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班固寫“人彘”的不同心態

作者：蔣豐

有些字，是蘸著血寫成的。

在中國浩繁的史冊中，散落著一些令人脊背生寒的記載。它們如同深嵌在竹簡中的骨刺，每次翻閱，都會帶來一陣尖銳的痛楚。呂后將戚夫人制成“人彘”的故事，便是這樣一根刺。

司馬遷《史記·呂太后本紀》的記載，冷得結冰：“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寥寥數十余字，一場極致的、針對人體的、系統性的摧毀，被平靜地鋪陳開來。沒有驚呼，沒有怒斥，司馬遷只是將“斷”、“去”、“煇”、“飲”、“使居”這一連串動詞，像記錄儀式步驟般羅列。手足，眼，耳，喉——人的基本構件與尊嚴被逐一剝奪，最后，那個曾經“善為翹袖折腰之舞”的鮮活生命，被重新命名，歸類為“人彘”。

這種書寫本身，就是一種酷刑的延續。它強迫讀者凝視暴力最精密的工序。

然而，這段文字真正令人戰栗的根源，不在威室，而是在蠶室。當我們知道，寫下這行字的人，那雙執筆的手，曾怎樣在另一間屋子里，因另一種“宮刑”而顫抖時，一切冰冷的敘述，便驟然有了體溫，一種灼燙的、屬于受害者的體溫。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敗投降匈奴。朝堂震怒，群臣噤聲。唯太史令司馬遷，出于一種近乎天真的史家直覺——“觀其為人，自守奇士”，毅然出面為其陳情。漢武帝視之為貳心，下獄，論死。

漢律，死罪可循兩條路豁免：納錢五十萬，或受宮刑。

司馬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不起這天價贖金。他在給好友的《報任安書》中，留下了中國知識階層最慘痛的精神剖白：“禍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丑于辱先，詬莫大于宮刑。”……“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刑余之人”，從此被劃出“士”的范疇，成為一個被社會目光公開凌遲的符號。帝國的權力，通過對他身體的閹割，完成了對他社會人格的徹底摧毀。

正是帶著這具被帝國親手“改造”——閹割過的身體，司馬遷回到了他的案前，繼續編纂《史記》。從此，他筆下的歷史，對一切施加于肉身的權力，都擁有了一種近乎神經末梢般敏銳的痛感。

司馬遷寫商鞅被車裂，會補上“秦人莫哀”；寫李斯被腰斬于咸陽，會記下“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的臨終之嘆。他寫韓信受胯下之辱，寫彭越被醢，寫晁錯朝衣斬于東市。在他筆下，刑罰從來不是一句簡單的“伏誅”或“棄市”，而是一個有溫度、有恐懼、有最后一點卑微念想的人，如何被冰冷的制度或酷烈的私怨，碾碎成史書上一個抽象的名字。

因此，我在《史記》中讀到“人彘”，感覺意味截然不同。

這不只是一個妒婦復仇的簡單記敘。這是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人，對另一個人的“存在”進行的、極具象征意義的徹底抹除。斷手足，是剝奪其行動與反抗；去眼，是剝奪其觀看與見證；煇耳，是剝奪其聽聞與理解；飲瘖藥，是剝奪其言說與控訴；最后，“使居廁中”，是將這具尚存溫度的殘軀，打入最污穢的場所，完成從“人”到“彘”（豬）的終極貶損。

呂后對戚夫人的殘酷處置，與漢武帝施加于司馬遷身上的宮刑，在歷史的深層邏輯中，卻呈現出某種相似的權力機制：都是通過摧毀身體最具社會意義的部分，來完成對一個人社會存在的抹除。

讓暴行自己說話，讓殘酷自己呈現。這是一種“受刑者”的史學——不置身事外進行道德評判，而是將自身曾體驗過的痛感，注入對歷史暴行的白描中，使讀者無法移開目光，必須共同承受那份戰栗。

在司馬遷之后約一百三十年，另一位偉大的史家，在完全不同的心境與身份下，再次處理了這個故事。

建初七年（公元82年），《漢書》大致成書于東漢的蘭臺。它的作者班固，身份與司馬遷判若云泥。

班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班彪續寫《太史公書》，弟弟班超投筆從戎，妹妹班昭是宮中女師。他本人被漢明帝召為蘭臺令史，奉詔修史。《漢書》的編纂，自始便帶有鮮明的官方背景與正統目的。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直言不諱地批評這位前輩：“又其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是非頗謬于圣人”——這七個字，劃清了兩種史學的疆界。在班固看來，司馬遷的思想不夠純粹，情感過于個人，未能完全服務于儒家圣人所確立的倫理與政治秩序。

因此，《漢書》處理“人彘”事件，視角發生了精微而決定性的偏移。此事被置于《漢書·外戚傳》中。班固幾乎逐字承襲了《史記》的記載，但在敘事框架上，做了關鍵的“收納”工作。

