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租房太貴攢不下首付，54%年輕人還跟父母住，比疫情前還多

祖父母的家也是我的家，這種現象在澳大利亞正變得越來越普遍。最新研究指出，在不斷攀升的房價和生活成本壓力下，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開始接受多代同堂的居住理念。

清晨醒來，鼻腔里充斥著巴哈拉特一種常見的黎巴嫩七味香料的濃郁香氣，廚房里傳來祖母忙碌的碰撞聲。她正在為周日的午餐腌制肉類。我沿著走廊走去，想看看她是否需要幫忙，此時煙霧正穿過紗門飄進來，幾乎遮蔽了陽光。

普通人遇到這陣勢可能會警覺：是不是起火了？但我心里清楚，這只是祖父在撥弄燒烤架上燃燒的木炭。“媽媽去哪兒了？”我暗自思忖。仿佛是在回應我的呼喚，洗衣機傳來震動和搖晃的聲音，像是在大喊“我在這里！”我不禁莞爾。她顯然是在趁著好天氣洗衣服。我走到祖母身旁，在案板前站定。我的任務是為制作地中海沙拉將西紅柿切丁。

從我記事起，我就一直和祖父母哈斯娜與賽義德住在一起，或者住在他們附近。在他們的13個孫輩中，我是最年長的一個。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曾把他們位于悉尼內西區的四居室當作自己的家。無論是全職居住，還是在上學期間的夜晚留宿，這種安排都讓我們的父母能在清晨順利去上班。

有時我真希望能成為一個隱形觀察者，去傾聽他們講述那些過去的故事。他們承載的記憶里有歡笑與喜悅，也有心碎與悲劇。在與祖父母的子女及其家人共進每周一次的家庭午餐后，我趁著祖母整理完今夏最后一批葡萄葉的空隙和她聊了聊。這些葉子是從她那株現在光禿禿的葡萄藤上摘下來的，將被保存在鹽水中，以便我們一年四季都能制作黎巴嫩傳統的葡萄葉包肉。

我想知道這種居住安排讓她有何感受。這位78歲的老人表示，一家人能團聚在一起讓她感到幸福。“當我早早起床看到他們，并送我女兒的兒子去上學時，我內心充滿了喜悅。”

對祖母而言，這是她從小在黎巴嫩山區長大時就已經習慣的居住方式。她回憶道，當時家里有七個孩子，加上父母，一大家子全都住在一起。后來兄弟姐妹們結了婚，也依然和父母同住，因為房子足夠寬敞。

祖母提到，一旦已婚的兄弟姐妹有了孩子，或者房子變得太擁擠，他們就會在父母家附近建一棟新房子，以便保持密切的聯系。她回憶說，村里每個人都是這樣生活的。父母會把孩子留在身邊直到他們結婚生子，當家庭規模變得過于龐大時，他們就會搬到父母附近的房子里，這樣大家依然能每天見面。

祖母指出，黎巴嫩的許多房屋都被建造成多層結構，以便家族中的不同家庭可以分別居住在不同的樓層。大家會一起烤面包、洗衣服、晾曬衣物，還會一起從田里收割小麥并進行篩選，以便磨成面粉，這就是他們過去的生活方式。

20世紀60年代她移民澳大利亞時，也將這種生活方式帶了過來。她回憶道，初到澳大利亞時，許多從黎巴嫩來的表親在這里人生地不熟，于是就搬來和他們同住。她會照顧他們，為他們做飯、洗衣服，大家共同生活。當這些親戚也結婚后，他們就在她所在的街道上買房，繼續做鄰居。無論是在黎巴嫩還是在澳大利亞，他們一直都這樣緊密相連。

如今，這種生活方式正在澳大利亞逐漸升溫。金融服務公司安保集團對2000名澳大利亞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半數55%的受訪者對多代同堂的居住理念持開放態度。其中，20至39歲的年輕人68%和單身人士61%的支持率最高，而這兩個群體正日益被擠出房地產市場。這種日益開放的態度不僅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偏好，更標志著澳大利亞人在住房、家庭和財務生存觀念上發生了結構性轉變。

根據2024年“澳大利亞家庭、收入和勞動力動態調查”，在18至29歲的年輕人中，有54%的男性和47%的女性與父母同住。在住房負擔能力和生活成本壓力的雙重夾擊下，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成年人選擇與父母同住或搬回父母家中，這一趨勢仍在持續。

房地產研究公司科塔利蒂的數據顯示，一套典型住宅的價格已從二十年前約為家庭收入中位數的四倍，飆升至如今的八倍以上。租金也在大幅上漲，使得人們在獨立生活的同時越來越難以為買房攢下首付。

