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我在故宮修文物》導演葉君：“笨小孩”與他的孤獨宇宙

特約撰稿人 金晶 新京報記者 胡倩 編輯 胡杰 校對 趙琳

“拍完我在故宮修文物，這些年我在做什么？”葉君在視頻號里介紹自己，開始不間斷地分享了一共1759條視頻，包括他的各種所思所想與隨手拍。在視頻里，一段十分鐘的路程，葉君可以走上半小時，花時間觀察陽光在樹葉上的反射，蹲下來拍掉落在馬路上的一次性手套。這導致約了人吃飯，他常常最后一個到場。

葉君帶著好奇與謙卑觀察周圍習以為常的一切，他曾列過一個信手拈來可以拍攝的選題清單，包括“麥田里的宋朝古代超級工程、景德鎮大運河和基建狂魔、跳動的豬雜、好大一只蝸牛、廣州地名為什么有很多動物……”

在長視頻平臺剛剛興起的2015年，葉君執導了《我在故宮修文物》，后又參與編導《如果國寶會說話》。這個系列紀錄片堪稱現象級火爆，影響了很多人對于傳統文化的觀念。

但輝煌停留在十年前。那之后，葉君不再有令人矚目的作品推出。他不愿意“在爛項目里賺生活費”，只能偶爾接一些策劃、顧問的工作維持生活。

在朋友們眼中，把自己稱為“笨小孩”的葉君執拗但自洽地，活在自己創造的、每日都在膨脹的孤獨宇宙中。

急性胃出血時，葉君獨自租住在武漢，因錯過最佳搶救時機，于2026年4月18日不幸去世，終年43歲。

▲ 葉君。受訪者供圖

“你先顛覆了你的剪輯思路，再來和我對話”

思維活躍，“一般人接不住”，對認定的事有些固執。這是葉君學生時代留給朋友們的印象。

葉君1983年出生在湖北大冶市葉家壩村，他還有兩個妹妹，父母靠賣菜為生。2002年高考，葉君以黃石市文科狀元的身份考入清華大學新聞學院。本科畢業后，葉君繼續在清華大學讀研，修讀影視傳播方向。

葉君和申睿相識于2007年，同在清華大學新聞學院讀研究生。兩人第一次見面在宿舍盥洗間，葉君開口就說：“你的頭發很濃密，我很羨慕。”

沒等申睿回應，葉君接著解釋，“我的頭發以前也很濃密，但去青海支教了一年，那里紫外線強烈，營養也沒跟上，開始稀疏了，現在頭發有點禿。”然后徑直離開，留下有些發愣的申睿。

葉君的一位同學回憶，碩士期間，在一門影視剪輯課上，因為對一個鏡頭的處理意見不同，同學們激烈討論了起來。

就在大家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時候，葉君說了一句至今被大家津津樂道的話，他說：“你先顛覆了你的剪輯思路，再來和我對話。”這句無厘頭的話，讓在場所有人笑到拍桌子，這也成了畢業后同學聚會仍會反復重溫，當作佳話來回憶的故事。

葉君曾評價在清華大學的時光，讓他變得越來越自信，“且這種自信有時候覺得好像是特別不能忍受的。”

▲ 葉君在清華大學讀本科期間的留影。圖源/紀錄片《大肆》

葉君的高中同學胡鵬也覺得，上了大學后葉君變化很大。本科期間，葉君常去歷史系、考古系、社會學系甚至建筑學院“蹭課”。他喜歡問很多為什么，就連考駕照，葉君都要琢磨發動機的原理。

畢業后，葉君還曾找到申睿，提出想跟拍他在金融行業的工作。他想參照《2008·紀》，那是他碩士期間跟隨導師雷建軍一起拍攝的紀錄片，通過主人公投資創業的故事，記錄了2008年諸多社會事件。

