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億美金成鏡花水月，Manus創始人到底錯在哪？

Manus這事兒，從2025年底爆火，到昨天徹底涼透，前后也就幾個月時間。

當初Meta宣布要以20億美元收購這家AI Agent初創公司時，國內輿論一片沸騰。很多人感慨并驕傲，中國團隊終于做出能讓硅谷巨頭掏真金白銀買的東西了，給中國AI 創業開了先河。

創始人肖弘甚至被傳即將出任Meta副總裁，一時風光無限。

但上個月，Manus創始人肖弘和首席科學家季逸超從常住地新加坡回國開會，然后就被限制離開了。

昨天，發改委正式宣布，要求Meta徹底撤銷這筆交易。

這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輿論的反轉。

最開始，大家興奮的是中國AI 初創公司被硅谷看上，很多人也躍躍欲試，試圖復制這條路徑。但冷靜下來后，越來越多聲音開始思考，我們用工程師紅利、政策扶持、數據和算力把一個項目養大，結果剛有點起色就打包賣給美國巨頭，這對中國的AI長期發展到底是利是弊？如果形成示范效應，以后是不是大家一有成績就跑去新加坡洗白，再賣給OpenAI、Meta、Google？這等于把創新的果實主動送到別人手里。

Manus是從2025年中開始一步步洗白的。先把主營業務從國內公司剝離，轉到新加坡新注冊的Butterfly Effect Pte；6月總部正式遷到新加坡；7月國內團隊大規模裁員，只留40多名核心技術人員過去，國內社交賬號清空、官網屏蔽中國IP。

表面看，它已經變成一家“干凈”的新加坡公司。但監管看的是實質。核心技術、訓練數據、知識產權、核心團隊，這些東西最初都是在中國境內孵化出來的。武漢光谷給了2000㎡免費場地、稅收減免、12億+資金、算力支持、政策背書，等于政府當了一次超級天使投資人。

Manus利用中國的工程師紅利和基礎設施快速起飛，然后金蟬脫殼賣給美國巨頭，這條路在監管眼里就是典型的“掐尖”風險。如果都這么搞下去，那中國的AI還怎么玩？大國競爭還怎么搞？

所謂“掐尖”，就是專門盯著你最有潛力、最關鍵的技術節點下手。你剛冒出一點苗頭、剛形成一點優勢，對方就用資本、收購、挖角等方式把“尖”掐走，讓你前面所有的投入、所有工程師的汗水、所有政策的扶持，最后都變成了給別人做嫁衣。在監管看來，Manus是一個典型案例。這個口子不能開。

AI對中國來說，早已不是簡單的技術工具，而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產業升級的命脈、未來國際地位的底牌。它直接關系到算力、數據、算法、主權、安全等多個戰略層面。中國在芯片受限的現實條件下，只能靠海量工程師、超大規模應用場景和基礎設施優勢去硬剛。如果最優秀、最有潛力的項目一冒頭就被美國巨頭高價收割，那等于我們永遠在給別人當免費練兵場。今天掐走一個Manus，明天可能掐走十個、百個。久而久之，中國就會永遠停留在低端創新、快速迭代、被收割的循環里，永遠追不上真正的戰略制高點。

中美AI競爭本質上是一場國運級較量。美國掌握高端芯片和全球最頂尖的基礎模型，我們只能在應用層、工程實現和場景創新上尋找突破口。這條路本來就異常艱難。如果連自己培養出來的尖子項目都留不住，那等于主動把自己的創新血液一波波輸給對手。

從監管這次出手，也能看出未來的底線，那就是技術突破可以追求全球市場，但核心能力和團隊不能隨意賣身。這不是針對某一家公司，而是給所有AI創業者或敏感行業從業者劃的底線和紅線。

據《金融時報》報道，Meta的這筆交易陷入了罕見的“逆向監管困境”。

Meta 發現要將這筆交易退回去，難度無異于將已經打散的雞蛋重新裝回蛋殼。

Meta 已經支付的大額現金需要通過復雜的跨境渠道原路退回，更棘手的是已經置換的 Meta 股權。在當前市場波動下，股權的估值重算和注銷涉及極其繁瑣的證券法律程序。