對許多人而言，這種轉變在疫情結束后依然延續。曾經被視為暫時退路的選擇，如今似乎正在成為一種長期策略，尤其是對于那些被擋在購房門檻之外的年輕澳大利亞人來說。祖母感嘆道，現在一切都變得更加昂貴，人們已經無力跟上這種步伐，因此大家選擇住在一起以節省開支。

她表示，他們這一代人能夠買得起房子，他們的孩子也能買得起，但對于孫輩來說卻變得異常困難，因為時代變了，物價也水漲船高。正因如此，一家人才住在一起，希望能幫年輕一代攢點錢，以便日后能夠買房。

對于一些家庭來說，共同居住與其說是一種偏好，不如說是為了集中資源以求發展。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波利斯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的人口學家莉茲·艾倫分析指出，人們正在以更具創造性的方式應對澳大利亞的住房危機。她認為這是出于現實的無奈之舉，而這也隨之帶來了房屋銷售方式的轉變。

艾倫向媒體表示，如果觀察房地產房源，會發現那些面積較大、樓齡較老的房屋，通常會被作為能夠改造成適合多代同堂居住的賣點來推銷。有跡象表明，房地產市場正在對此做出反應，一些建筑商和開發商開始提供能夠適應多代同堂居住的靈活戶型設計。

但是，那個長期以來擁有帶白色尖樁籬笆的獨立房屋的夢想又將何去何從？那個偉大的澳大利亞購房夢已經徹徹底底地破滅了。艾倫直言不諱地指出，這并非因為澳大利亞人放棄了這個夢想，而是因為澳大利亞人被時代拋棄了。

艾倫表示，多代同堂的居住安排在澳大利亞并非新鮮事物。她回顧道，在二戰結束后，以及隨后的六七十年代，多代同堂和多家庭合住的現象相當普遍。當時的目的是為了最大化住房供應，確保盡可能多的家庭擁有棲身之所。在那個年代，這種安排不僅更為常見，還得到了更廣泛的戰后國家建設政策的支持，這些政策主要聚焦于住房供應和基礎設施建設。

但她同時指出，20世紀50年代在物理和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中顯而易見的“為未來而建”的政治愿景，在今天已經缺失。她擔憂地表示，如今社會缺乏這種共識，人們只是在借鏡過往，卻沒有為未來做好適應性準備。最令她感到不安的是，目前缺乏必要的社會基礎設施來支持這些家庭，尤其是當他們出于無奈才做出多家庭合住的受限選擇時。

艾倫認為，澳大利亞已不再為房地產市場注入韌性，目前存在著“巨大的供需錯配”。她預測，在短期內，情況可能只會勉強維持現狀；但在中長期未來，住房錯配的問題將愈發凸顯。

一方面，獨居者居住在無法滿足其需求的房屋中，特別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房屋在物理條件上將難以適應他們的身體需求。另一方面，許多家庭為了勉強度日，只能擠在占地面積狹小的房屋或公寓里。因此，在短期未來，人們將看到個人和家庭只能根據自身的經濟承受能力來被動適應并做出妥協。

艾倫強調，必須通過更好地實現人房匹配來解決這種一端空間利用率不足、另一端卻過度擁擠的錯配問題，否則“危機只會進一步加深”。她觀察到，澳大利亞正在演變成一個“建立在住房之上的階級社會”，并強烈呼吁進行政策改革。她指出，住房將成為澳大利亞階級劃分的決定性因素，這無疑是對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遲緩且消極的政策制定的嚴厲控訴。

人口學家分析指出，生活模式的轉變也讓年輕的澳大利亞人在家里待的時間越來越長。人們結婚更晚，學習時間更長，組建家庭的時間也在推遲。綜合來看，這些轉變不僅重塑了人們離開父母家的時間節點，更徹底改變了“家”的傳統形態。

對祖母而言，這歸根結底關乎社區精神，以及“養育一個孩子需要舉全村之力”的古老理念。無論是在同一個屋檐下、在同一條街道上，還是跨越不同的郊區，父母、祖父母、阿姨甚至家庭友人聚在一起，共同做飯、歡笑，并肩撫養孩子成長。

“當孩子們長大了，我們也老了，他們就會開始照顧我們，”祖母欣慰地說。我點了點頭。因為我所看到的，不僅僅是對住房危機的被動回應，更是每天都在真實上演的關懷、責任和深厚的歸屬感。

是的，這或許就是我未來的生活圖景。這并非因為外界對我有所期望，而是為了向那些將家庭觀念深植于我心中的長輩們表達感激，這是我最起碼能做的事。或許這正是這場社會轉變核心處的悖論：始于經濟壓力的無奈之舉，最終卻可能重塑更深層次的社會連結——我們如何定義家庭，如何共享資源，以及如何彼此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