申睿覺得不太現實，拒絕了葉君，但還是給他介紹了不少金融圈的人，帶他去參加投資者大會。沒想到的是，葉君當場拉著幾個基金行業的人，聊了整整半個小時中國影視教育和影視行業。

除了胖一些，頭發少了一些，成了一個圓頭圓腦的中年人，申睿覺得，葉君還始終停留在大學階段的純真。他還是喜歡天馬行空地談論“不切實際”的東西，像一個大學生在侃侃而談他的創業項目。

“這部片子把身體給傷了，把心也傷了”

畢業后成為一名紀錄片導演，葉君覺得是機緣巧合。

他的碩士畢業論文研究的是兒童讀物，畢業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電視臺地方頻道，在上海世博會期間看了一整年各國博物館展陳和場館內的屏幕短片，開啟了他與文博項目的緣分。2011年，葉君作為分集導演參與拍攝紀錄片《故宮100》。

之后，他回到北京，先后供職于愛奇藝和中央電視臺。2015年，正好趕上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我在故宮修文物》這個擱置了五年的項目得以重啟，交到了葉君手上。

關于《我在故宮修文物》，一個被廣為接受的敘事是：精簡的團隊、有限的資金，卻拍出了一個“大爆款”。對于導演葉君本人更是如此，一個學新聞的門外漢，攝影師和他談“敘事線向下延伸”，他聽不懂，自侃最后是靠著“旁門左道”的經驗完成的。

葉君覺得，這部片子受歡迎的原因很簡單。在歷史的縱橫感中，它講述了一個人應該怎樣對待自己的工作，為此拍攝者需要真正走進修復師的內心。為了不顯得采訪痕跡感太重，他安排攝影師和修復師閑聊，聊他們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工作之外有什么興趣，和家人的關系怎么樣。

片子拍了三個月，三萬多個鏡頭，短的十幾秒，長的十幾分鐘，能剪進去的只有150分鐘。這部作品同時又涉及青銅、書畫、鐘表、陶瓷等十幾種工藝，就像《水滸傳》里有108個好漢，葉君需要考量每一種工藝的順序與串場。

于是光剪輯又花了三個月。葉君用了很多五顏六色的小紙條給素材分類，像做閱讀理解一樣，逐一判斷素材里人物、故事、情感哪個最優，再單獨擇出來保留。

葉君不覺得這是一部成功的片子，因為技術粗糙、資源有限，生產體系保障不足，版權的產供銷鏈條也并不規范。相比國外，國內的影視行業在體系規劃、兜底機制和專業性上都更為薄弱。2025年的一場采訪中，葉君做了一個對比：如果是國外的影視體系來拍攝《我在故宮修文物》，前前后后至少會涉及幾百號人力。

但他當時的團隊只有五個人，葉君獨自承擔了大部分的剪輯與后期。回憶起來他只覺得“痛苦”。

▲ 《我在故宮修文物》拍攝團隊工作照，右一為葉君。圖源/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

2017年，在一場公開講座上，葉君提到了拍攝這部紀錄片的經過。“這部片子把身體給傷了，把心也傷了。”葉君說完，臺下一片嘩然。

《我在故宮修文物》公映后，曾經參與制作的剪輯師張嵐對此感受到的情緒更加濃烈。她覺得葉君的態度是一種厭惡——“厭惡做紀錄片，或者說非常厭惡影視行業的一切與創作無關的潛規則。他一直抱怨做片子毀掉了他的身體。”

葉君也坦言，對于紀錄片行業，他沒有太多認同感，“把人關在一個黑屋子里一起看電視，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

