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顏色革命”，俄羅斯也不需要“1917時刻”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東·尼爾曼，翻譯/ 薛凱桓】

你能想象卡戴珊突然拋出一份尖銳的政治聲明，痛陳國家弊病，接著在短短一周內便躍升為全國最受矚目的政治人物嗎？眼下俄羅斯正在發生的事情，差不多就是這個局面。

不同的是，主角不是卡戴珊，而是她的俄羅斯翻版：維多利亞·博尼亞。她是經典的一夜爆紅式網紅，最初靠參加一檔俄羅斯國民級的真人秀走紅。她既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歌手、演員，也算不上優質內容的創作者，卻在Instagram上擁有1300萬粉絲，是俄羅斯曝光度最高的公眾人物之一。

大約兩周前的4月13日，博尼亞錄制了一段直接向俄羅斯總統普京喊話的視頻。視頻中，她在表達對普京個人支持的同時，毫不客氣地抨擊了俄羅斯的現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段Instagram短視頻以驚人的速度發酵，播放量突破3000萬，不僅引來了克里姆林宮的正式回應，也令全俄羅斯圍繞她的視頻展開了一場大爭論。

就這樣，維多利亞·博尼亞，以連她自己都有些錯愕的方式，一夜之間被推到了政治輿論的浪尖，成了誰也無法忽略的公共人物。

俄羅斯網紅維多利亞·博尼亞

維多利亞·博尼亞是誰？

在理解這場震動俄羅斯輿論場的風波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對核心人物維多利亞·博尼亞（Victoria Bonya）有一定的了解。老實說，在這個事情爆發前，就連筆者也不了解維多利亞·博尼亞到底是個什么人。事件爆發后，筆者通過搜索信息，才對這個人有了一些簡單的了解和判斷。

簡單來說，這位女士是一個擁有千萬粉絲的社交媒體博主，同時，她也是后蘇聯時代俄羅斯大眾文化轉型過程中一個極具代表性的符號。她的崛起路徑、成名方式以及她在爭議面前的反應，都表明她是一個極其注重影響力的數字化精英。

博尼亞的成名始于2006年參加俄羅斯現象級真人秀節目《Dom-2》（差不多是俄羅斯版的《老大哥》，即荷蘭Endemol公司制作的社會實驗類真人秀節目，譯者注）。作為這個節目早期的核心選手，她憑借鮮明的個性、出眾的外貌以及極強的議題制造能力，迅速從一名普通的參與者轉型為職業主持人。

在那個電視媒體仍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年代，博尼亞通過電視屏幕完成了個人的原始品牌積累。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她敏銳地捕捉到了傳播媒介的變化，成功地將其電視知名度轉化為了Instagram等網絡平臺的流量，積累了超過1300萬的忠實粉絲。

筆者在看完博尼亞過去二十年的職業生涯只有一個感想，那就是她把自媒體時代的核心理念“影響力即權力”理解的非常透徹。無論是投身美容美妝行業、涉足高端時尚領域，還是頻繁出現在戛納等國際影展的紅毯上，博尼亞的目的始終非常明確：維持并擴大其個人品牌及影響力的覆蓋面。她對影響力的重視到了近乎直覺的程度，網紅特有的“生存嗅覺”使她能夠極其精準地捕捉到受眾的心理敏感點，從而通過不斷制造具有爭議性或共鳴性的議題來保持其在公眾視野中的存在感。

所以，博尼亞的言論往往充滿了非專業性和跳躍性，這與其網紅身份也非常契合。自然，她也有網紅的通病：不滿足于現狀，喜歡在一些自己此前從未涉足的領域進行“開拓”。不巧的是，博尼亞選擇進軍的是政治領域。比如，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她曾因在社交媒體上散布一系列反科學的陰謀論而引發廣泛爭議。她當時爆出了一系列諸如“疫情是人為策劃的，旨在通過接種疫苗為人類植入微芯片，并利用5G信號塔進行控制”的經典右翼陰謀論。