最難的是技術的物理隔離。Meta 已經在其內部模型測試和部分產品接口中整合了 Manus 的通用代理架構。監管要求技術清零，意味著 Meta 必須證明其核心庫中已經徹底刪除了所有源自 Manus 的代碼和算法邏輯。這被形容為“從一棟已經蓋好的大樓里，精準取回幾千塊特定的磚頭”。

原 Manus 團隊成員的競業協議、雇傭關系以及他們已經接觸到的 Meta 核心機密如何處理，也是一個法律雷區。

根據《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及相關數據安全規定，如果 Meta 不能實現實質性撤銷，將面臨嚴重的后果。

比如針對 Meta 及其關聯實體可能開出天價罰款。盡管 Meta 在華社交業務受限，但其大量的出海品牌廣告客戶和供應鏈合作伙伴都在中國。一旦被列入限制名單，其營收將遭受重創。

此外還有最讓Meta難受的是個人追責。《金融時報》稱，監管機構有權對參與推動該非法交易的個人進行調查甚至追責，這讓 Meta 負責大中華區及亞洲事務的高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有人說，監管這次要求Meta撤銷這筆收購，扎克伯格會笑醒。因為Manus的Agent能力在OpenAI、Claude、Hermes、Openclaw這些對手持續升級后，已經大幅貶值。據說現在它的估值縮水90%以上。中國監管一刀切，反而幫Meta省了一大筆冤枉錢。但是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似乎不是這么回事。扎克伯格這次應該會很難受。

Manus的創始人在政治上極其不成熟，這其實是很多理工男創業者的通病。他們在技術上極度敏銳，能把一個Agent模型做到世界領先，但在政治敏感性、戰略風險判斷等方面，卻常常顯得幼稚和天真。

這讓我想起另一個反面例子——孫晨宇。雖然此人人品飽受爭議，但不能不承認，他對風險的嗅覺異常靈敏。這種敏銳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他學歷史的背景。歷史學訓練讓他天然對權力博弈、規則變化及其帶來的長期后果保持高度警惕，而很多純理工背景的創始人，往往只盯著技術突破和商業變現，對更宏大的地緣政治風險缺乏感知。看孫晨宇跑得多堅決，而且跑得很遠，跑到了一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沒有主流國家承認的國家——伯利蘭，并且成了這個微型國家的總理，讓很多恨他牙根癢癢的人也無可奈何。

其實連扎克伯格其實也談不上政治成熟。他作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科技巨頭之一，多次在中美關系的關鍵節點上做出誤判，一會兒高調訪華示好，一會兒又因美國國內壓力急轉彎，多次在戰略層面左右搖擺。可見，即便是站在金字塔頂端的超級富豪，在復雜的國際政治面前，也經常顯得短視和被動。

Manus的幾個年輕創始人，大概就屬于典型的技術至上主義者。他們只看到Meta 20億美元的支票和可能的財富自由，卻嚴重低估了核心技術出境、團隊轉移、數據安全這些問題在當前中美博弈背景下的敏感程度。他們以為把公司注冊地遷到新加坡、把團隊“洗白”一下就能順利過關，結果低估了監管的決心，也低估了國家在AI主權上的底線。

這不是在道德上苛責他們，而是提醒一個殘酷現實：在如今這個時代，純技術驅動的創業已經不夠了。頂級創業者必須同時具備技術、商業和政治三種敏感度。缺了任何一塊，都可能在關鍵時刻付出慘重代價。

Manus的創始人肖弘曾經開發出一個很有名的微信公眾號編輯器插件，叫“壹伴助手”。他自己也運營過公眾號，但他顯然沒看過碼頭青年的文章。但凡能多看幾篇，他都不至于對如此明顯的風險如此無知。當然，也就不會從新加坡大搖大擺回國開會。

很多時候，技術天才往往是政治白癡。肖弘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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