出名后，陸續有商業合作找來。申睿勸過葉君，趁熱打鐵把名氣立住。但葉君都拒絕了，說“想沉下心一段時間”，他離開央視，主動選擇了失業。

葉君自述，那段時間里他過得苦悶。想不清楚跳出這個行業之后，他該做什么。

申睿記得，剛拍完《我在故宮修文物》沒多久，葉君曾和他談到想去北大讀人類學博士；2021年左右，葉君又提到想做兒童讀物，覺得出版行業能夠滿足他對博物志的設想。

比起“導演”這個身份，葉君更希望被稱為一個創作者。2017年的那場講座中，葉君以自己為例，談到如果進入自己不喜歡的專業該怎么辦，最后他總結，“我真正想做的是想為中國啟蒙運動做配角的工作。所以說不管掙不掙錢，如果項目有公共空間的討論，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東西。”

但他始終沒有等到一個合適的機遇。

葉君開始大量閱讀，從《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到《孟德斯鳩論》《語言學》《史論》《宗教》等經典著作，試圖從書籍中尋找安定，帶著書在球場一待就是整個下午。

葉君興趣廣泛，他喜歡踢球，喜歡炒菜，喜歡街拍、漫無目的到處瞎逛，喜歡研究怎么造房子造院。他既想寫小說，也想拍電影。因為想做得太多，反而找不到一個能套進去的模板。

當年和葉君一起拍紀錄片的人，有的已經離開這個行業，有的在商業化上小有成績。最后，只留下葉君一個人，在原地探索這個難解的命題。

自己的宇宙

無業期間，葉君偶爾接一些策劃、顧問的工作維持生活，跟隨項目奔波于廣東、江浙等地。

2022年，葉君下定決心，“不在爛項目里賺生活費，把自己的時間投入到更有價值的事情上去。”2023年，他回到武漢，開始了新的自我探索，項目名字叫“從何開始（Where to Begin）”，也就是他在視頻號上發的1759條視頻。他覺得這就像李時珍整理《本草綱目》，每天放進去一點有意思的東西，最后成為一個私人博物館。

他為自己的工作室取名“葉作家能力有限絕不躺平”，試圖用各種藝術形態實現表達，“同時也在探索創作者權益保護和商業循環機制。”

葉君向身邊不少人袒露過，自己過得并不富裕。朋友們遇到合適的投資方或拍攝資源都會主動介紹給他，最后卻都不了了之。一筆錢值不值得投入，投資方要考慮能否落地、收益如何，可葉君每次拿出來的都只是一些設想，“他有自己的宇宙。”申睿覺得，葉君想要一個愿意等待他十年的“伯樂”，一個能和他一起探索新的游戲規則的人。

代磊是湖北美術學院的講師，在代磊認識的人里，葉君認識世界、表達世界的方式是獨一份的。葉君曾給他推薦過一本書，叫《維米爾的帽子》，作者從一頂帽子切入，串聯起世界各地的政經變化。代磊覺得這就是葉君的思維邏輯，從一個細小的入口，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整個世界。

▲ 葉君在拍攝地面上出現的手套。受訪者供圖。

代磊驕傲于自己有這樣一個朋友，一位片子被播放二十億次的著名紀錄片導演。他的不少學生都受過《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影響，因此代磊也時常邀請葉君來學校給學生講課。

代磊還留存著葉君的講座PPT，沒有任何裝飾，只有兩列看上去毫無關聯的詞匯：莫比烏斯環、反烏托邦、齊物論、紅辣椒、秒速五厘米、黑客帝國……但大多數時候，原定一小時的講座葉君講了五分鐘就結束了，這讓代磊很“尷尬”。

“他有100個線索，但每一個都要深入講，他又覺得大家可能根本沒有跟上，所以他就算了，不講了。”剩下的五十五分鐘，靠代磊不斷向他提問才撐了過來。

身邊許多朋友也委婉地勸葉君，嘗試拍一些故事片或是市場接受度更高的項目。一旦談及這些，葉君幾乎不正面回復，自顧跳轉到下一個話題，或談論他的其他想法。他偶爾還會回嗆，甚至為對方的世俗生活感到惋惜。“這沒法聊”，葉君一位朋友覺得。