歸根結底，維多利亞·博尼亞是一個數字時代典型的網紅產物。她憑借真人秀和社交媒體完成了從普通人到千萬粉絲博主的躍升，獲取了相當大的知名度和話語權。由此，她再也不甘于只做一個美麗符號或消費標簽，而是在不滿足現狀的網紅通病驅使下，急切地想讓自己在更宏大的敘事中占有位置。她開始觸碰各種公共議題，發言越來越像是為政治素人身份進行“試鏡”。

這類從娛樂場轉戰政壇的職業路徑在西方世界非常常見：演員出身的里根最終入主白宮，而澤連斯基更是從在熒屏上扮演總統，到真的被選為總統。也正是這種并不陌生的跨界劇本，讓大量俄羅斯公眾在震驚之余，對博尼亞的動機打上了巨大的問號。

人們很難不懷疑博尼亞的一系列言論，究竟只是一個網紅的口無遮攔，還是精心謀劃的政治陰謀。對博尼亞“目的不純”的懷疑，使得博尼亞的每一次發聲，都不再僅僅是娛樂性質的討論，而是對網紅政治化邊界的試探。這也為之后的事情埋下了伏筆。

她到底說了什么？

2026年4月13日，博尼亞在其Instagram賬號上發布了一段18至19分鐘的視頻，這段視頻在Instagram和俄羅斯其他社交網絡上引發了地震式的傳播，播放量迅速突破3100萬次。

視頻本身的內容并不復雜：在視頻的開頭，她先是贊揚了普京作為“強勢領導人”的執政績效，但隨后口風一轉，稱普京被下屬和圍繞在他身邊的官員所蒙蔽了，她喊話普京“醒過來”并看清真相。隨后，她列舉了五個普京不知道的“被蒙蔽的真相”：

1.達吉斯坦的洪災處理：她控訴地方政府在應對這場導致巨大損失的災難時行動遲緩、官僚主義盛行。 2.阿納帕的環境災難：她稱位于黑海沿岸的城市阿納帕在2024年發生嚴重漏油事故后，由于清理工作不徹底仍在持續遭受油污污染，嚴重損害了當地居民的健康和旅游生計。 3.農業與小企業處境糟糕：她特別提到了新西伯利亞地區強制宰殺牲畜事件，稱這件事是對個體農戶和小微企業生存權的野蠻掠奪。 4.荒誕的生態法規：她抨擊那些允許合法狩獵瀕危動物的“腐敗法律條款”。 5.數字鴻溝與封鎖：她針對俄羅斯日益頻繁的互聯網斷網、對Telegram等平臺的限制以及社交媒體使用的重重阻礙，表達了博主群體和普通用戶的極度不滿。

這段視頻在影響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卻造成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俄羅斯社會為她的這段視頻吵的不可開交。視頻爆紅后，俄官方的反應很低調，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并未像往常那樣對此類批評作出強硬回應，而是稱：“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段視頻，它很受歡迎。視頻中提到的議題確實是當前工作的重點，政府已經投入了大量人力進行處理，沒有任何一項是被忽視的。”表現出了一種務實且謹慎的態度，試圖降低事件的政治對抗性并將火苗引導回行政改進的軌道上。

然而，與官方態度的溫和態度不同的是，一些屬于俄官方媒體矩陣的建制激進派人物卻表現的憤怒無比。以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為代表，在俄國家電視頻道上對博尼亞發起了帶有極強人格侮辱性的圍攻。索洛維約夫稱其為“外國間諜”、“在西方主子面前搖尾乞憐的騙子”“顏色革命者”。國家杜馬議員米洛諾夫則公開嘲笑她的外貌和在摩納哥的私生活，稱其為“迪拜名媛”，并呼吁沒收其財產或將其宣布為“外國代理人”。

