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記憶】黃道婆的故事 烏泥涇的經緯

在上海縣志里，這是短短一行介紹：上海烏泥涇鎮，傍烏泥涇得名，元代為名鎮，詩人王逢居此。曾經市面繁榮，人文薈萃，為上海西南水陸重鎮之一，至清嘉慶年間閘廢渡荒，鎮沒為村落田野。

在中學課本里，這是被寥寥幾個字記錄的歷史人物：黃道婆，宋末元初人，后人譽之為“衣被天下”的女紡織技術家。她把在海南崖州向黎族婦女學習到的棉紡織技藝帶回故鄉，從而引發了持續六百余年的棉業革命，以上海縣為中心的棉紡業迅速發展，成為松江府乃至江南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兩者的交集，是烏泥涇。如今在上海市區西南方向，徐匯區華涇鎮的尋常巷陌間，已難覓這個“西南水陸重鎮”在宋元時期的舊跡。烏泥涇——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地名，如今只存留在志書的字里行間。

烏泥涇鎮何以由盛轉衰？那位婦孺皆知的黃道婆，是如何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從上海到海南的？回到她的出發地烏泥涇現址時，會發現這位了不起的織女手中穿梭的，何止是棉線與布匹，更是一座城市的命運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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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泥涇的故事，要從水說起。

烏泥涇鎮，傍烏泥涇得名，也名賓賢里。位于長橋鎮南，華涇鎮北，今龍華平橋、東灣、西灣自然村一帶。

900年前，今日徐匯區華涇鎮一帶，還是一片潮來潮往的濱海之地。傳說在南宋隆興年間（1163年—1164年），巨富張百五于此建園林，捐資建清和橋（長橋），導烏泥注水接黃浦，引潮灌附近農田“八千畝”。“涇”在江南水鄉的地名中指的就是溝通河流的人工水道。

烏泥涇的開鑿，讓這條水道北接長橋港，南達華涇，蜿蜒流入黃浦，將這片土地與更廣闊的水系連接起來。在水鄉舟行的年代，無異于一條高速公路的建成，讓船只往來穿梭、貨物集散流轉成為可能，一座市鎮便在水邊生長起來。從此，“水陸交通稱便，由是形成集鎮，人民熾盛于他鎮”。

到了元代，這里已經成為遠近聞名的名鎮。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設太平倉，即備荒糧倉，由一座擁有409間房屋的私宅改建而成，轉運華亭漕糧，并設蘆子稅課局（縣級稅務機關，負責征收商稅、契稅、門攤稅等工商雜稅）。元朝在上海地區僅設了五個巡檢司（具有軍事職能的機構），其中一處便設在烏泥涇，可見其戰略地位。

烏泥涇人趙如珪，在當地建“進德齋”，并請來名儒施教，學生300余人，一時文教興盛。鎮上還有城隍廟、武勝閣、禪寺等宗教建筑，香火鼎盛，鐘磬相聞。所以，宋元之際，烏泥涇鎮的繁盛，可以說遠超今日上海中心城區的雛形上海鎮。

在上海立縣后，烏泥涇鎮轉屬上海縣，于此設巡檢司。1373年（明洪武六年），置稅課局，已然“市面繁榮，人文薈萃，為上海西南水陸重鎮之一。”（《上海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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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婆婆，黃婆婆，教我紗，教我布，兩只筒子兩匹布。”在上海，這是婦孺皆知的童謠。但關于黃道婆的身世，在正史中只有寥寥數筆——元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記載：“黃道婆，松江烏泥涇人。少淪落崖州，元貞間，附海舶以歸。”

關于她為何淪落海南，有說是童養媳不堪受辱流落海南，有說是因戰亂隨宋室南遷，也有人推測是搭乘商船流落至此。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這個烏泥涇的女兒，是如何從東海之濱到崖州（今海南），在黎族婦女中度過了約40年漫長的歲月后又回到了故鄉，這是個謎。

元貞年間（1295年—1297年），年近半百的黃道婆“附海舶以歸”。后代學者推測，她搭乘的很可能是一艘返航的阿拉伯商船，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從海南北上，在太倉或上海附近的港口登岸。

當她重新站在烏泥涇邊，不僅是落葉歸根，更將開啟“棉紡革命”。

宋代，上海始種棉花。明正德《松江府志》記載：“木棉本出閩廣，可為布，宋時鄉人始傳其種于烏泥涇，今沿海高鄉多植之。”元代初期，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在長江流域設木棉提舉司，提倡植棉，年征收棉布達10萬匹。

此時的江南，婦女們依舊手工剝棉、竹弓彈絮，“初無踏車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而黃道婆授之以從黎族婦女那里學來的“捍、彈、紡、織之具”，“至于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

她革新和推廣去除棉籽的攪車后，工效提高了好幾倍，復又制成四尺多長的“繩弦大弓”，用彈椎來敲擊繩弦，振幅加工，使彈制出來的棉花松散潔凈，產量大大提高。改進了剖籽彈棉工序以后，黃道婆又把紡棉的單錠手搖紡車改為三錠腳踏紡車，使紡紗的效率也得到提高，改變了原來一架織布機需要三四個人提供紡紗的局面。

