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脫域”困境及紓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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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鄉村地名標識既是傳統文化基因的載體，也是當代鄉村治理的媒介。當前，由于城鎮化沖擊、標準化約束與現代性影響等多重因素，鄉村地名標識建設面臨跨地域化和象征化的“脫域”困境，具體表現為：標準化與在地化的價值沖突、文化傳承與產業開發的倫理悖論、長效機制缺失引發的持續性危機、數字化與傳統治理的脫域鴻溝、功能單一化與多元需求的結構性失衡。要紓解以上困境，就要強化村民在鄉村地名標識建設中的主體地位，統籌鄉村地名標識的標準化與在地化要求，提升地名標識數字化的鄉村治理效能，建立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動態調整機制。

關鍵詞：地名標識；脫域；標準化；在地化；數字化

地名是人們賦予某一特定空間位置中自然或人文地理實體的專有名稱，它承載著歷史文化、地貌特征、地域特色等方面的信息，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2022年5月，民政部新修訂并施行了《地名管理條例》，對加強與規范地名管理、傳承與發展中華優秀文化、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們生產生活等具有重要意義。2023年7月，民政部部署實施了“鄉村著名行動”，正式啟動鄉村地名標識設置的建設工作。2024年底，民政部聯合其他三部門印發了《鄉村地名建設指南1.0版》，進一步掀起了鄉村地名“起名”“用名”“揚名”“著名”行動的熱潮。據民政部門統計，截至2025年3月，全國累計規范命名67.4萬條鄉村地名，設置地名標志60.9萬塊，安裝樓門牌2777萬塊，成效顯著。但是，通過社會調研與田野調查發現，鄉村地名標識建設存在明顯的“脫域”問題。

“脫域”是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在其著作《現代性的后果》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指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抽離并通過抽象系統重構的過程，它包含專家系統和象征標志兩個“脫域”機制。專家系統是指具有專業資質、科學知識與技術規范的相關組合體，如地理學、地名學、社會學、設計學、管理學等領域的知識組合體；象征標志是指能實現相互交流的媒介，能被共同認可的、標準化的價值符號體系，如貨幣、語言、交通信號等。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專家系統排他性與象征標志信任的分離，強化了現代性對鄉土社會的解構與重組機制，使得鄉村地名標識建設面臨“地方性知識”消逝的“脫域”問題。

一、鄉村地名標識建設面臨的“脫域”困境

作為鄉村地理空間的關鍵標識手段，鄉村地名標識是空間記憶的銘刻與文化基因的傳承，也是鄉村社會得以延續與發展的重要文化基石。它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社會關系網絡與鄉村民眾的集體情感記憶，在當代鄉村治理與文化振興中承載著多重使命。但在現代化進程中，隨著時空分離以及專家系統的影響和對象征標志系統的信任，鄉村地名標識建設面臨跨地域化和象征化的“脫域”困境。

（一）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跨地域化問題

依據“脫域”理論，現代化進程將“抽離”各地域主體的地域性，使得長期研究或從事鄉村地名工作的專家、社會管理機構及其他社會力量可以跨越地理差異而重新嵌套，從而形成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跨地域化問題。

1.標準化與在地化的價值沖突

地名標識的標準化指的是為地名管理制定的國家標準，能夠確保地名標識的統一性和可識別性；地名標識的在地化則強調地方文化的獨特性，能夠反映地域歷史和文化特征。然而，在標準化地名標識建設過程中，專家系統可能對特定區域的了解并不全面，導致地名命名的規范性與地名文化的獨特性之間產生矛盾，而這些“自上而下”的行政標準化與“自下而上”的文化在地化的價值沖突，正是產生“脫域”困境的根源。

標準化與在地化的價值沖突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文化傳承與實用功能、歷史深度與當代效率之間的復雜博弈。標準化命名雖保障了地名在數字化及行政管理中的高效流通，卻可能以消解地方特色為代價。與此同時，在地化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尤其對于外地游客而言，那些相似的地名經常令人混淆。例如，哈尼梯田核心區域20公里內就有兩個“大魚塘”與三個“黃草嶺”，它們雖然能讓人直觀地了解到當地的自然地理特征，但可能對外地游客理解和區分旅游目的地社會空間造成困擾。二是地名標識的實用功能與審美文化價值的失衡。標準化設計常強調字體、尺寸、材質的統一規范，追求清晰易辨的普適性，但這種“千村一面”的標識牌往往難以承載鄉村特有的審美意趣與場所精神。

