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學者 永存的風范——紀念恩師楊公驥先生百年誕辰 | 郭杰

今天,我們滿懷深深的敬意，緬懷和紀念著名社會科學家、杰出的中國文學史家、我們的恩師楊公驥先生（1921—1989）百年誕辰。

回首百年歷史，可謂滄海桑田，風云變幻。在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楊公驥先生畢其一生，始終保持著學者本色。他既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的普通成員，又是其中出類拔萃的先行者、代表者。從這個意義上，他的一生極不平凡。可以說，楊公驥先生是一位選擇了正確方向的人，是一位引領了時代潮流的人，是一位做出了卓越貢獻的人，是一位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人，是一位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景仰的人。

具體說來，我感到，楊公驥先生作為一位學者，其畢生成就，具有以下鮮明特點。

首先，楊公驥先生是一位具有堅定馬克思主義信念、畢生為人民事業而奮斗的杰出學者。

1921年，楊公驥先生出生于河北正定的一個士紳之家，家道富足，父親是一位北洋軍官。但是，他從少年時代就目睹了國家衰敗、民族危難、廣大人民群眾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苦難現實。在十六七歲的年紀，他毅然背棄了自己的家庭，克服重重困難，來到延安，投奔革命，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延安時期，他在緊張忙碌的工作勞動之余，更加深入系統地進行學習。他曾自述：“這時期主要是學馬克思主義，認真地讀大部頭的原著。所謂十七八歲娃娃啃《資本論》者正是我輩。”“我在延安所受到的革命實踐鍛煉和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卻的確為我以后的治學態度、治學道路、治學方法、治學能力打下了基礎。”[1]從此，他便牢固樹立起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念，畢生不曾動搖。

楊公驥先生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不是從書本到書本，而是為了解釋歷史發展規律，解決社會現實問題。他說：“我的學習方法是：當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時候，便聯系我所具有的各學科知識和各種生活知識，用這些知識驗證理論，充實理論。這樣，理論對我就不再是抽象的條文，而變成了貫通我的實感的觀念，成了我的血和肉。”[2]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和思維方法，分析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特別是文學發展的現象和規律，高屋建瓴，鞭辟入里，顯示出鮮明的思想個性和學術品格。一九五一年，他的《中國文學》第三稿，曾受到中央教育部表揚，被認為“廣泛地掌握資料”，“有創見，并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處理中國文學史上的某些問題”，因此，將它“介紹推廣給各院校（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通知》）。學術界公認，楊公驥先生的學術代表作《中國文學》，是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深入闡述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著作，產生了重要的歷史影響。

楊公驥先生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念，貫穿于他所全身心投入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火熱實踐過程之中。作為一位學者，他并沒有到前線打仗，但他自覺承擔起一名戰士的責任和使命。一九四八年，正當解放戰爭激烈進行之際，楊公驥先生也在緊張從事教學科研、特別是《中國文學》的撰著工作。他感到：“解放軍浴血苦戰，天天打勝仗。基于責任感，我覺得在我這一革命崗位上，也不應該打敗仗。”[3]他的卓越學術成就，是在堅強的理想信念支撐下，出于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焚膏繼晷、嘔心瀝血取得的。他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并科學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解決中國文學、歷史、文化的相關問題，但他堅決反對一切教條主義的做法。他反復強調：“對于古代文學，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加以分析與綜合，經過科學推論得出理論性認識。但理論只能表現為研究的結果，并不可以作為研究的前提。今日的觀念，只可用來分析古人，而不可賦予古人。因此，不可把今天的一些標簽語超時間、超空間地加在古代作品上面。”3他強調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精髓，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作為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楊公驥先生深知歷史的發展從來都不是平坦的、一帆風順的，而是波浪式前行、螺旋式上升的。在曲折面前，他從不退縮；在挫折面前，他從不動搖。十年文革期間，他曾被下放到長白山區的林海雪原，生活遇到困難，身體健康也都受到損害。當時有白發學生遠道前來探望，流著淚說：“老師少年時便參加革命，想不到老來時，下場竟如此狼狽！早知如此，就悔不當初了罷？”楊公驥先生笑著答道：“這是歷史的必然道路。中國只有這一條道路可行，我也只有這一條道路可走。假如我再重新生活一遍，我還會照舊這么干，我毫無悔意。”他把這次問答寫信告訴了遠在長春的摯友、著名詩人公木先生。公木先生當即贈詩三首，其中第一首詩云：“一從結發讀《宣言》，便把頭顱肩上擔。……問俺早知這么樣，早知這樣心也甘。”畢生貢獻于祖國和人民的事業，對個人的榮辱得失早已置之度外，這就是楊公驥先生、公木先生等老一代革命者的錚錚鐵骨，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崇高境界！

