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第三部分：與日本的戰爭

《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是美國經濟史學家克里斯·米勒撰寫、蔡樹軍翻譯的科技類著作。該書以半導體產業全球分工為主線，追溯從冷戰至今的芯片技術發展歷程，闡釋芯片在現代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全書涵蓋美國通過技術博弈確立主導地位、臺灣半導體產業崛起、華為5G技術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與供應鏈危機背后的國家競爭。書中提及美國《芯片法案》補貼政策、EUV光刻機研發困境等議題，揭示大國在人工智能與軍事技術領域的核心博弈。

與日本的戰爭

AMD的首席執行官杰瑞·桑德斯抱怨道：“我不想假裝自己處于公平的競爭中，事實上也沒有。”桑德斯對打架有些了解。18歲時，他在芝加哥南區的一場斗毆中差點喪命。氣息全無的他在垃圾桶邊被發現，一位牧師還主持了臨終儀式，三天后他竟奇跡般地從昏迷中蘇醒過來。他最終在仙童找到了一份營銷工作。在離開仙童成立英特爾之前，他與羅伯特·諾伊斯、戈登·摩爾和安迪·格魯夫一起工作。盡管他的同事大多是謙虛的工程師，但桑德斯炫耀著昂貴的手表，開著勞斯萊斯。他每周從居住的南加利福尼亞州通勤到硅谷，因為他和妻子真正的家在貝萊爾（Bel Air），一位同事回憶道。1969年，桑德斯成立了自己的芯片公司AMD。此后3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在與英特爾就知識產權糾紛進行法律斗爭。他向一名記者承認：“我不能逃避戰斗。”

岸外包的高管查理·斯波克回憶道，“打擊它們，擊倒它們，殺死它們！” 同時，斯波克用兩只拳頭猛擊在一起來強調他的觀點。美國內部芯片制造商之間的爭吵往往是針對個人的，這關系到尊嚴、專利和巨額金錢，但仍有足夠的回旋余地。這與日本的競爭不同。斯波克認為，如果日立、富士通、東芝或NEC成功了，那么它們將把整個行業推向太平洋。斯波克警告說，“我曾在通用電氣開發電視”，“你現在開車經過那個地方，它仍然是空空的……我們知道有危險，我們絕不應該讓這種事發生在我們身上”。一切都有危險，包括工作、財富、遺產和尊嚴。“我們正在與日本開戰，”斯波克堅稱，“這不是關于槍支彈藥，而是一場關于技術、生產力和質量的經濟戰爭。”

斯波克認為，硅谷的內部競爭是公平的，但他認定日本的DRAM公司從知識產權盜竊、受保護的市場、政府補貼和廉價資本中獲益。斯波克對間諜的看法有一點依據。1981年11月，一個寒冷的凌晨5點，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一家酒店的大堂里，日立員工成瀨淳（Jun Naruse）用一個裝有現金的信封，從一家名為格林馬（Glenmar）的公司的“顧問”那里得到了一個門禁卡，該公司承諾幫助日立獲取工業機密。拿著門禁卡，成瀨淳進入了由飛機制造商普拉特·惠特尼（Pratt& Whitney）公司經營的一個秘密工廠，拍攝了該公司的最新電腦。

照片拍攝后，成瀨淳在西海岸的同事林健治（Kenji Hayashi）給格林馬發了一封信，提議簽訂“咨詢服務合同”。日立的高級管理人員授權向格林馬支付50萬美元，以維持這一關系。但格林馬是一家幌子公司，其雇員是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該公司發言人尷尬地承認：“日立似乎陷入了圈套。”此前日立的員工已被逮捕，相關報道登上了《紐約時報》商業版的頭版。

日立并不是個案，三菱也面臨著類似的指控。不僅在半導體和電腦領域，日本間諜和雙重交易的指控層出不窮。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工業集團東芝已成為世界領先的DRAM生產商，該公司花了數年時間與外界抗爭。事實證明，東芝把機器出售給了蘇聯，幫助蘇聯建造了更安靜的潛艇。 東芝在蘇聯的潛艇交易與該公司的半導體業務之間沒有直接聯系，但許多美國人將潛艇事件視為進一步揭露“日本骯臟交易”的證據。 記錄在案的日本非法工業間諜案件數量很少。那么，這是表明竊取機密在日本公司的成功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還是證明日本公司擅長間諜活動呢？

潛入競爭對手的工廠是非法的，但在硅谷，監視競爭對手是正常的做法。同樣，指責競爭對手挖走員工，以及竊取創意和知識產權也是如此。畢竟，美國芯片制造商一直在相互起訴。例如，仙童和TI花了十年的時間，才解決了諾伊斯和基爾比誰發明了集成電路的問題。芯片公司也經常挖走競爭對手的明星工程師，不僅希望獲得經驗豐富的員工，還希望了解競爭對手的生產流程。諾伊斯和摩爾在離開肖克利半導體公司后成立了仙童，然后離開仙童，成立了英特爾。他們在英特爾雇用了幾十名仙童雇員，包括格魯夫。仙童在斷定不太可能贏得針對芯片產業天才的訴訟之前，曾考慮提起訴訟。追蹤和模仿競爭對手是硅谷商業模式的關鍵。日本的戰略有什么不同嗎？