2.文化傳承與產業開發的倫理悖論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鄉村地名作為地域文化記憶的載體，其IP化進程成為連接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的重要紐帶。作為地名IP化的視覺呈現與傳播窗口，地名標識設計既承擔著傳承地域文化基因、維系社區認同的使命，又面臨著服務旅游開發、促進產業增值的現實需求。然而，在文化保護與商業利用的訴求下，鄉村地名標識設計正陷入深刻的悖論：

一是文化符號的原真性保護與商業價值的最大化開發的平衡問題，二是地域文化的獨特性傳承與大眾消費的同質化偏好的調和問題，三是社區主體的文化話語權與資本主導的開發邏輯的博弈問題。這些矛盾的本質，是文化倫理與商業倫理在鄉村空間生產中的價值沖突，是地名IP化媒介在應用和信息的傳遞進程中突破時空限制的“脫域”表現。

3.長效機制缺失引發的持續性危機

隨著鄉村建設進程的加快，地名標識設計的短期化、同質化問題逐漸顯現，不僅導致標識系統難以適應鄉村發展的動態需求，更引發了地方文化傳承斷裂、公共服務效能弱化、空間治理秩序失衡三個方面的持續性危機。

一是標識的“去地方化”與記憶消解。鄉村地名標識的核心價值在于其文化敘事功能，但當前地名標識設計普遍存在“重形式輕內涵”的傾向，造成鄉村文化基因斷裂，削弱了村民的身份認同與情感聯結。

二是標識系統的“靜態化”與適應性不足。鄉村空間具有動態發展特征，人口流動、產業轉型、基礎設施升級等均會引發地名標識的功能需求變化。然而，當前鄉村地名標識設計多停留在“一次性建設”階段，缺乏長效的動態調整機制。

三是多方主體的“協同缺位”與責任虛化。鄉村地名標識的長效管理需要政府、村民、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協同參與，而當前治理體系中存在明顯的責任分割與權力失衡。基層政府承擔主要設計與建設責任，但缺乏對鄉村實際需求的深入調研；村民作為主要使用者的話語權被邊緣化，導致標識設計與實際生活場景脫節。

（二）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象征化問題

依據“脫域”理論，“信任”是現代象征系統得以運行的社會黏合劑，因為“信任”消除了時空的復雜性，帶來了“脫域”的象征化問題。

1.數字化與傳統治理的“脫域鴻溝”

作為基層治理的空間符號載體，鄉村地名標識既是地域文化記憶的物質呈現，也是鄉村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的基礎工程。隨著智能技術在基層治理中的深度滲透，鄉村地名標識設計正經歷從“傳統物理符號”向“數字化治理媒介”的轉型。然而，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數字化技術的工具理性與傳統治理的在地性邏輯之間產生了顯著的“脫域鴻溝”，即技術賦能的標準化、效率化訴求與鄉村社會的文化嵌入性、治理復雜性之間的張力，不僅未能有效提升治理效能，反而可能加劇基層治理的“符號空轉”與“文化割裂”。這一“脫域鴻溝”違背了通過數字技術促進產業升級、賦能經濟增長、助力做好做大共同富裕“蛋糕”的初衷，達不到“共治富裕”“數智富裕”“數治富裕”的目標。

數字化治理在鄉村振興中面臨的主要困境是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的供需錯配、鄉村社會結構對數字化能力的制約，以及數字化治理模式在鄉村的隱性成本與風險。