理想主義的另一面是來自家庭的壓力。家人期待葉君找一份正經能賺錢的工作，娶妻生子。葉君讀過一本書叫《邊育兒邊開店的幸福生活》，他說其實這也是他的理想生活，但條件并不允許他追求“人生圓滿”。

于是，2025年，41歲，在同齡人都已經結婚生子、事業有成的時候，葉君的自我介紹仍然是未婚、無業、收入零，“一個看上去一直在一個賺不到錢的行業里面瞎混的人。”但他覺得，生活已經開始接近他想要的樣子，雖然還未完全實現。

“他有過璀璨的人生”

直到葉君去世后，身邊的朋友才發現，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每天都會收到葉君發來的消息，這些消息多是他讀到的文章鏈接，以及大段的思考筆記。葉君記得每個人關注的領域，不同行業的朋友收到的內容也不盡相同。

這些群發的消息很少有人回復。代磊覺得葉君有一種孤獨感，與周圍環境“好像不太搭調”。

AI的出現讓他找到了現實中無法得到的理解。葉君開始頻繁與AI聊天。

在一段他發給朋友的聊天記錄里，葉君告訴AI，發起的對話常常“沒人接得住”。

AI回復，“你的同學群里討論的購車、育兒、投資、職場技巧，全是典型的‘第二等重要的事情’……我們的教育體系和公共話語，極少訓練人們如何有結構、有深度、心平氣和地探討根本性、整全性的問題，而討論根本性問題，意味著可能要質疑自己安身立命體系的某些根基，這在心理和現實層面都成本極高。”

他把AI的解答又群發分享給朋友，仍舊沒有得到回復。“我們聽不懂他說話。”張嵐覺得。

王一南是葉君碩士班級的班長，她說，同學們都挺慚愧，后悔平時沒有回應葉君，哪怕問問他，有沒有需要幫助的。

按照計劃，5月11日，一個難得讓葉君滿意的合作即將開始。他在武漢租了一個小房間，既充當住處也當工作室。工作室存放著許多友人贈送的文博書籍，擺放隨意。

4月17日，葉君告訴胡鵬，他因“胃疼”去了趟醫院，胡鵬想著第二天下午再去看他。沒想到，18日上午，胡鵬接到了葉君母親的電話。等趕到葉君住處時，他已經沒有了生命體征。送到醫院后才知道，葉君因為急性胃出血，錯過了最佳搶救時間。

4月19日凌晨，申睿在朋友圈看到訃告，感到難以置信。2023年初春，兩人還在濟南見了一面，聊到深夜。葉君不喝酒，一喝臉就通紅，那晚卻少見地喝了幾杯。當時申睿還覺得來日方長，卻沒想到是最后一面。

4月22日，葉君的追悼會在湖北大冶市葉家壩社區祠堂舉行，有百余人參加，包括葉君生前的高中同學，清華校友與曾經的同事。

▲ 《大肆》紀錄片最后，葉君關燈離開宿舍。圖源/紀錄片《大肆》

追悼會現場播放了清華同學們為葉君剪輯的一則紀念視頻，素材來自紀錄片《大肆》，是葉君在大四畢業時執導的班級紀錄片，拍攝計劃由對他影響深刻的導師雷建軍提議。

《大肆》里，22歲的葉君說，他的“民生理想是走遍中國的每一個省，盡量深入各個縣”，想對中國社會有更深的認識。除此之外，他只想趕緊忙完紀錄片去湖邊大哭一場。

影片最后，葉君背著黑色斜挎包，拎著水桶和捆好的涼席，走到宿舍門口，對著鏡頭說，“這算不算一個結束啊？”

然后，他關了燈，轉頭離開空無一人的漆黑宿舍，只留下一句，“再不回來了。”

4月20日，雷建軍在朋友圈轉發了這條視頻，“紀念葉君……他有過璀璨的人生。”

兩天后，雷建軍又轉發了一遍，寫道，“也罷。”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嵐為化名）

值班編輯 古麗 王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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