其次，楊公驥先生是一位取得了劃時代成就、在學術史上產生深遠影響的杰出學者。

楊公驥先生以其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卓越成就，在學術界享有盛譽。他的代表性著作，如《中國文學》（一九五七）、《唐代民歌考試及變文考論》（一九六二）等，都是以中國古代文學為研究對象，論述其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內在規律以及相關問題的，堪稱經典之作。另一方面，楊公驥先生的學術研究又遠遠超出單純的文學史范圍。翻開《楊公驥文集》，人們會發現，其中許多論題都深刻地涉及到哲學、史學、語言學、訓詁學、考古學、民俗學等眾多學科，并以其廣闊的學術視野、嚴謹的科學精神、強烈的創新意識，在學術史上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烙印。楊公驥先生治學，不僅涉及范圍甚廣，學科領域眾多，運用方法多樣，極大地開拓了學術研究的廣度；而且以其嚴謹扎實的科學精神，窮盡各類史料，深入考據和思辨，極大地增強了學術研究的深度。據其自述，他早在中學時期就“曾閱讀過有關天文、歷史、經濟學、哲學、心理學、倫理學、民俗學、考古、語言學的許多著作或譯文。”他認為：“學某一學科也必須兼通相鄰學科，因為任何一個學科都不是孤立發展、獨立存在的，都與其他學科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對后者不通曉，對前者難精通。”[4]可見他已經深刻領悟了專精與廣博的辯證關系，為后來的學術研究打下了扎實基礎。。

一九四八年，他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主持發掘吉林西團山史前文化遺址，并親自撰寫《西團山史前文化遺址初步發掘報告》。其中介紹了我國東北地區發掘并公布的第一個完整陶鼎，顯示出高度的學術水平。郭沫若先生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致信《東北日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一篇很有價值的學術性的文字。……方法正確,態度謹嚴,敘述翔實，見解審慎，很能實事求是。”這篇報告，作為建國前后一項重要的考古學成果，受到海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他在一九七八年發表《漫談楨干》，運用哲學、語言學等學科方法，突破了前人說文解字的傳統，從人的實踐、認識、語言三者關系出發，對漢語詞根進行深入尋索，取得重要的理論建樹。著名學者姜亮夫先生指出：“最近看到楊公驥先生考據‘楨干’一詞的文章，……用這樣一個具體材料，闡發了唯物主義在漢語發展方面的全貌，對于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有極重要的啟發，而且以具體材料指出方向，是篇值得學習的文章。”[5]楊公驥先生的論文，從不率爾操觚，每篇都是心血凝聚而成，都在某一領域取得重要了突破，堪稱經典之作。