2.功能單一化與多元需求的結構性失衡

傳統地名標識的核心功能聚焦于“空間定位”，即通過文字、符號等元素傳遞地理方位信息，滿足基本的導航需求。但在鄉村振興語境下，地名標識的功能需求已從“單一工具”向“多元載體”拓展。因此，鄉村地名標識的設計邏輯既需回應傳統標識“指位導航”的基礎功能，也需契合鄉村振興戰略中“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多元目標。然而，當前鄉村地名標識設計普遍存在功能單一化傾向，與鄉村振興背景下村民、游客、治理者等主體的復合需求形成結構性失衡。這種功能單一化傾向不僅削弱了標識的空間引導效能，更制約了其在文化傳承、產業賦能、社區認同構建中的潛在價值，導致了三個結構性矛盾。一是文化表達功能的缺失與地域認同需求的矛盾。鄉村地名往往承載著歷史記憶、民俗傳統與生態特征，但當前功能單一的鄉村地名標識設計難以喚起村民的文化歸屬感，更無法向游客傳遞地域文化的獨特性。二是產業服務功能的薄弱與鄉村旅游發展需求的矛盾。鄉村振興戰略推動鄉村旅游、特色農業等產業融合發展，要求地名標識具備“場景化服務”能力（如指引民宿、采摘園、非遺工坊等位置），或提供農產品品牌信息（如“有機茶園產區”）。但當前標識系統仍局限于行政區域劃分（如“XX村委會XX村民小組”），缺乏對產業空間的引導與商業信息的整合，導致游客“找景難”“消費難”，從而制約了文旅資源的轉化效率。三是社區治理功能的空白與村民參與治理的需求被忽視的矛盾。地名標識作為鄉村公共空間的組成部分，可成為基層治理的“微載體”，但現有標識設計多由政府部門單向主導，未納入村民意見，既未考慮老年人、兒童等群體的使用習慣（如字體大小、方言或民族語言標注），也未設置互動性模塊（如二維碼反饋渠道），導致標識與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脫節，甚至因位置不合理（如遮擋農田、影響通行）引發村民抵觸。

二、鄉村地名標識建設面臨“脫域”困境的原因

鄉村地名標識是對鄉村地域范圍內地理實體的標記、說明和傳播等方面的名稱及相關信息的物質載體或數字符號，具有鄉土性、文化性、經濟性和引導性等特征。因受到城鎮化、標準化、現代性等方面的影響，鄉村地名標識的設計、命名與管理脫離了其原本的鄉土文化、歷史傳統和社會治理效能而陷入“脫域”困境。

（一）城鎮化沖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發展迅速，鄉村人口數量急劇減少。《中國統計年鑒2025》數據顯示：1978年，我國鄉村人口7.90億，占總人口的82.08%；2023年，我國鄉村人口4.65億，占總人口的33.00%。走出鄉村、脫離鄉村本土發展的人群主要是鄉村受教育者和一些鄉村精英、賢達等，他們也是鄉村建設與發展的生力軍和寶貴的人力資源。但城鎮化的沖擊不僅使得鄉村“脫域”人口數量增加，也使得大量優質鄉村人力資源“脫域”，出現人口結構空心化現象。留守在農村的多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婦女、兒童與老年人，他們缺少參與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主動性，也很少關心地名標識的作用與影響；同時，受自身文化知識有限與鄉村歷史情結不堅定的影響，他們容易接受專家系統的權威建議，使得鄉村地名在標識、設計、管理等方面出現“脫域”問題。在人口結構空心化的同時，許多地方也出現了空心村，為便于鄉村治理，并村更名、合名等現象時有發生。于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現代標識的應用，一些承載地方特色的鄉村地名標識便逐漸淡出人們記憶。

（二）標準化約束

標準化的鄉村地理標識有助于推進地名信息的精準化、地名標識的規范化、地名的可識別化，有助于提升地方管理效率。但標準化的要求也帶來約束，致使地名標識的“脫域”現象進一步加劇。一是標準化可能消解在地化特色。如“王家屯”“李家莊”這類泛化名稱雖簡化了行政管理，卻可能消解地方特色。當原生地名（如“臥牛崗”“桃花塢”）被取代，承載的歷史記憶便面臨斷裂風險。根據集體記憶理論，地名是記憶的“物質錨點”，其文化意蘊的流失意味著鄉村精神版圖的萎縮。例如，“石板巷”更名為“旅游大道”，“竹子塘”改名為“生態度假村”等，這些地理標識的變更雖提升了商業辨識度，卻可能導致村民“鄉愁符號”的消解和鄉村特色文化的消失。二是標準化可能推動地名標識建設主體的“脫域”。地名標識管理的規范化、統一化要求多由上級部門或外部專家主導，本地居民參與不足，也會導致地名標識建設主體的“脫域”困境。同時，現代鄉村整體規劃多采用通用或模式化的命名規則（如“XX沖”“XX莊”“XX屯”），缺乏對鄉村的歷史、方言、民俗、地貌等地方性知識的細致調研與吸納，以標準替代特色。三是標準化忽視多功能需求。地名不僅代表一定地理空間的地理位置信息，也反映一定地理空間的人文信息，具有治理功能與經濟價值，故苛求于標準化則難以有效實現鄉村地名“名片”的多維功能。

