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飆的AI短劇，失序的數字人格

撰文 | 程書書
編輯 | 李信馬
題圖 | 豆包AI

距離4月1日“AI漫劇持證上崗”新政落地僅五天，影視行業便迎來了一場意料之中又頗具戲劇性的 風暴 。這場風暴的起點，是頂流明星的深夜維權。

4月5日凌晨，易烊千璽工作室發布聲明，稱發現多個網絡平臺傳播擅自使用其肖像等生成的AI劇集，其中《午夜公車：她捉詭超兇的！》熱度值接近4000萬，而另一部《騙我投個好胎？行，你們別后悔》熱度值甚至逼近7500萬。工作室措辭嚴厲：已委請律師開展維權工作，將追究侵權主體全部法律責任。

一天后，紅果短劇發布《關于持續治理AI短劇素材違規使用行為的公告》，一季度累計下架1718部違規漫劇，其中針對AI短劇素材違規問題，已完成1.5萬部作品的全面核查，依規處置670部。

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一個“明星維權+平臺整改”的標準劇本。然而，撕開這層表象，AI技術狂飆突進下的行業失序便暴露無遺：從肆無忌憚地“盜臉”明星，到刻意“撞臉”真人的數字藝人，再到資本急不可耐布局“永不塌房”的虛擬演員——這背后，正是AI時代娛樂產業最核心的困境：當“人格”本身可以被拆解、復制、販賣，我們該如何定義、歸屬和保護這種新型資產？

01.

“人格盜版”：比肖像權更底層的法律黑洞

易烊千璽的維權討論中，有一個值得被關注的細節。工作室聲明中是“部分網絡平臺傳播擅自使用易烊千璽先生肖像等生成的AI劇集”。事實上，劇中人物不止是肖像，說話的聲音以及整體感覺都十分相似。

圖源：微博截圖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條保護的是“肖像”，即“可識別的外部形象”。但AI短劇的技術進化已經遠遠超越了“換臉”這個單一維度。它可以同時克隆一個人的聲紋特征（音色、語調、口音）、微表情模式（挑眉、抿嘴、眼神移動）、語言風格（口頭禪、句式偏好），甚至肢體語言（手勢習慣、走路方式）。

這些要素組合在一起，構成的是一個完整的“數字化人格”。但在法律上，這叫什么？歸屬誰？授權機制是什么？目前全是真空。

在針對易烊千璽事件的討論中，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羅娟指出，濫用AI換臉、聲音克隆主要涉及民法典肖像權和名譽權保護條款。但問題在于：當AI同時克隆臉、聲音、說話方式和微表情時，現行法律中沒有任何一個概念能夠一次性涵蓋所有這些要素的集合。

而更麻煩的是“神似”的灰色地帶。

3月18日，耀客傳媒官宣兩位AI數字藝人“秦凌岳”和“林汐顏”，推出由其主演的AI劇集《秦嶺青銅詭事錄》。兩名AI藝人同步開通社交賬號，像真人新人演員一樣分享“工作和生活”。但AI演員林汐顏被指“撞臉”趙今麥、張子楓、梁潔等多位女演員，秦凌岳則被指與翟子路高度相似。耀客方面的回應耐人尋味：兩名AI演員形象是“通過劇本人物打磨研究，用大模型學習海量人臉數據后生成，并非對任何單一真人的復制或拼貼”。

圖源：微博截圖

這番回應看似規避了“單一復制”的侵權嫌疑，卻恰恰戳中了當前AI數字藝人侵權認定的核心痛點——當AI形象不直接復刻某一個人，卻能讓公眾聯想到特定真人時，是否構成肖像權侵權？

在中國新聞網的《我是普通人，我懷疑自己被AI盜臉了，我能怎么辦？》一文中，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中心特約研究員趙占領指出，肖像權侵權的認定標準是“可識別性”而非技術手段——只要AI生成的角色能讓公眾聯想到特定真實人物，就可能構成侵權。

然而，“可識別性”本身就是一個相當主觀的標準。比如幾位女明星的粉絲各自覺得“像我家姐姐”，但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主張唯一的識別權的時候怎么辦？

如果說明星尚能憑借公眾關注度發起反擊，那么對普通人而言，侵權往往更為直接和赤裸。例如AI短劇《桃花簪》被指直接盜用普通博主的古裝照，用于生成反派角色。普通人往往缺乏維權意識與途徑，甚至難以察覺自己的形象已被盜用。即便發現，侵權方也常以“AI隨機生成，純屬巧合”為由推諉，導致維權陷入“發現難、定性難、成本高”的三重困境。這也正是AI“人格盜版”最精妙也最危險的地方：侵權變得隱蔽，舉證變得困難，責任變得分散。

圖源：微博截圖

一位娛樂法律師曾這樣描述當下的局面：“用現行法律框架去框AI侵權，就像用漁網撈水，根本兜不住。”

02.

