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反川普已經到了靈魂撕裂、歇斯底里的程度

在CNN直播間的聚光燈下，面對全球數百萬觀眾，《紐約時報》資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說出了一句流傳必將久遠的話。他說，他痛恨伊朗神權政府，希望看到這個壓迫本國人民、在中東四處播撒戰火的政權被徹底打倒；然而，他又不希望川普和內塔尼亞胡因擊敗伊朗而在政治上獲益，因為他們是‘兩個糟糕透頂的人’。他坦承自己深陷‘撕裂’之中——一邊是他痛恨的敵人，一邊是他更痛恨的盟友。

其實，只要看到《紐約時報》幾個字，就大概明白其是啥樣貨色。《紐約時報》多年持續反川普，宣傳川普必敗敘事，赤裸裸暴露了當下美國一部分精英群體反川普已深入骨髓、近乎歇斯底里的病態現實。

弗里德曼的邏輯本身荒誕到離譜，他公開譴責伊朗神權政權對內高壓統治、向外攪動中東亂局，承認這一政權是區域動蕩之源、是西方陣營的現實威脅，從價值與安全層面，完全認可推翻極端神權統治的合理性。可關鍵矛盾就在于，這場對抗正義與利益的博弈，一旦主導者是川普、盟友核心是內塔尼亞胡，他便瞬間背棄底線。

在他眼中，敵人的敵人，依舊是不能接受的惡人。哪怕美以聯手制衡伊朗、遏制極端勢力擴張符合美國國家安全、符合中東穩定大局，只要川普借此收獲政治聲望、內塔尼亞胡鞏固執政根基，這份正義的勝利，在他眼里就變得無比刺眼、無法容忍。于是他陷入極致的靈魂撕裂：明知伊朗是必須遏制的威脅，卻私心作祟，不愿看見自家陣營取勝；痛恨獨裁與戰亂，卻寧愿放任隱患存續，也要賭政敵落敗。

這種扭曲的心態，早已超越正常的政見分歧，淪為情緒化的仇恨執念。

美國政壇原本應有基本共識：國家利益優先、外敵當前放下內斗。理性的反對者，可以質疑政策細節、監督權力邊界、批判執政風格，但絕不會為了打壓一個政治對手，主動排斥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勝利，不會刻意盼望國家在關鍵博弈中束手束腳。

但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大批主流媒體精英、建制派左派，早已丟掉了這份理性。多年來，他們對川普的反對，早已脫離政策博弈的范疇，演變為價值觀層面的全面排斥、人格化的極端仇視。對他們而言，川普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原罪。只要和川普綁定的事，無論對錯利弊，一律否定；只要是川普主導的戰略，無論是否利好國家與盟友，一律抵觸。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打壓而雙標，個人政治好惡凌駕于國家安全、地區秩序、是非公理之上，最終陷入自我矛盾、精神割裂的怪圈。

埃里克·霍弗在《狂熱分子》（The True Believer）中有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洞察：群眾運動的凝聚力，往往不來自于對共同理想的熱愛，而來自于對共同敵人的仇恨。仇恨是一種更原始、更有效率的動員工具，因為它不需要復雜的論證，不需要對現實的細致辨析，只需要一個清晰的靶子。霍弗進而指出，當一場運動失去了可以實現的正面目標，它往往會把自己的生命力完全寄托在仇恨之上，變成一臺以消滅對手為唯一燃料的機器。弗里德曼所代表的精神圈子，在經歷了川普時代漫長的政治創傷之后，已經悄悄完成了霍弗描述的那個蛻變：反川普，從一種政治立場，異化為一種世界觀的底層操作系統。

美國駐以色列大使赫卡比的質問直擊要害：懷揣何等病態的執念，才會在國家對抗極端勢力、捍衛國民安全時，暗中抵觸勝利、期盼僵局？答案顯而易見，正是無休止、無底線的反川普狂熱，異化了這群人的判斷。

他們口口聲聲標榜人道主義、全球秩序、民主正義，可一旦牽扯黨派斗爭與個人好惡，所有價值觀都會瞬間讓步。弗里德曼一邊痛斥壓迫與戰亂，一邊拒絕能終結亂象的有效行動；一邊標榜理性中立，一邊被狹隘的黨派仇恨綁架思維，這不是思考的困境，而是立場的潰爛。

當反川普變成一種信仰、一種執念、一種不計代價的本能，人就必然走向歇斯底里的自我撕裂。可以正視矛盾、保留分歧、堅持立場，但若是為了扳倒一人，不惜犧牲國家戰略利益、漠視現實安全威脅、顛倒是非對錯，這樣的立場早已失去底線，只剩下偏執與病態。比如美國多個民權組織23日聯合發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觀看2026年足球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的外國游客可能面臨任意拘留、驅逐出境、種族定性等風險。這樣的消息一看就是出自反川普者的編造。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任意拘留、驅逐出境、種族定性外國游客，更何況像美國這樣的國家。

弗里德曼事件之所以值得嚴肅對待，不是因為他一個人的觀點有多重要，而是因為他說出了很多人不敢說出口的心里話。那些心里話的存在，意味著在西方世界內部，有一股力量正在悄悄地、以道德的名義，為西方世界的敵人提供掩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