博尼亞的支持者則認為，這種對女性的人格羞辱證明了部分官僚的腐朽和無能。很多普通俄羅斯人也因為看到一位表達民生訴求的公眾人物受到如此粗鄙的對待，紛紛站出來聲援她。

面對索洛維約夫等人的羞辱，博尼亞也表現出了驚人的戰斗力。她沒有退縮，而是穿著正式、神情嚴肅地再次發布視頻，宣布將聯合受辱的女性群體對索洛維約夫、米洛諾夫以及在另一檔節目中侮辱女性主持人的阿捷米·列別杰夫發起集體訴訟。她將自己受辱一事提升到了“俄羅斯傳統價值”的高度，質問道：“如果國家電視頻道允許男人隨意謾罵女性為妓女、老太婆，這種對女性的普遍厭女和侮辱，難道就是我們想要傳達給下一代的價值嗎？”

就連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也加入到了支持她的行列中。在俄羅斯國家杜馬正式會議上，久加諾夫質問道：“為什么州長和議員們提了十年的問題總統聽不到，而一個從摩納哥喊話的博主卻能立即得到佩斯科夫的回應？”他警告稱，俄羅斯當前的經濟數據已經“掉到了谷底”，如果政府繼續放任這種由于貪腐和信息不透明導致的行政僵化，不立即進行徹底的改革，那么“1917時刻”即類似二月革命的社會大爆炸，將在今年秋天重演。

這極大地增強了她的支持者基數，使她在一夜之間從一個網紅“笑柄”，變成了對抗強權的“女英雄”。這個話題也因此從一個網紅的個人言論，變成了一個全民討論的、關乎國家發展、國家價值的嚴肅政治話題。

如索洛維約夫這類民族主義色彩非常濃厚、立場極度強硬的人，不出意外地指責她是“顏色革命者”“西方間諜”，但博尼亞的支持者認為，俄羅斯的普通民眾對宏大的意識形態敘事和地緣政治博弈已經感到疲勞甚至麻木。在面對博尼亞這種“非政治化”的、感性的民生疾苦傾訴時，民眾反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奇和舒心。

不得不說，這些博尼亞支持者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確實自覺或不自覺地借用了西方慣用的話語來對沖索洛維約夫等人的激進指控。比如，將具體的社會事件直接上升為“體制的系統性潰爛”，用“公民社會覺醒”來包裝個體訴求，或者刻意將民生困境解讀為“制度失敗的鐵證”，甚至于毫無根據地指責俄官方、指責索洛維約夫等媒體人進行虛假宣傳等。

而一些西方媒體自然樂見這種論證方式自發地在俄國內傳播，于是趁機幸災樂禍，刻意放大這些民間怨言，并借用久加諾夫的言論急不可耐地宣稱“俄羅斯崩潰的新1917時刻”已經到來。索洛維約夫等人自然也不會認下這些指責，于是雙方的對立越來越嚴重，雙方的言論也開始變得越來越激進。博尼亞事件也因此開始具備了相當嚴重的政治性質。這也是俄官方為什么在事件爆發后采取一種溫和的態度、想要低調處理的原因。

這是一次事發突然的、由民生娛樂話題，漸漸上升為嚴肅政治話題的、自上而下的全民政治事件。這場事件由俄羅斯的內部矛盾所引發，偶然性極強。這是這次事件的本質，我們必須對事件的性質有一個基本認知，這樣才能更順暢地討論之后的問題。

索洛維約夫（資料圖）

博尼亞言論的性質及其生態位

那么，博尼亞的行為是否如索洛維約夫指責的那樣，具有“顏色革命”的政治顛覆性質？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盡管博尼亞的視頻引發了一場俄羅斯社會各界的“大亂斗”，但這場大爭論有一個奇特之處（也是上文提到過的），它并沒有被徹底封殺，而是變成一場官方、親政府激進派、溫和派以及傳統反對派之間的亂斗，這并不符合“顏色革命”時期輿論場所通常表現出來的生態。

首先，博尼亞及其言論并沒有“顏色革命”特征。通過筆者上文對她生平的介紹可以看出，她的言論往往帶有極強的偶發性和個人利益導向。從她過往的表現（比如發表反疫苗言論）來看，她以發表“不負責任但又頗具影響力的言論”而出名，沒有任何深思熟慮的政治主張，也沒有證據表明她有境外勢力撐腰，她本人也沒有表現出建立政治團體挑戰俄羅斯現政府的意思。