（三）現代性影響

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中指出，“時間的虛化”與“空間的虛化”為現代性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時—空”分離與重構是現代性的動力機制。現代性的降臨會孕育各種“缺場”要素，強化空間從地點的分離，因為“信任”而遠離面對面的互動情勢。現代化帶來的新技術場景應用、鄉村發展規劃、價值取向的偏移等將會對鄉村地名標識建設帶來“脫域”問題。一是現代技術應用的影響。技術應用的標準化、編碼化往往會消解地名文化的異質性。例如，地名的經緯度坐標與行政編碼不僅會忽視鄉村地名的家族記憶（如“李家坳”“王家祠”）、歷史事件（如“紅軍渡”“烽火臺”）、生態智慧（如“澇池灣”“風口梁”）等，消解鄉村地名的文化敘事功能，導致“符號去意義化”，還會削弱村民對鄉村地名的情感歸屬與認同。同時，技術效率導向的智能技術應用，削減了村民鄉村治理的“過程性參與”機會，壓縮了村民的參與空間，導致“技術治理去參與化”，從而出現治理“脫域”。二是鄉村發展規劃的影響。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離不開鄉村發展規劃。鄉村發展規劃不僅涉及產業發展、區域布局的規劃，也涉及鄉村地名標識的規劃與調整。由于鄉村人口結構的空心化以及在地村民參與積極性不高，鄉村居民在地名標識規劃中缺乏話語權，只能被動接受專家系統提供的方案，從而導致地名標識的在地化特色缺失以及一些具有特色鄉土文化的地名消失。例如，新建公路、鐵路和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會導致鄉村地理格局改變，使得相關地名發生變更或消失。三是現代性帶來的價值取向偏離的影響。現代性的發展不僅影響了鄉村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條件，而且改變了鄉村居民的生活觀念與價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鄉村文化向現代文化轉型以及傳統觀念向現代觀念轉變的進程，導致地名標識中的官方語言或普通話文字難以替代方言地名、俗名等民間稱謂，從而削弱了鄉村地名文化的傳承力。四是商業文化的沖擊。許多鄉村旅游區域地名被冠以商業化名稱，如“生態度假村”“旅游大道”等，割裂了地名與農耕文明、鄉土記憶的聯系。

三、鄉村地名標識建設“脫域”困境的紓解策略

鄉村地名標識建設“脫域”困境是城鎮化進程中社會變遷和鄉村人口大量外流的結果，也是現代性發展的必然趨勢。鄉村地名標識建設“脫域”困境的實質是標準化的強勢“在場”與本土化的黯然“缺場”、技術化的場景拓展與傳統化的在場收縮、功能化的單一趨向與多元化的需求失衡。因此，要紓解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脫域”困境，就要強化村民在地名標識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在標準化和數字化建設中增強本土化，提升鄉村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

（一）強化村民在鄉村地名標識建設中的主體地位

鄉村地名標識建設出現“脫域”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本土化主體的“缺場”與象征化系統的“信任”。村民是地名標識建設的主要力量，他們不僅對地名文化、地名歷史及地理內涵、地理特征等方面的內容非常了解，并且對本土地名有著濃厚的鄉土情結。因此，鄉村地名標識建設應激活原住民參與動力，動員他們為破解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脫域”困境貢獻力量。一是吸引鄉村原住民參與。鄉村原住民中的一些老人對鄉村地名歷史有著較深入的了解，且他們在當地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他們的加入不僅可以增強地名標識建設的本土特性，而且可以減少地名標識建設中的麻煩，提升村民的認同感與滿意度。二是提高“脫域”人群參與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積極性。鄉村“脫域”人群大多常年在外且受到現代性的影響，但他們與鄉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鄉村地名標識建設有深入的了解與認識。因此，建立與“脫域”人群的聯系機制，加強與“脫域”人群的聯系，有助于增強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本土性內涵。三是加強地名標識建設的宣傳。我們要充分利用各種渠道與現代技術，對地名標識建設的重要性進行宣傳，吸引村民廣泛參與，使村民充分認識到地名標識建設的重要性。

