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弄堂里曾住過郁達夫的學生，中國文學史家劉大杰

編者按：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大杰被譽為20世紀最有才氣的中國文學史家，其代表作《中國文學發展史》一經問世，便被視為“文學史研究領域內具有系統性、成就最為突出的一部文學史樣本，確定了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基本范式。”他還是作家和文學翻譯家，創作過大量短篇小說、劇本、舊體詩集；翻譯過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施尼茨勒等多位大師的作品。這位杰出的文學史家曾長期居住在靠近靜安寺的元善里。世界讀書日即將到來之際，讓我們走近這位中國文學史家，追尋其在靜安留下的遺蹤。

文｜惜珍

元善里和文學史家劉大杰

▲元善里

一組低調的新式里弄

元善里是建于1928年的一組整齊、明快的新式里弄，共三條，從萬航渡路烏魯木齊北路口一直延伸到新閘路口。弄名中的“元善”二字源出于宋代名人范仲淹《體仁足以長人賦》。賦曰：“法元善之功，可處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為天下之君。”“元善”的意思就是“大善、上善”。其中蘊含著深厚的文化積淀。由于所處地段臨近靜安寺，交通方便，建成后就受到青睞，據說當時想要租元善里的房子，光是付押金就要用去不少根金條。

元善里的三條弄堂格局基本一樣，簡約的弄口上方的白色匾牌上用紅漆鐫刻著“元善里”三個楷體大字。弄口下面是兩扇大鐵門。從鐵門進入，可見弄內兩側排列著紅磚砌筑的二至三層整齊的小樓房，木窗木門，二樓帶有鐵欄桿陽臺，家家戶戶門前種植著花草，石庫門墻內天井里種植著的高大繁茂的樹木也把綴滿綠葉的樹枝殷勤地伸向墻外，那些沐浴在陽光下的花花草草顯示著歲月的靜好。元善里朝向萬航渡路的底層是各種店面，開出了各種琳瑯滿目的商店，賣的都是些日常用品。弄堂鬧中取靜，出門就是靜安寺商圈，是一個安居樂業的好去處。元善里文化積淀深厚，人文薈萃，群賢畢至，最有名的當數曾經住在元善里212弄的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大杰。

劉大杰在元善里住了數十年，他的好多作品，應該就是在元善里寫就的，于是，這條普通的新式里弄在我眼里變得不平凡起來。

郁達夫引導他走上文學道路

劉大杰1904年出生于湖南岳陽，幼年失怙，家境貧寒。白天為人放牛砍柴，夜入私塾識字讀書。劉大杰走上文學道路絕非偶然，他說：“母親死時，我只有12歲。她在秋夜紡紗的燈光下，教給了我兩本書：《唐詩三百首》和《兒女英雄傳》，在我窮苦的童年，得到了文學趣味的培養。”劉大杰14歲進湖南一所學膳費全免的公立中學就學。18歲考入免收學膳費還給予文具書籍補貼并發給春秋兩季制服的武昌高等師范讀書。

▲劉大杰（1904—1977）

幸運的是，在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恩師郁達夫。當年，囊中空空的劉大杰居住在學校的一間小房里，心情壓抑的他唯有寄情寫作，課余他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一篇一萬字左右的小說《桃林寺》。當時在武昌高師主講“文學概論”和“小說創作”的郁達夫看了《桃林寺》后，評價說“還好的”，便寫了一封推薦信，與這篇小說一起寄給了《晨報副刊》，很快就被刊登出來，劉大杰獲得了12元稿費。之后，他在郁達夫的指導下開始了文學創作。1925年冬，武昌高師舊派反對郁達夫，郁達夫憤而辭職。劉大杰同情恩師，便追隨他一同離校來到上海。

▲郁達夫（1896—1945）

在郁達夫的鼓勵和資助下，劉大杰于1926年赴日留學，第二年初考入早稻田大學研究院文學部，專攻歐洲文學。在日本的六年里，劉大杰系統地掌握了世界文學知識，他把研究重點放到外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先后翻譯了托爾斯泰的《高加索囚人》、杰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顯克維支的《苦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屠格涅夫的《兩朋友》《雪萊詩選》等世界文學名著，并撰寫了《托爾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德國文學大綱》《德國文學簡史》《表現主義文學》《東西文學評論》等專著。與此同時，他還創作了一批小說寄回國內發表。此后，劉大杰又陸續在國內出版了小說集《盲詩人》《昨日之花》《三兒苦學記》等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郁達夫曾對《昨日之花》給予了高度評價：“我覺得作者是一位新時代的作家，是適合于寫問題小說宣傳小說的……我希望劉先生能善用其所長，把目前中國的社會問題、斗爭問題、男女問題，都一一的在小說里具體地表現出來……”

劉大杰的成就離不開恩師當年的啟發幫助，師生交往密切，感情深厚，兩人常在一起飲酒賦詩。1945年，當劉大杰得知恩師郁達夫被日本帝國主義殺害時，唏噓不已。當年秋天，寫下一首悼亡詩《聞郁達夫為日帝殺害作詩哭之》，緬懷恩師：“飄零半世投荒死，子散妻離淚欲吞；春夜每難忘舊事，南溟長此望中原。許身報國誠無愧，隱姓埋名再不冤；凡文平生詩意苦，杜鵑啼血我招魂。”郁達夫周年祭日，劉大杰痛悼恩師又揮淚寫下兩首悼亡詩《哭郁達夫》和《再吊》。1957年秋，正值郁達夫蒙難12年，劉大杰又撰五律《夜夜海南船》以寄托哀思。古往今來，學生悼亡老師的詩詞屢見不鮮，但如劉大杰這般先后四次為老師作詩哀悼的似不多見，可見他對恩師的感情之深。

