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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27日下午,在上海市中心最繁華的南京西路,國際飯店正對面,一張由陳毅、粟裕簽署的布告,被貼在一個巨大橢圓形場地的外墻大門上。路人紛紛圍攏過來,一個個仔細讀著,臉上綻開笑容。接下來的幾天里,從虹口、楊樹浦甚至更遠的浦東,不斷有人專程趕來,只為親眼看看這張布告。
如今,在上海市檔案館的主題展廳里,我們見到這張布告的原貌:豎版,高106厘米、寬76厘米,紙張已微微發黃,但墨跡依然清晰:“原由上海跑馬總會有限公司、上海跑馬總會場地有限公司及上海萬國運動會所經管之土地全部收回,作為市有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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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軍管會收回跑馬廳等用地的命令(上海市檔案館藏)
這張布告貼出后,很快,滬上各大報紙的編輯部變得熱鬧起來。雪片般的讀者來信,從城市四面八方飛來。信的內容,都圍繞著布告里所提到的那片橢圓形場地而展開——它該怎么用?叫什么名字?會建成什么樣子?
有人主張種樹栽花,“使它成為一個大公園”;有人建議“建筑一個近代化的體育場”;還有人認為,“上海住宅太少,這地方可改為‘工人住宅區’”。
后面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那片曾經被稱為“跑馬廳”、承載過屈辱的土地,在上海市民的熱切期盼中,迎來新生。它的新名字里,嵌入了“人民”二字——南部,建成了開闊恢宏的人民廣場;北部,成為花繁葉茂的人民公園;中間,則鋪設了寬闊筆直的人民大道。
在這場歷史性的轉變中,城市管理者是如何傾聽民意、規劃決策的?建設者們又是如何將這幅由人民勾畫的藍圖,一步步變為現實的?讓我們循著歷史檔案、舊報紙以及親歷者的回憶,追溯這段人民城市建設起步期的溫暖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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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秋,人民廣場大道改建工程即將完成。圖源:上海市政協《上海70年》攝影展
初具雛形
1951年9月6日下午,圍繞市民們熱切關心的跑馬廳建設問題,上海市人民政府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
市政建設、地政、財政、工務等部門主要負責人悉數出席。會議明確,“跑馬廳”今后的建設方向,雖有廣場、公園、體育場,但總體以廣場為中心,因此臨時稱“人民廣場”。會議決定,成立專門機構——人民廣場建設管理委員會,下設管理、設計計劃等相關部門。其中,設計計劃工作主要由工務局牽頭,由時任局長趙祖康具體負責。
檔案記載,會議還形成了兩個共識:其一,這個地方“是一個都市的‘肺’,而不是‘大腸’,因此一定要廣置草木,不要弄得灰塵飛揚”;其二,人民廣場作為一個永久性的場所。
翌日,上海人民廣場開工典禮正式舉行,工人、青年團員等各界代表共計一千二百余人受邀到場。盛丕華副市長主持儀式,潘漢年副市長在講話中宣告:“我們正在準備詳細的計劃,預備把這塊土地修建成美麗的文化休憩公園和人民的廣場,以應本市市政建設和全市人民群眾各種活動的需要。”他同時指出,這項工程“標志著上海人民依靠自己的勞動改造舊上海、建設新上海的偉大力量”。
從9月9日至9月27日,一場建設大會戰拉開序幕。由八百多名建筑工人、搬運工人以及兩千多名來自各區的青年團員組成的隊伍,投入緊張施工。檔案里記錄了許多動人細節:虹口的青年團員,承擔起了清晨第一班任務。為了在五點半前趕到工地,他們四點半就從虹口出發,哪怕遇上大雨天,大家仍堅持跑步前進。抵達工地后,在泥濘中全力投入道路鋪設工作。
經過18天的接力奮戰,人民廣場的主干道鋪設終于完成。這條最初長度470米、寬100米的道路,相當于當時三條延安東路的寬度,可容納百人并行。它,就是后來的“人民大道”。
設計“綠肺”
正當南部廣場建設如火如荼之際,北部公園的規劃設計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展開。這項重任,落在了工務局園場管理處處長程世撫的肩上。程世撫早年曾在金陵大學、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攻讀園林專業,歸國后擔任過金陵大學園藝系教授。
規劃中的人民公園占地225畝,面積僅次于中山公園。整體設計秉持“自然式”的理念,以南京西路進口處的廣大草坪為中心,兩側是起伏的山坡和蜿蜒的曲徑,三面河道圍繞,以小橋連接,構成一幅精致的自然畫卷。為節約資金,園內建筑多采用竹木結構,同時也適當保留原跑馬廳的一些遺跡,如游泳池、看臺、球場及一根高38米的旗桿等。
關于“自然式”設計,檔案中這樣闡釋:“用起伏的地形、曲線的園路、山水叢林等來模擬天然環境。”程世撫的助手吳振千多年后仍清晰記得程世撫的生動比喻:“樹叢從平面圖看上去就要像地圖似的,有‘大陸’,有‘半島’,有‘港灣’,有‘島嶼’,草地好比‘海洋、湖泊’,虛實相生,多種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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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圖分別為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的人民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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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設計還有兩處亮點。一是借景,巧妙地將園外的國際飯店、第一百貨公司等高大優美的建筑納入游客視線,使其成為園內風景的一部分,真正體現“森林中的城市”。二是引入小河道,上海原有公園普遍缺乏河道,而河道本是江南水鄉特色。設計者利用跑馬場原有一條環繞的明溝,將其拓寬成河道,既可以供游人劃船游玩,又能起到排水蓄水作用,挖出來的泥土還可用來堆筑地形。
1952年1月,市工務局正式下達建設工程計劃任務書。同年5月,全部測量及重要設計均告完成。