（二）統籌鄉村地名標識的標準化與在地化要求

鄉村地名標識的標準化，是指在國家《地名管理條例》框架下，根據鄉村自然環境、歷史文化和社會風俗等特征對鄉村各類地理實體進行統一、規范、系統的標識過程。鄉村地名標識的標準化不是簡單的“改名”、規范的標識牌、現代的編碼符號，而是蘊含歷史價值、鄉土故事、建筑風格和特色圖案等元素的規范化的標識過程。因此，要統籌鄉村地名標識的標準化與在地化要求。一是建立鄉村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和評價機制。要通過“專家論證+村民參與”的方式，建立“鄉村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確認機制，對具有重大歷史、文化或情感價值的地名進行普查、認定和分級保護，確保其在標準化進程中不被輕易替換或簡化。要從“歷史真實性”（如是否承載移民史、戰爭記憶）、“文化獨特性”（如是否為少數民族語言、方言讀音）、“社區認同度”（如村民對地名的情感依賴度）三個方面評分，對高分地名（如≥80分）采用“原真性保護”，對低分地名（如≤60分）允許適度功能化調整。二是建立鄉村地名標識設計的文化評價機制。可借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的“活體傳承”理念，對具有重大歷史文化價值的地名標識，建立設計方案的文化影響評估機制，禁止以商業開發為名的文化篡改。例如，對列入國家級傳統村落名錄的地名標識設計，應組織歷史學者、民俗專家、社區代表等參與，確保設計方案符合文化語境的真實性。三是加強在地元素在鄉村地名標識建設中的融入。在地名拼寫規范上應遵循“底線規范+彈性設計”的原則：底線規范是國家層面的強制要求（如羅馬字母拼寫規則、基本安全要求等），而彈性設計則是地方文化的表達空間；在材質選擇上應遵循就地取材原則，秉持生態環保理念，多選用本土材料（如安徽黟縣宏村用青石板制作標識牌、云南麗江用納西族傳統木材制作標識牌）；在圖案應用上可融入地域代表性圖案（如河南的牡丹、江蘇的稻穗、貴州的苗族銀飾等），使標識牌成為“地方文化的視覺符號”；在字體選擇上可采用書法藝術（如云南偏愛用《爨寶子》《爨龍顏》的字體、陜西與河南偏愛魏碑體等）或方言讀音標注（如福建的閩南語拼音），保留地方語言文化的獨特性。這種材料在地化、視覺圖像在地化、文字在地化的地名標識，既遵循了國家標準，又較好地展現了鄉土特色。四是創新“社區參與式設計”方法。要改變傳統“自上而下”的設計模式，通過工作坊、訪談調研、文化協商等方式，將村民從設計對象轉化為設計主體，使地名標識真正成為社區認同的載體。例如，在浙江松陽縣平田村的地名標識設計中，設計師通過組織村民講述村名由來的“故事接龍”活動，提煉出“云上平田”的核心意象，并結合村民手繪的村落地圖進行視覺轉譯，既滿足了旅游宣傳需求，又強化了村民的文化自豪感。