黃道婆在改進織造方法后，在織造技術上又革新創造了一種名為“烏泥涇被”的棉紡織品，風靡江南，行銷日廣。她傾力傳授，從業人員逐漸增多，地域逐次擴大，千家萬戶農人和手工業者的生活大為改善，從而引發了持續六百余年的“棉業革命”，以上海縣為中心的棉紡業迅速發展，成為松江府乃至江南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閔行前傳：上海縣700年》）

元末，一位名叫王逢的江陰詩人遷居至此。他將居所題為“儉德堂”，將園子命名為“最閑園”，留下詩集《梧溪集》。他在記錄烏泥涇的風物人情時就記錄了黃道婆：崖州布被五色繅，組霧繃云粲花草。片帆鯨海得風歸，千柚烏涇奪天造。

從此，烏泥涇一帶“戶戶種棉花，家家紡棉紗，人人會織布”。明代開國初，朱元璋曾下令：“凡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規定百姓可用棉布、棉花繳納田賦。明正德《松江府志》記載：“鄉村紡織，尤尚精敏，農暇之時，所出布匹，日以萬計。以織助耕，女紅有力焉。”棉紡織業從農家的副業，一躍成為家庭經濟的主業。浦東的三林塘，浦西的龍華、七寶、莘莊、梅隴，家家機杼聲，戶戶織布忙。松江府成為全國最大的棉紡織中心，“松江布”行銷天下，有“衣被天下”的美譽。

明代，上海的棉花生產規模和棉布質量在全國各府州中已屬上乘。上海縣年產銷棉布約1500萬匹，松江府年產銷達幾千萬匹。17世紀前期，徐光啟估計上海附近沿海一帶的棉田有100多萬畝。至明末清初，上海、嘉定、寶山、川沙、南匯、奉賢和崇明等縣的棉田面積占耕地面積的七成，成為本地區的主要農作物。

清代，繼續提倡植棉。康熙皇帝作“木棉賦”，將《御制棉花圖》刻石立碑，宣揚棉花生產，使上海棉花生產保持旺盛勢頭。甚至直到1929年4月，新成立的上海特別市在報刊上公開評選市花。在收回的1.7萬余份選票中，棉花以5496票高居榜首。

黃道婆紀念公園 圖片均由黃道婆紀念公園提供

黃道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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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明代嘉靖年間，倭寇頻犯東南沿海。上海縣城在三個月里緊急筑起了城墻抵御外敵，但烏泥涇鎮作為無設防之地，成了倭寇刀俎上的魚肉。史料記載，烏泥涇“屢遭倭患”，“遭倭寇焚掠而無遺”，由是敗落。

與此同時，烏泥涇河道的淤塞也在加速。元大德、泰定年間，水利專家任仁發曾在烏泥涇等處修建水閘，調節水量，便利航運。但到明代，隨著水系變遷和疏于治理，烏泥涇逐漸淤淺，航運功能日益衰退。至清嘉慶年間，烏泥涇鎮已沒落為村落田野，曾經的車水馬龍、商鋪林立，遭遇倭患與淤塞，一座古鎮衰落，一切都成了過往云煙。

清人秦榮光在竹枝詞中感喟：“烏泥涇鎮亙東西，十里長街舊跡迷。中被潮沖坍入浦，但留一廟浦東堤。”

1936年，上海地方志工作者在西灣村附近發現鐫“賓賢橋”字石塊及2塊橋石。賓賢橋跨今東灣村西首中心河，橋腳石條仍為舊物。鎮舊址今除東灣、平橋、西灣等村外，大部分為農田。關港鎮即當年稅課局關卡所在地。（《上海縣志》）

雖然河流會改道，市鎮會湮滅，但真正的文明不會消失、技藝的流傳能超越世事。

2006年5月20日，烏泥涇手工棉紡織技藝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上海地區形成了從國家級到區級的完整非遺保護體系：烏泥涇手工棉紡織技藝1項國家級，嘉定藥斑布印染、奉賢土布染織、青浦土布染織等6項市級，浦東土布紡織、三林標布紡織等3項區級。這些項目不僅是技藝的傳承，更是城市記憶的載體。

黃道婆的故事仍在被講述、被傳承。在東華大學上海紡織服飾博物館，黃道婆的形象為新一代紡織人所紀念。上海黃道婆紀念公園位于上海市徐匯區華涇鎮徐梅路700號，由黃道婆墓、黃道婆紀念館和烏泥涇手工棉紡織技藝實踐基地三部分組成，墓區內設黃道婆衣冠冢，1962年被列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滄海桑田，烏泥涇鎮已隱入歷史的深處。但當我們行走在華涇鎮的街巷間，看到那些承載著古老記憶的地名賓賢橋、關港、打鐵橋……便會想起，曾經這里有一條烏泥涇，烏泥涇邊有一個“比上海鬧猛”的烏泥涇鎮，烏泥涇鎮里，有一位“衣被天下”的女子。她用手中的經緯，革新了一個時代；而那個時代，又以另一種方式，編織了我們今天的生活。對技術的重視和傳承發揚，如棉線般柔軟，也如棉線般堅韌，在時間的經緯中，一代代創新。

原標題：《【海上記憶】黃道婆的故事 烏泥涇的經緯》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沈軼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