有一個筆者在前文沒有提到的細節是，在她于2020年發表反疫苗言論后，俄羅斯官方要求她收回這些言論，她對此選擇妥協并滿足了官方的要求，這證明了她在本質上是一個愿意在俄現有政治框架內博取關注的博主，而不是一個試圖推翻現體制的所謂“顛覆者”。

在這次爆紅的視頻中，她完全不指責普京本人，反而贊美他是強勢、睿智的領導人，錯的都是“腐敗官僚”。這種言論是俄羅斯歷史上典型且長盛不衰的“圣明君主與惡毒波雅爾（貴族/官僚）”敘事。在這種敘事中，國家的總掌舵人總是如上帝一般善良且全知的，但其意志在下達過程中被貪婪、無能的中間官僚層層扭曲。這種敘事為憤怒的聽眾提供了一個民粹主義的發泄口，通過把矛頭指向官僚集團，讓深層次的社會矛盾表象化，并能在口水戰中讓爭論的話題“就這么過去了”。

久加諾夫迅速站出來聲援博尼亞就是證明。眾所周知，俄共長期以來在俄羅斯政治中扮演著“花瓶反對派”（所謂“御用反對派”，譯者注）的角色。他們的職責是在俄官方的默許下，指出一些較為嚴重的內政問題，并以激烈的言論去拷打社會中的腐敗既得利益者和不法分子。這樣俄官方既可以吸收社會不滿情緒，必要時又可以讓俄共等“反對者”作為執政者的“體溫計”和“鞭子”，協助最高層整肅行政機構。

博尼亞在這次事件中的表現，就呈現出了向這種生態位靠攏的趨勢。雖然她并非受雇于俄官方，但從佩斯科夫那務實、謹慎，甚至帶有某種“利用”博尼亞言論來敲打下位官員意味的回應來看，這極有可能是一個俄官方預設或默許的“安全泄壓口”。

她脫離俄羅斯社會現實的僑民背景，讓她既可以站在比較超然的地位去批評國家的弊病，又可以在真的引發爭議乃至境外勢力的干預時被輕易轉化為：“只有那些不了解俄羅斯實情、生活在西方的叛徒才會抱怨，真正的俄羅斯民眾正在為了國家而犧牲和忍耐。”并反襯普通民眾對政府的沉默支持。總之，她說出那番話、做出那個視頻不一定是出于俄羅斯官方的意志，但很顯然情況仍在俄官方的掌控和觀察中。

BBC等西方媒體將博尼亞視為反政府的信號，部分俄羅斯自由派人士也試圖將博尼亞捧為納瓦爾尼之后所謂新的“人民之聲”，但博尼亞本人本就以信口開河著稱，遵循的完全是影響力至上的網紅邏輯，所以筆者認為不必過度解讀其政治意圖。

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21日在國家杜馬提到博尼亞 視頻截圖

俄羅斯會重現1917嗎？

在博尼亞事件中，除博尼亞本人外，最令人矚目的就是久加諾夫對“1917年時刻”的警告了。當然，久加諾夫的言論也不能太過當真，所謂“1917年時刻”更多是久加諾夫為了批評內政弊病而做出的某種帶有預言性質的激進恐嚇。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的核心原因之一，是沙俄糧食征集與供應系統的徹底崩潰。根據歷史記錄，沙俄在1913年的糧食產量約為8000萬噸，但到1917年因戰爭影響出現大幅下滑，導致首都彼得格勒的糧食儲備一度僅能維持不足一個月。