在研究中國文學史中找到自己

1930年，劉大杰畢業回國，他與夫人李輝群曾住在愚園坊。回國之初任職于上海大東書局，編輯《現代學生》雜志，負責外國文學和翻譯作品的審稿。后經胡適介紹，劉大杰到復旦大學文學院任教，開設歐美近代文藝思潮課。在復旦教了一年后，又先后輾轉于安徽大學、大夏大學、四川大學、暨南大學等校任教，曾任川大、暨大中文系主任及暨大文學院院長。1935年７月，劉大杰受聘四川大學任教授。1937年夏，劉大杰從四川返滬探親，時逢抗戰爆發，交通斷絕，不得已滯留上海，處于半失業狀態，主要靠夫人李輝群在上海工部局女中教書的收入維持生活。雖生活拮據，他卻堅決拒絕了一些學校要他講授日語的聘請。文學創作與世界文學研究的經歷讓劉大杰轉入對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他晚年曾對友人說，他涉足過眾多領域，“最后轉入研究中國文學史，才找到了自己”。這段時間，他閉門專心撰寫論著，1939年出版了《魏晉思想論》，1941年、1949年出版了80多萬字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這部《中國文學發展史》可以說是劉大杰的扛鼎之作，也是他學術的巔峰。在這部文學史中，劉大杰充分展現出他作家的個性與才情，他用生動傳神的文筆刻畫歷代文學大師們的經歷和個性，但是這些并沒有湮滅他作為史家的理性與冷靜，這種客觀又不失感性的寫法鑄就了《中國文學發展史》獨一無二的風格。

1949年９月，暨南大學的一部分并入復旦大學，劉大杰也隨之來到復旦大學擔任教授。他在復旦大學工作長達29年，直到1977年因病去世。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吳中杰記憶里，“讀大杰先生《中國文學發展史》，能使你感到一種審美的愉悅，聽大杰先生講課，更是一種藝術的享受……講建安文學，他從世積亂離的時代背景，講到慷慨多氣的文風，一直講到甄后如何漂亮，曹植如何傾倒，劉楨又如何以平視而獲罪。講課時，他能隨口背出很多詩句，引用又恰到好處，令人折服。他講《紅樓夢》，也能隨口背誦很多東西，就連黑山村莊頭烏進孝上繳賈府的貨物清單，他都能背誦如流”。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吳歡章曾說：“聽大杰先生講課，同學們都形成了一個心理習慣，就是怕下課，希望他講得越長越好，以致他的課總是上到下一節課的老師已經等在教室門口才不得不打住。”可見學養深厚的劉大杰講課的魅力。

1957年，劉大杰因腸癌動了手術，便以“斷腸人”自嘲，但仍筆耕不輟，相繼出版了《〈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中國古代的大詩人》等作品，譯作有屠格涅夫的《一個無可救藥的人》等。1957年，劉大杰出版了《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第一次修訂本，1962年又出版了第二次修訂本。1983年，教育部將《中國文學發展史》1962年版本重印，作為全國高等學院文科教材。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認為“它是本世紀最具才華和文采，最客觀冷靜、體系完整而又具有濃厚個人色彩的文學史著作之一。”同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駱玉明也認為：“此書不僅影響了后來多種同類型著作的撰寫，其自身也一直沒有完全被取代，沒有停止過在高等教學及普通讀者中的流行。總之，要論影響廣泛與持久，至今還沒有一種文學史能夠超過它。”因為《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巨大影響力，晚年的劉大杰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賞識。1965年，劉大杰在復旦大學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和鼓勵，后來兩人保持通信。陳尚君先生在《二十世紀最有才氣的中國文學史家——記劉大杰先生》一文中披露說，“今存于湖南韶山毛澤東故居的毛澤東主席生前最后一封信，就是與劉先生談李白、李商隱詩歌的。”

1977年，劉大杰因病在華山醫院逝世，走完了他73年的人生歷程。一個秋天的黃昏，暮色四合中，我在元善里佇立了好長時間。想象劉大杰曾在窗下奮筆疾書，以及他在弄堂里頻繁進出，去復旦大學講課的場景。聽朋友說，劉大杰家里有一臺德國施特勞斯鋼琴，那么他會不會寫作之余在鋼琴上彈奏他喜愛的肖邦的《夜曲》呢？這時，我又仿佛包圍在肖邦夜曲中所彌漫的惆悵、瞑想、繾綣的氣氛之中，劉大杰欣賞的也許正是那種委婉平和、優雅而高貴的憂傷吧。

作者介紹

惜珍

本名朱惜珍。上海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永不飄散的風情》《花園洋房的下午茶》《梧桐深處的別戀》《在上海尋找上海》《走進草根藝人》《永不拓寬的上海馬路》《上海：精神的行走》《愛上陜西北路》等城市文化專著。《永不拓寬的上海馬路》電子書被美國斯坦福大學和埃默里大學圖書館引進。

編者按：

本欄目來源于1994年2月8日創刊的《靜安報》副刊《百樂門》。在微信平臺，“百樂門”將以全新形式向讀者展示。每周定期推送，換個角度閱讀靜安。投稿可發至 jinganbao2016@126.com

作者：惜珍

圖片：作者提供，部分來源靜安區融媒體中心資料庫

編輯：施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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