楊公驥先生在學術研究中，從不迷信權威，而是勇于堅持真理，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全面收集材料，深入論證分析，進行獨立思考和判斷，求得對問題的真正解決。如《詩經》“三頌”中的《商頌》的制作年代問題，長期以來聚訟紛紜。楊公驥先生在《商頌考》一文中，通過經學、史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研究，以廣泛而詳實的史料，深入論證了《商頌》確為商代朝廷祭祀的頌歌，有力反駁了清代中期以來經魏源《詩古微》、皮錫瑞《經學通論》、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以至近代王國維《說商頌》所弘揚的、為梁啟超、郭沫若等眾多歷史學家以及中國文學史家等所廣為接受的今文經學的觀點，即認為《商頌》是周代宋國貴族正考父所作的觀點。這對于科學地認識中國上古文學的歷史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近年來，隨著學術文化的深入發展，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們認同和接受了這一觀點，并結合考古研究的成果而予以充實論證。

楊公驥先生以其卓越成就享譽學林，但他對個人名利卻從不介懷。他所執著追求的，是以嚴謹認真的學術研究，探尋中國文學和文化發展規律，揭示歷史的本然面貌。同時，他也以廣闊的世界性的視野和胸懷，在國際學術對話甚至較量中，發出中國學者對于事實和真理的呼喚。一九五八年，楊公驥先生撰寫《西藏古史考》。[6]這部著作，針對英國人查利·伯爾所著《西藏史》和《西藏之生活》兩部書，針對其解讀西藏歷史時明顯違背科學精神，一針見血地指明其要害，就是試圖用宗教活動代替西藏歷史，進而切斷藏民族與漢民族在漫長歷史發展中所形成血脈關系，否認藏民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重要成員的地位。楊公驥先生在文中，對查利·伯爾的謬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以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科學考察了西藏古史，真實評價了西藏民族在我國歷史上的地位，深入揭示了藏民族和漢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血肉相連的兄弟關系，從而以令人信服的分析論證，有力維護了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

第三，楊公驥先生是一位始終以教書育人為天職、誨人不倦、桃李滿天下的杰出學者。

從一九四六年東北大學（即“東北師范大學”的前身）建校之初，楊公驥先生就是創辦這所著名大學的首批教授之一，堪稱“建校元老”。此后，直到他于一九八九年不幸病逝，整整四十三年間，楊公驥先生始終服務于這所學校，嘔心瀝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堪稱桃李滿天下。一代又一代學子在課堂上聆聽他的諄諄教誨，從書本里領受他的遠見卓識，學業有成，報效國家，成為棟梁之才。他們中間，有專科生、本科生，有碩士生、博士生，有函授生、自考生，也有青年教師和培訓班學員。

楊公驥先生身為教授，始終以教書育人為天職，將課堂教學作為人才培養的主渠道，將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密切聯系起來，傾盡心血培養人才。一九四八年，他帶領歷史系助教李洵、薛虹和學生王承禮、吳楓進行吉林西團山文化遺址的田野考察，并形成考察報告。后來這些人都發展成為著名歷史學家。一九四九年，他在中文系擔任文學教研室主任，講授中國古典文學史，在歷史系擔任中國史教研室主任，講授中國古代史。他曾回憶道：“當時，我工作繁重，白天給中文歷史兩系講授兩門不同的課，課外便領學生挖山考古，夜間備課后，就整理研究出土文物，同時為了查閱日文資料而突擊學日文，此外還要擠時間寫《中國文學史》講義。這樣，我便養成了熬夜工作的習慣，……連續了十年。”[7]可見，他是把教學工作看得何等要緊，把教書育人看得何等神圣！他說過：“如果沒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是不能把一門課程不厭倦地、認真而興奮地講授上百遍。”楊公驥先生猶如春風化雨，誨人不倦。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為人師表所應當具備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及其內心深處“巨大的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

