學抱有幻想，1927年，他資助倪留日，條件是在東京必須參加“社會科學”左翼理論學習。可倪貽德在日本更親近西方現代主義，與創造社的裂痕更深。

1928年，因“濟南慘案”，倪貽德憤而回國。

為謀生，倪貽德一度去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教書，但他不懂粵語，他在《藝苑交游記》中寫道：“第一次上課的時候，到的學生就只有寥寥數個，墻壁上還寫了打倒我的標語。”第二天，倪貽德采取“江湖”手段，現場表演素描，把學生們驚呆了，其中兩人成了他的得意門生，即后來的美術家梁錫鴻和李仲生（書中記為梁、李）。倪貽德僅執教一年，學校爆發學潮，梁錫鴻因“思想不純，鼓動風潮”被開除，倪貽德也辭職回了上海，梁、李也跟隨他去了上海，繼續求學。

白話文成領軍美術滯后

1930年，倪貽德結識名畫家龐薰琹。龐薰琹留學法國時，與劉海粟交好，時日本現代畫家在巴黎贏得反響，龐薰琹參觀畫展后，深受刺激，痛感中國繪畫缺乏技術創新。

早在1918年，呂澂、陳獨秀便在《新青年》上發表同題文章《美術革命》，將美術納入新文化運動中，此后蔡元培、魯迅等都號召美育，但他們不是畫家，更強調美育的社會作用，忽略了美術技術革命。最終，白話文成新文化運動的主體，美術則落后于時代。

倪貽德看了龐薰琹的畫展，“感到很興奮，足足飽覽了一個下午”“不論他的作品的構思上，技法上，乃至畫因的把握上，都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具有現代精神的優秀畫家”。1931年，二人同時在經營上遭遇困境，便產生了創辦決瀾社的想法。

一年后，他們在宣言中寫道：“我們厭惡一切舊的形式舊的色彩，厭惡一切平凡的低級的技巧，我們要用新的技法來表現新時代的精神。”“讓我們起來吧！用了狂飆一般的激情，鐵一般的理智，來創造我們的色、線、形交錯的世界吧。”

這場革命太超前但驚艷了后人

決瀾社以其鋪張揚厲的先鋒性，引起人們關注。

抗戰時期，張潔在《檢討上海畫壇》中稱:“北伐以后，上海畫壇上的風格，似乎又轉入到后期印象主義的一條路上去了。”“二十世紀巴黎畫壇的熱鬧情況，在這號稱東方巴黎的上海再次出現，我們可以舉出的代表作家，是決瀾社的龐薰琹、倪貽德與已故的張弦諸人，在這一運動中間，是有著相當功績的。”

可辦了4次畫展后，決瀾社便自行消失了。

首先是決瀾社的組織松散，甚至成員究竟有誰，當事人說法各異，倪貽德自己也前后不統一，據他回憶：“該社無會章，會員很少，是學創造社辦法，沒有組織形式，只要多寫幾篇稿子就是社員了，我們也不分會長，副會長，實際上龐是會長，是主要人物，其次就是我了，做事一同做的。”

其次是在時代壓力下，美術的技術創新曲高和寡，龐薰琹說：“四次展覽，像投進了一塊又一塊小石子到池塘中去，當時雖然可以聽到一聲輕微的落水聲，和水面上激起一些小小的水花，可是這石子很快沉到池塘地污泥中去了，水面又恢復了原樣”。

西方現代主義植根于啟蒙主義，用批判的方式持續開新，而啟蒙主義在當時中國尚未普及，且是對抗封建主義的重要力量，對它的批判不僅是無本之木，且遠離了時代需要，難免淪為象牙塔中的自說自話。

決瀾社過于超前，是腦補出的革命，其失敗有必然性。可世易時移，決瀾社又令后人驚艷——前輩們竟有過如此大膽的想法、如此激情的主張、如此豪邁的創造……可作當代藝術的“補鈣劑”。

透過《藝苑交游記》，窺見一代人的奮斗、堅持、突破與忠誠。2012年，經陳子善先生編輯，作為海豚書館叢書之一，本書由海豚出版社再版。新編本收入原書外的三篇文章，較原本更勝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