相比之下，2025年俄羅斯的谷物總產達到了1.394億噸，相較2024年增長了10.7%，且作為全球最大的糧食出口國，其國內糧食供應極其充裕且自給自足。此外，俄羅斯目前的農業扶持政策也保障了肉類、乳制品等高價值農產品的穩定產出。有糧食就有底氣，與一戰末期饑荒蔓延的情況相比，現在的俄羅斯與當時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戰爭烈度方面，一戰時期沙俄動員的陸軍占其總人口的比重遠超今天的俄羅斯。1917年沙俄的崩潰很大程度上源于數百萬農民士兵在漫無邊際的陣地戰中失去了戰斗意志。而今天的俄羅斯，雖然在烏克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對整個國家勞動力結構和生存根基的沖擊，還遠未達到讓社會秩序全面解體的程度。

俄羅斯的經濟數據的確有不樂觀的因素，但也表現出了足夠的韌性。2024年，俄羅斯實際GDP增長率為4.9%，通貨膨脹率為9.5%，經常項目盈余占GDP的2.8%。到了2025年，盡管增長大幅放緩，GDP實際增長率降至1.0%，但通貨膨脹率也回落至5.6%到5.9%的區間，經常項目盈余保持在1.7%。

2026年的預測顯示，俄羅斯的實際GDP增長率將維持在0.8%至1.1%之間，通貨膨脹率預計在5.2%至5.9%范圍內。當然，俄羅斯目前的財政出現了一些問題，由于前三個月的支出過高，俄羅斯今年的財政赤字可能攀升至GDP的3.5%-4.4%，遠超官方1.6%的預測。

但美以伊沖突的爆發為俄羅斯的能源財政補充了元氣，國際布倫特原油價格已從沖突前的每桶約49美元大幅上漲至85美元以上并穩定了下來。油價上漲直接推高了俄羅斯烏拉爾原油的出口收入，為制裁下的財政缺口提供了重要的緩沖空間。這些數據表明，俄羅斯經濟的確面臨增長乏力和高利率、高赤字的壓力，但還遠遠達不到“民不聊生”的程度。

另外，今天的俄羅斯與1917年最大的不同在于意識形態。1917年前夕，各種思潮（從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到各類激進的社會變革左翼思潮）在俄國輪流登場，沙皇俄國的官方輿論早已被架空。而今天的俄羅斯乃至整個東歐地區，激進的理想主義思潮早已失去了生存土壤，主導社會情緒的是左翼民族主義、悲觀現實主義和深厚的保守主義。

普京政府通過一系列手段（如梅金斯基編寫的新版歷史教科書），成功地將“國家主義”塑造成了絕對的政治正確。在這套敘事中，二月革命被定義為導致俄羅斯民族悲劇、國家解體和被西方利用的負面歷史。無數俄羅斯人在教育中被反復叮囑：一定要杜絕這種情況的再度發生。這意味著即使“二月革命”有了某些社會基礎（如經濟發展不利帶來的不滿），它也嚴重缺乏思想基礎和民眾的道德支持。

博尼亞風波本質上是“溫度計”

無論其出發點是追求個人流量還是真實的民生共情，博尼亞及其聲援者久加諾夫在本質上仍然與“顏色革命”相差甚遠，俄羅斯社會很難說有“顛覆危機”。博尼亞提出的問題讓那些在長達四年的沖突中攫取了高額利益、卻對民生漠不關心的俄羅斯既得利益者感到如坐針氈，這與普京此前對經濟部門和地方官員表達的不滿是不謀而合的。

久加諾夫的言論也表明俄官方對“1917時刻”的擔憂是真實的（如果俄官方內部沒有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他不可能這樣說出來），而佩斯科夫的回應充分正說明了俄羅斯官方也許正試圖通過這種的方式，來倒逼已經腐朽的一些人、一些利益團體作出改變，讓一些因功勞而沾沾自喜的人重新站起來做實事，以防止“1917時刻”的真的出現。

博尼亞風波表明俄羅斯社會內部有巨大的改革呼聲，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這場風波會演變成西方期待的、真正的傾覆。它更像是一個體制在承受外部壓力的同時，通過內部的某種自凈化機制來排解釋放壓力。俄羅斯社會內部的不滿情緒是真實存在的，但在強大的國家主義敘事和穩定的基本物質供應支撐下，這種情緒更有可能轉化為對部行政改良的期待，而非對俄羅斯國家體制本身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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