平行市場的撕裂：盜版VS授權

在“偷臉”亂象愈演愈烈的另一端，一個合法合規的“賣臉”市場正在悄然成型。

3月20日，聿瀟傳媒官宣簽約六名AI演員，名單中既有新人演員，也包括千萬粉絲級網紅韓安冉和徐志濱。與過去AI換臉、AI合成帶來的侵權爭議不同，聿瀟傳媒明確表示“簽約均為真人建模，絕對尊重肖像版權”，將AI演員的探索推向了合法合規的新階段。

圖源：微博截圖

據悉，聿瀟傳媒旗下AI演員的真人原型均簽署了肖像授權協議，獲得其“AI數字分身”獨家運營權，用于短劇、直播、廣告等場景。有消息稱，采用AI演員打造的劇集，制作成本僅為真人實拍的10%至20%，制作周期也從15至30天降至數天。在傳統短劇行業虧損率超90%的背景下，這種成本優勢極具吸引力。

然而，將喧囂的盜版市場與看似有序的授權新大陸并置觀察時，會發現一個吊詭的現實：這兩個平行市場，表面上是“非法”與“合法”的對立，實則共享著同一個根本性的困境——人格產權缺乏清晰的法律定義。

聿瀟傳媒的“獨家運營權”聽起來權責分明，但這份合同的法律效力究竟能延伸多遠？當一名真人演員為了最大化收益，同時授權給多個平臺生成數字分身時，這些遍布于不同劇集、不同平臺的“AI分身”之間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如果其中一個分身被用于低俗短劇，是否會反噬其他分身乃至真人原型的商業價值？

更棘手的是“二次生成”的問題。

假設A平臺獲得了某演員的授權，生成了其數字分身。而B平臺利用爬蟲技術，抓取了A平臺生成的AI視頻作為訓練數據，再次生成了一個“變體”分身。那么，這個“變體”分身究竟侵犯了誰的權益？是真人演員的肖像權，還是A平臺對數字分身的“衍生權利”？現行法律對此尚無答案。

這種產權的模糊性，不僅困擾著生者，更在逝者身上演變成一場倫理與法律的混戰。

近年來，“AI復活”技術被頻繁用于“重現”已故明星。從商業演出到粉絲紀念，這些數字形象被廣泛應用于各種場景。但誰有權決定一個已故明星的“數字生命”如何延續？是其家屬、經紀公司，還是擁有其影像資料的平臺？

03.

“永不塌房”的資本幻象與潛在新風險

在人格產權歸屬尚且混沌、授權邊界模糊難辨的現狀下，資本卻已迫不及待地擁抱“數字分身”，除了顯而易見的降本增效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的驅動力——避險。

近年來影視行業因真人演員個人違法違規或道德爭議導致的“塌房”事件屢見不鮮。一個核心主演曝出負面新聞，數億元的投資項目只能直接計提壞賬。

最經典的案例是《巴清傳》。這部總投資近5億元、單集預售價格超千萬的劇集，因男女主演相繼涉嫌刑事案件和偷逃稅款遭行業“封殺”，播出無限期擱置。唐德影視當年為此計提近5億元壞賬準備，致使2018年歸母凈利潤出現9.27億元巨額虧損，從危機爆發至公司重組期間，二級市場市值蒸發超過130億元。

對于一個影視投資人來說，這種風險幾乎是不可接受的。而AI演員理論上“永不塌房”，自然成為資本的“完美方案”。但AI演員真的沒有風險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它只是將真人演員的“塌房”風險，轉化為了更復雜、更隱蔽、也更不可控的新型風險。

首先就是“技術債”帶來的供應鏈隱患。當前AI演員賽道的快速擴張，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技術債”的隱性累積之上。為了搶占市場先機，許多平臺選擇走捷徑，基于開源模型或第三方API快速搭建系統，而非投入巨資自研底層技術。這種“拿來主義”雖然降低了短期門檻，卻埋下了長期隱患：一旦技術供應商調整條款、漲價，或因合規問題斷供，這些依賴外部輸血搭建的AI演員資產，瞬間就會淪為無法維護的“技術孤兒”。

其次是數據資產歸屬的模糊地帶。目前很多協議僅約定“可使用數字分身”，卻鮮少涉及訓練數據、模型參數的歸屬，以及技術迭代后的權益分配。一旦合作結束或產生糾紛，運營方可能發現，自己重金投入培養的“數字演員”，本質上只是一段無法帶走的租賃服務。

除了商業與法律風險，從內容創作的角度來看，AI演員的“完美”也可能成為敘事力的枷鎖。當它的人設被算法鎖死、言行被數據優化，呈現給觀眾的只剩精致的空洞。短期能填內容，長期卻撐不起復雜情感，更孕育不了經典形象。

換個角度看，真人演員的“塌房”風險恰恰是不可替代性的來源。觀眾追真人明星，追的是真實人生的起伏、成長的蛻變、脆弱與光芒的交織。這種“正在發生”的生命敘事，是算法算不出來的。

最后，還有當下觀眾的態度。

Z世代對虛擬偶像的熱捧，常被誤讀為對AI演員的普遍接納，但二者本質截然不同——虛擬偶像的魅力在于“人格化運營”，背后有真實的人賦予情感溫度；而AI演員剝離的正是這層真人羈絆，它提供無限供應的“完美形象”，卻永遠無法回應觀眾對“真實生命在場”的本能渴求。

一旦AI演員大規模滲透主流影視內容，觸發的將不只是審美疲勞，而是整個行業的信任危機——當觀眾意識到每一滴眼淚、每一個眼神都經過算法優化，情感共鳴的根基便會瓦解。

代際差異同樣不可忽視。對成長于短視頻時代的年輕觀眾而言，AI生成內容或許已是常態；但對更廣泛的觀影群體，尤其是為情懷買單的成熟受眾，AI演員的“無靈魂完美”恰恰構成一種冒犯。若行業將Z世代的局部偏好誤判為全民共識，加速推進AI演員替代真人，很可能在尚未建立新共識之前，便已撕裂了與核心受眾的情感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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