在《史記》中，此事是《呂后本紀》中一個爆發性的、充滿命運黑暗能量的插曲。而在《漢書》里，它被系統地編織進“外戚專權-危害社稷”的宏大敘事中。班固在《外戚傳》開篇即定調：“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然其保位全家，常道也。至于乘盛衰，操權輿，乍臣乍驕，以危宗廟者，亦多矣。”

戚夫人之事，便成了論證“外戚”、“操權輿”、“危宗廟”的典型例證。班固的焦點，從個體承受的極端痛苦，轉向了事件對政治秩序的破壞性影響。他更關心的是，后宮的“僭越”與“專寵”（如戚夫人），如何引發了更嚴重的“牝雞司晨”（如呂后），最終導致皇統繼承的危機（如惠帝早逝、諸呂為亂）。

司馬遷看見的是“人的毀滅”，班固看見的是“序的失范”。

這種差異，在兩位史家對同一事件相關人物的處理上，也可見一斑。對于戚夫人，司馬遷在《史記》中通過“日夜啼泣，欲立其子”等細節，多少賦予了她一點作為母親的情感動機。而班固的筆下，她更像一個純粹的政治符號，一個因“愛幸”而挑戰嫡庶秩序的“禍水”。她的悲慘結局，固然令人同情，但在班固的歷史哲學里，這悲劇首先源于她對“常道”的背離。

班固的筆，是蘭臺令史的筆，是帝國秩序整理者的筆。他的使命，是在紛亂的歷史中梳理出興衰的規律、提煉出治亂的教訓，以供后世帝王鑒戒。個體的血淚與嘶喊，在這項宏大工程中，需要被妥帖地安放、歸類、賦予其合乎“教訓”的意義，而不是任其如孤魂野鬼般，在歷史中持續發出刺耳的哀鳴。

于是，面對同一灘歷史的血泊，司馬遷俯身，讓后人看清血泊中倒映的、每一個被扭曲的面容；班固則直起身，為后人勾勒血泊在帝國版圖上蔓延的邊界，并警示后人勿要重蹈覆轍。

這是“痛感史學”與“秩序史學”的分別。

司馬遷的史學，是帶著傷口的史學。宮刑的恥辱，是他個人命運的黑洞，卻也悖論性地成了他洞察歷史黑暗的核心。他寫酷刑，寫背叛，寫英雄末路，寫小人得志，筆下總有一股揮之不去的“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的悲憤與蒼涼。歷史于他，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救贖，是個人苦難與人類普遍命運對話的場域。“人彘”在他筆下，是一個濃縮的悲劇宇宙，照見的是權力對人性的異化所能抵達的、深淵的極限。

班固的史學，是構建體系的史學。東漢政權在推翻王莽后，亟需重建儒家倫理與政治合法性。《漢書》便承擔了為劉漢王朝厘清統緒、樹立規范的重任。它體例嚴整，包舉一代，敘事縝密，充滿了“漢紹堯運”、“王道正統”的自信。班固追求的是歷史的穩定圖景與明確訓誡。“人彘”在他筆下，是一個清晰的政治病理切片，用以診斷“外戚干政”這一帝國肌體上反復發作的頑疾。

我覺得自己無法簡單地評判孰高孰低。司馬遷的痛感，賦予歷史以血肉與溫度，讓后人能與千年前的亡靈共情，理解在宏大敘事碾壓下個體的戰栗。班固的秩序，則賦予歷史以骨架與方向，為龐大的帝國提供經驗地圖與倫理坐標，使其得以在循環中艱難延續。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當歷史完全淪為“秩序的注腳”，而遺忘了“痛感的根源”時，它便可能失去其最寶貴的批判性與人性溫度。班固之后的正史，在儒家史學框架下日趨嚴謹，也日趨保守。像司馬遷那樣，將個人創傷毫無保留地化為歷史洞察的滾燙筆墨，幾成絕響。

后世讀者，在“人彘”這段記載前感到的寒冷，或許正源于這兩種史學氣質的共同作用：司馬遷給了我們那具血肉模糊的軀體，讓我們感同身受；班固則給了我們安置這具軀體的宗廟譜系與政治案卷，讓我們知其所以。

最終，太史公的如椽巨筆，和他受刑的殘缺之軀，構成了中國史學史上最震撼人心的象征：最高貴的歷史書寫，有時正源于最低賤的個人苦難。 他用宮刑換來了穿越時空的“天眼”，看清了所有施加于肉身的權力，無論它來自呂后的椒房，還是武帝的未央宮，其內核皆是相同的冰冷。

而班固，則用他典雅的漢隸，為我們建造了一座宏偉的歷史殿堂。他將那聲回響在廁所中的非人哀嚎，也收納入殿，歸類整理，貼上了“女禍亂政”的標簽，以供后世君王警醒。

一個在血泊中追問永恒，一個在廟堂上整理興亡。這，或許就是歷史留給后人的，兩副永遠無法重合，卻又必須共同凝視的面孔。（2026年4月28日寫于北京燕京飯店1809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