檔案中保存著一份工務局于當年呈送陳毅市長的報告,其中寫道:公園設計“擬先初步完成公園雛形,預留地位,以便逐年增加建筑、改善風景”。根據計劃,第一期工程計劃于6月開工,“爭取在本年10月1日開放”。
創造奇跡
1952年6月3日,公園建設正式開工。檔案中這樣記錄道:“公園能夠在短短的四個月中建造完成……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開工不久,黃梅天便緊隨而至。梅雨剛走,高溫酷暑和臺風又接踵而來。此時,工程恰恰進入了最不宜在高溫天進行的園藝栽種環節。
園藝工人和技術人員創造了一整套的“保種保活”方法。檔案中完整記錄了這套方法:將樹木像圖書一樣編號、定位,按精準時間從苗圃挖掘、運送至工地;樹木送達后,像郵遞員分發信件一樣,將樹木分發、種植,一道道工序環環相扣、分毫不差。
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面。當時白天氣溫高達40攝氏度,工人們在樹頂架起遮陽棚,為樹干包裹稻草,并不斷噴霧保持樹枝樹葉的濕潤。據檔案記載,“由于中午不宜澆水,灌澆工作就在早晚和深夜繼續不斷地進行,調集了全市各公園的灌溉橡皮管,加上抽水機從河中抽水”。當時園內路燈尚未安裝,夜晚工人就借著手電筒的光亮作業。就這樣從入夜到天明連續澆灌了25天,終于“看見樹木枝葉由倒垂轉向挺直,由挺直而走向滋長”。
那個夏天,公園共栽種了大小樹木13413株,成活率超過96%。
鋪種草皮也同樣艱難。所需73782平方米草皮,除小部分由本市供應,共有55482平方米草皮是從嘉興、平湖等地走水路運來的。夏季悶熱,草皮在船艙里容易腐爛,船隊便白天停泊陰涼處,夜間航行,單批次運輸就需歷時一周,前后還遭遇數次臺風。就這樣,一船一船草皮最終安全抵達上海。
檔案里還有這樣一個細節:當草皮深夜運抵碼頭時,搬運工人們情緒高漲,大家自愿不要加班費。他們說:“過去這里我們是不能進來的,今后我們也可以到這里來游玩了,我們加一把勁地干,使公園可以早一日開放。”
從6月初到9月末,整整76個工作日的連續奮戰。在工務局園場管理處、失業工人救濟委員會、中區工務所、公用局、華東建筑工業部水電公司等多部門協作下,平均每天出工648人次,完成了一份近乎奇跡的工程清單:土方工程46463立方米,開鑿河道1200米,鋪路25588平方米,架橋5座,鋪草68617平方米,植樹13413株,疊山石248噸,修建水榭、廊屋、竹茅亭十余座,安裝兒童游樂設施24件……
9月中旬,工務局呈文請示陳毅市長:“該公園開放期近,擬請賜予定名。我局初步意見,建議定名為‘人民公園’”。
不久,建設者們收到了陳毅市長親筆寫下的四個大字——“人民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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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建成之初的人民公園(上海市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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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上海市民在人民公園劃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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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人民公園(上海市檔案館藏)
人民的節日
人民公園即將開放的消息傳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市民們翹首期盼,都想親眼看看這座由人民政府興建的第一座大型公園。
10月1日當天,園內舉辦了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2日至25日,公園以分發參觀券的形式試運行,接待了來自當時上海20個區的市民代表。26日,公園正式向全體市民敞開大門。
開放首日,盛況空前。上海市民像是歡度盛大節日一樣,扶老攜幼,從四面八方涌向這里。《新民報》記載:清晨6點開園,到7點已涌入近萬人。至中午12時,游客量已近12萬人次。據檔案記載,僅10月26日這一天,入園游客就達40.7萬人次。以上海當時約500萬人口計,相當于每100位市民中就有8人于當天游園。
一位名叫陳林的工人,難掩激動心情,寫信給公園辦公室:“我15歲到上海時,看見過‘跑馬廳’,但是在帝國主義侵占的時代,我們是不能進去白相的,連門口都不可以站。今年我47歲了,才第一次走進這個地方。想想從前,看看現在,我為這個公園而感到光榮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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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上海人都有一張以國際飯店為背景的人民公園留念照(王禮榮先生提供)
許多市民、機關單位、團體,還陸續為公園送來了樹木,其中包括雪松、玉蘭、玉桂、冬青、紫薇、夾竹桃、羅漢松、棕櫚樹等。開園不到半年,公園收到的贈樹已達兩千余棵。
1954年國慶前夕,人民廣場進行了大規模修建。人民大道延伸至550米,兩側矗立起24座飾有云彩花紋的“華表”燈柱,大道旁各鋪筑了一條13.5米寬的柏油路,中心干道則鑲嵌上花崗巖。1957年,原跑馬廳看臺被改建為上海市體育宮。1963年,又建起一幢設有固定檢閱平臺的辦公大樓。
如今,人民廣場周邊,市政府大樓、上海大劇院、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上海博物館等建筑巍然屹立;人民公園東區中軸北端建起了一座“五卅”運動紀念碑,中軸南部放置著南極科考隊贈送上海市民的南極石;地上公交樞紐、地下軌道換乘中心以及地鐵1號線、2號線、8號線在此縱橫交錯……形式在變,風景在變,但“人民”二字所承載的精神內涵,始終如一。
原標題:《【海上記憶】一座廣場與一座公園的誕生》
欄目主編:沈軼倫 文字編輯:沈軼倫
來源:作者:周曉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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