斯波克和桑德斯指出，日本企業也從受保護的國內市場中受益。日本公司可以向美國出售產品，但硅谷難以在日本贏得市場份額。 1974年之前，日本一直對美國公司在日本國內銷售的芯片數量實行配額限制。即使后來這些配額被取消了，日本公司仍然很少從硅谷購買芯片，盡管日本消耗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半導體（索尼等公司將這些半導體用于銷往全球的電視和錄像機）。日本一些大型芯片消費者，比如壟斷了日本國家電信業的公司NTT（日本電信電話公司），幾乎完全從日本供應商那里購買芯片。這表面上是一個商業行為，但NTT是歸政府所有的，所以政治因素可能起了作用。硅谷在日本的低市場份額使美國公司損失了數十億美元的銷售額。

日本政府還補貼了芯片制造商。美國的反壟斷法不鼓勵芯片公司之間互相合作，而日本政府推動公司之間的合作，于1976年成立了一個名為“VLSI（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的研究團體，政府的資金約占預算的一半。 美國芯片制造商將此作為日本不公平競爭的證據，盡管VLSI計劃每年用于研發的7200萬美元與TI的研發預算大致相同，而且低于摩托羅拉公司的研發預算。此外，美國政府本身也積極參與支持半導體，盡管華盛頓的資金來自DARPA（五角大樓的一個部門）。投資初創技術，在資助芯片制造創新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桑德斯認為，硅谷最大的劣勢在于其高昂的資本成本。他抱怨道，日本人“支付6%或7%的資本金，而我運氣好時也要支付18%”。 建造先進的制造工廠極其昂貴，因此信貸成本非常重要。下一代芯片大約每兩年出現一次，需要新的設施和新的機器。20世紀80年代，美國利率達到21.5%，因為美聯儲試圖對抗通貨膨脹。

相比之下，日本DRAM公司獲得了更便宜的資本。日立和三菱等芯片制造商是大型企業集團的一部分，它們與提供大型長期貸款的銀行有密切聯系。即使在日本公司無利可圖的時候，銀行也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通過發放信貸來維持它們的生存 ，而美國貸款機構的做法通常是迫使公司破產。日本的社會結構傾向于產生大量儲蓄，因為戰后的嬰兒潮和向獨生子女家庭的迅速轉變，造成了大量中年家庭專注于為退休儲蓄。日本不健全的社會安全網進一步刺激了儲蓄。與此同時，對股票市場和其他投資的嚴格限制讓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將儲蓄存入銀行賬戶。結果，銀行存款充裕，以低利率發放貸款，因為人們手頭有太多現金。 日本公司的債務比美國同行多，但借貸利率較低。

有了這些廉價的資本，日本公司展開了一場無情的市場份額爭奪戰。東芝、富士通和其他公司的競爭同樣無情，盡管一些美國分析家描繪了它們合作的形象。但有了幾乎無限的銀行貸款，它們便能夠在等待競爭對手破產的過程中承受住損失。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公司在生產設備方面的投資比美國競爭對手高出60%，盡管該行業的每家公司都面臨著同樣激烈的競爭，幾乎沒有人贏利。日本芯片制造商繼續投資和生產，占據了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正因為如此，在64KDRAM芯片推出五年后，曾于十年前率先推出DRAM芯片的英特爾只剩下1.7%的全球DRAM市場份額，日本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則飆升。

隨著硅谷被擠出，日本公司在DRAM生產上加倍努力。1984年，日立在半導體業務上的資本支出為800億日元，而十年前為15億日元。東芝的支出從30億日元增長到750億日元，NEC的支出則從35億日元增長到1100億日元。1985年，日本公司在半導體上的資本支出占全球的46%，而美國為35%。到1990年，這些數字更加不平衡，日本公司占全球芯片制造工廠和設備投資的一半。日本的首席執行官們一直在建造新的工廠，只要銀行樂意買單。

日本芯片制造商辯稱，這一切并非不公平，美國的半導體公司也得到了政府的大量幫助，特別是通過國防合同得到幫助。無論如何，像惠普這樣的美國芯片客戶，有確鑿的證據表明，日本芯片的質量更高。因此，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DRAM芯片的市場份額每年都在增長，競爭對手美國的份額卻在下降。不管美國芯片制造商的預言是什么，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急劇發展似乎都是不可阻擋的。很快，整個硅谷都將被遺棄，就像當年十幾歲的桑德斯被扔在芝加哥南區的垃圾桶邊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