（三）提升地名標識數字化的鄉村治理效能

數字技術為村民參與鄉村事務提供了新場域，拓展了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廣度、深度和效度。鄉村人口的“空心化”和鄉村事務互動的“脫域化”已成為鄉村治理的常態，而鄉村標識管理是鄉村治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數字化發展趨勢下，要提升地名標識數字化的鄉村治理效能，就要破解數字化帶來的“脫域”困境問題。一是數字化設計要尊重鄉村實際，滿足多元主體了解鄉村信息的需要。數字化標識具有信息承載量豐富的特點，多樣化的數字化標識（如二維碼、藍牙信標、電子路牌）及多模態交互可滿足多元主體的信息需求。例如，在突發事件中可以將數字化標識轉換為安全警示、疏散路線指引、應急避難所導航的信息指引等，提升鄉村治理的精細化水平。此外，在保留傳統地名石刻、木牌等物理形態的基礎上，鄉村地名標識建設應附加“輕量化”數字功能：對老年群體采用語音播報（長按標識觸發方言地名故事）；對年輕人提供二維碼鏈接（包含地名文化視頻、族譜圖譜等深度內容）；對外地游客則可以標注手繪地圖與實景照片。同時，利用“適應性技術”降低使用門檻。例如，采用太陽能供電，解決山區電力不足問題；開發離線版地名查詢小程序，適配網絡薄弱區域。二是通過“技術+文化”的融合設計，增強地名標識的文化賦能功能。通過“技術+文化”的融合設計，鄉村地名標識數字化建設可重構地名意義，將歷史文化、鄉村美景、鄉村特色產品等內容嵌入微型傳感器，進而將數字化標識轉化為文化傳播和產業宣傳媒介。當游客靠近時，這些傳感器能自動播放相應音頻材料，加強地名文化記憶與傳播，宣傳鄉村產業元素，賦能鄉村產業發展。三是建立多元主體參與的設計機制，提升協同治理效能。要打破“政府主導方向—公司技術執行—村民被動接受”的單向模式，建立“村民—村干部—技術專家—政府決策”的多元主體參與的數字化標識設計機制，提高村民、村干部參與標識管理的積極性，強化基層治理的情感聯結與合法性基礎。在設計階段，通過村民議事會收集地名文化故事，確保數字化標識包含“村民想知道的信息”；在維護階段，培訓村民擔任“數字網格員”，負責上報標識故障、更新本地信息；在評估階段，引入“數字包容度”指標，定期調查老年群體、殘障人士等特殊群體的使用體驗，動態調整技術方案。通過參與式治理，讓數字化地名標識從“政府的工具”轉變為“村民的伙伴”，提升協同治理的參與感、滿意感。

（四）建立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動態調整機制

地名具有穩定性，但鄉村地名標識建設并非“一建不變”的靜態工程，而是需要根據鄉村物理空間的變遷、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標識生命周期的變化、鄉村管理需求等因素進行持續維護和動態調整，以確保鄉村地名標識的生命力和實用性。一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鄉村地名標識建設不僅關乎地理信息，還關乎國家領土安全、外交、國防、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等問題。因此，地名標識建設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嚴格按照《地名管理條例》進行調整。二是堅持以文化保護為核心。要樹立文化賦能理念，加強文化保護，建立“地名文化數據庫”與活態傳承機制；要通過開展鄉村地名文化普查，建立包含地名起源、歷史沿革、文化符號、民間故事等要素的“地名文化數據庫”，對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地名實施分級保護，對必須更新的標識則要求通過“新舊地名并存”的方式延續記憶。三是構建“需求響應型”的標識動態調適機制。要針對鄉村空間動態特征，建立彈性化的功能適配機制；要推行“多場景標識設計”，根據鄉村生活區、生產區、游覽區等不同功能區的需求差異定制標識功能模塊。生活區重鄰里交往，如標注“村民議事點”“便民服務站”；生產區突出產業指引，如“茶園采摘區”“果蔬直銷點”；游覽區強化文化體驗，如“古樹傳說”“非遺工坊”二維碼導覽。四是建立與健全多元共治框架。要構建與完善“政府引導—村民主體—社會參與”的多元共治框架，明確各方權責，形成協同管理格局。具體而言，政府層面應出臺《鄉村地名標識設計導則》，明確文化保護、功能適配、材料選擇等強制性標準，并將標識維護納入鄉村公共服務考核體系；同時設立專項基金，保障標識的日常管護與更新經費。村民層面則通過村民議事會、設計工作坊等形式參與標識設計全過程，如在村規民約中加入“地名保護條款”，由村民推選“地名文化守護人”，代言村民參與地名標識的建設與監督。社會層面可引入專業設計團隊與高校科研力量，開展“在地化設計”培訓，提升村民對地名文化的解讀與轉化能力，同時鼓勵企業、公益組織通過冠名贊助、志愿服務等方式參與標識維護，形成“共建共享”的長效模式。

鄉村地名標識建設的“脫域”困境，本質上是全球化、現代化浪潮下地方性知識面臨挑戰的一個縮影。要擺脫這一困境，關鍵在于重拾“地方感”。充滿鄉情的鄉村地名標識，應該像從這片土地里“長”出來的一樣，它不僅是地理名稱、導航符號，更是鄉愁的載體、文化的種子、歷史的傳遞、特產的代表。它應該讓村民感到親切與自豪，讓外來者一眼就能觸及這個村莊獨一無二的靈魂。

作者：蔣劍平

來源：《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26年1月

選稿：耿 曈

編輯：杜佳玲

校對：潘藝佳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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