一九五二年，楊公驥先生開始擔任國家研究生導師，到“文革”前，先后培養出三屆研究生（其中包括我的碩士導師傅慶升先生）。一九七八年，他重又擔任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一九八一年，楊公驥先生以其卓越的學術成就，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聘任為全國首批博士生導師，創立了東北師大歷史上首批兩個博士點之一（另一個是林志純先生創立的世界古代史博士點），同時，這也是當時東北三省唯一的文學學科博士點。他先后培養出李炳海等八名博士[8]，后來都取得了較大成就，成為海內外頗具影響的著名學者，他們培養的眾多博士生，有許多也已成為各高校的領軍人才。由此可見，楊公驥先生以其艱苦卓絕的努力，為學校的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學術地位和影響等，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在研究生培養方面，楊公驥先生重視堅實的基礎，要求廣泛搜集并全面占有材料。他指出：“當研究某一問題時，首先必須全面占有第一手材料。只有做全面調查，才有可能做深入研究；只有占有全面材料，才能比較推理作綜合判斷，才能觸類旁通作全盤思考。”同時，他更強調思維方法和思維能力的重要性。他指出：“對于社會歷史科學的研究者來說，讀書（讀歷史文獻，發掘精神原料）是重要的，但哲學的思維能力（精神生產力）必須在實踐中不斷提高，卻是更重要的事。”[9]為此，就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他強調：“古云：‘金針度人’，我們主要是要學習馬克思的‘針法’，從事新的創造。”[10]他所謂“金針度人”，就是引導研究生能夠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對中國古代文學和歷史文化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進而客觀地展示其過程、科學地揭示其規律。他鼓勵研究生既要獨立思考，勇于創新，又要善于求教，提高自我。“在探討研究問題時，應該前無古人，只有這樣才能沖破幾千年的陳言舊說；但提出或公布出自己的觀點之后，應該毫無自己，只有這樣才能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從而糾正缺失和提高自己。”他告誡研究生要不計個人名利，以思想家的標準要求自己，“應該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家”，而決不能成為“以知識謀生的知識小販”，或者“以文化牟利的文化巨商”。[11]這些諄諄教誨，堪稱金玉良言，充滿了深刻睿智的思想精神，給人以無盡的啟迪。

我畢生深感榮幸的是，在楊公驥先生晚年，自己能夠在他指導下學習中國古代文學，攻讀博士學位，成為他的關門弟子。耳提面命，春風化雨，使我略知門徑，受益無窮。今天，紀念先生百年誕辰，緬懷恩師之風范，重溫恩師之教誨，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內心充滿感恩之情。三十多年來，如果自己學業上略有寸進，那是與恩師當年的悉心指教、精心栽培分不開的。可惜由于自己天資魯鈍，更兼多有旁騖，未能專心致志于學術之道，以致有負于恩師期許，未能取得應有的成就。好在諸位學長都能繼承恩師的學術，并在不同領域發揚光大，實際上在學界已然形成楊公驥先生的學派，推動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培養了更多的優秀人才。薪火想換，更見輝煌。恩師楊公驥先生在天有靈，看到這欣欣向榮的景象，也當是滿懷欣慰，頷首而笑了。

（原載《東北師大校友》2021年第3期）

[1]楊公驥《自傳及著作簡述》，見《楊公驥文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第11頁。

[2]楊公驥《自傳及著作簡述》，見《楊公驥文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楊公驥《自傳及著作簡述》，見《楊公驥文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楊公驥《與青年同志談如何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楊公驥文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91頁。

[4]楊公驥《自傳及著作簡述》，見《楊公驥文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

[5]姜亮夫《“中”字形體分析及其演變之研究——漢字形體語音辯證的發展》，《杭州大學學報》，1984年增刊。

[6]楊公驥《西藏古史考》，見《楊公驥文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7]楊公驥《自傳及著作簡述》，見《楊公驥文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8]楊公驥先生培養的八位博士，分別是：李炳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孫綠怡（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教授，副校長）、許志剛（遼寧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趙敏俐（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樹增（曲阜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曲德來（遼寧大學教授，已故）、姚小鷗（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郭杰（深圳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9]楊公驥《自傳及著作簡述》，見《楊公驥文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頁。

[10]楊公驥《自傳及著作簡述》，見《楊公驥文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

[11]以上引文，出自楊公驥《自傳及著作簡述》，見《楊公驥文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