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中國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進階之路

編者按

種子是農業的“芯片”，是糧食安全的命脈。當前，我國正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以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為目標，全面筑牢農業現代化根基。種業振興，核心在創新，關鍵在保護。202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一批10個人民法院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涵蓋民事、行政、刑事三大領域，直指套牌侵權、非法制種、制假售假等行業頑疾，以鮮明的司法態度、嚴格的裁判尺度、有力的懲戒力度，為種業創新者撐腰、為守法經營者護航、為廣大農民守護。2026年3月，這一批案例正式登上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官網“成員國判例法”專欄，與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及歐盟等成員的標志性裁決同臺展示，標志著中國種業司法保護經驗逐步走向世界。本文立足這批具有標志性的典型案例，解碼司法裁判規則，剖析侵權亂象危害，探尋法治護航種業振興的實踐路徑，為凈化種業市場、激發育種活力、保障糧食安全提供鏡鑒與啟示。

刊登首批中國案例：傳播中國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經驗

202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第一批人民法院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共10件。這是中國法院首次專項發布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也是國內種業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司法裁判成果。該批案例包括民事案件7件、行政案件1件、刑事案件2件，所涉品種既包括玉米、水稻、小麥等主要糧食作物，也涵蓋辣椒、梨樹等經濟作物，精準聚焦品種權侵權判定、賠償數額確定、育種成果保護、行政與司法保護銜接、刑事懲治種業違法犯罪等司法實踐重點難點問題。

2026年3月11日，這批案例正式在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官網“成員國判例法”專欄刊載上線。該專欄是UPOV搭建的全球性種業判例信息交流平臺，此前已收錄美國、歐盟、澳大利亞、荷蘭、新西蘭等成員提交的標志性司法裁決。中國案例的加入，讓全球種業司法智慧的交流圖景更趨豐富多元，也展現出不同法律傳統、農業發展階段和制度框架下，各國司法回應種業創新挑戰的多元路徑與共同追求。

這一事件的意義，遠不止于一次“信息上傳”。它意味著中國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經驗，首次以系統化的方式呈現在國際同行面前；它標志著中國正從國際種業規則的堅定遵循者，逐步成為全球種業治理規則討論的積極參與者和傳播者；它也預示著，未來將有更多中國種業司法判例亮相UPOV平臺，以持續更新的司法實踐，為全球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和種業治理傳播更多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那么，中國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進階之路，何以步履堅實、行穩致遠？這一批典型案例又蘊含著怎樣的裁判智慧與法治力量？讓我們走進這些案件，一探究竟。

案例直擊：司法重拳直擊種業“頑瘴痼疾”

培育一個優良品種，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實驗室里的品種選育、雜交組合，到田間地頭的多年試驗、性狀觀察，再到品種審定、推廣種植，往往需要耗費十余年的光陰、數千萬元的投入，凝聚著科研人員的心血與育種企業的風險投入。可總有一些人，心存僥幸、急功近利，總想走“捷徑”、賺“快錢”，把他人的創新成果當成自己的“搖錢樹”，擅自生產、繁殖、銷售侵權種子，不僅侵害了育種人的合法權益，擾亂了種業市場秩序，更損害了農民的切身利益。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一批典型案例，劍指這些種業侵權亂象，用清晰的裁判規則、有力的懲戒措施，厘清是非、劃清邊界，讓侵權者付出沉重代價，讓創新者得到堅實保護。

在河南金某種業股份有限公司訴北京德某種業有限公司侵害“鄭58”玉米品種權案中，作為“鄭單958”核心親本的“鄭58”，是育種人十余年科研心血的結晶。被告在授權期滿后，仍擅自使用該親本繁殖雜交種牟利。法院認定侵權成立，全額支持4952萬元賠償請求。裁判明確：雜交種生產必須獲得親本權利人的單獨授權。這一判決打破了“重雜交、輕親本”的認知誤區，守護原始創新的核心利益，同時也讓品種權人認識到親本獲得品種權保護的重要性。

在江蘇金某種業科技有限公司訴江蘇親某田農業產業發展有限公司侵害“金粳818”水稻品種權案中，被告以“農民自留種”為幌子，通過微信群、門店大規模銷售無包裝、無標簽的“白皮袋”侵權種子，妄圖規避監管。二審以穿透審查方式，明確了種子市場“組織銷售行為”的性質認定規則——被告通過微信群發布信息，主導確定交易價格、數量和履行節奏，實際構成交易組織者、決策者，法院認定其實施銷售被訴侵權種子行為，并因故意侵權和情節嚴重適用懲罰性賠償，全額支持300萬元訴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一認定讓隱匿幕后的侵權人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促使市場主體規范經營行為，嚴厲打擊了“白皮袋”種子銷售行為，為后續審理同類案件提供了明確指引。正可謂：“白皮袋”種子藏貓膩，懲罰性賠償顯威力。

無獨有偶，在四川綠某種業有限公司訴瀘州泰某種業有限公司侵害“宜香優2115”水稻品種權案中，被告將侵權種子“改頭換面”套牌銷售，后經DNA鑒定確認為同一品種，法院果斷認定套牌侵權成立。兩案清晰傳遞信號：無論是隱蔽的線上線下銷售，還是明目張膽的“掛羊頭賣狗肉”，一切侵權偽裝都將被戳穿，懲罰性賠償、全額追責將成為種業知識產權保護的常態。

在江蘇明某種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訴響水金某種業有限公司侵害“淮麥33”小麥品種權案中，被告辯稱銷售的是“商品糧”而非種子，企圖混淆概念逃避責任。法院結合“售價顯著高于商品糧、交易時收繳買家手機、行為異常隱蔽”等事實，運用經驗法則精準認定為銷售的是種子繁殖材料而不是糧食。“事實勝于雄辯。”這一判決生動體現了：是糧還是種，細節見真相。侵權人想靠混淆糧種屬性逃避責任，是行不通的。

而在廈門華某公司訴酒泉三某種業有限公司、甘肅省酒泉市肅州區某村民委員會侵害“SBS902”玉米品種權案中，被告委托村委會非法制種400余畝，卻拒不承認侵權。法院適用舉證責任轉移規則，在權利人完成初步舉證后，被告無法提供制種合同、親本來源等證據反駁，依法推定侵權成立，并判令村委會承擔連帶責任。這一判決從源頭切斷了非法制種的鏈條，明確傳遞出：非法制種藏田間，共同侵權要擔責，幫助者同樣難逃法律追究。

在江蘇高某種業科技有限公司訴秦某侵害“南粳9108”水稻品種權案中，種糧大戶通過流轉經營近千畝土地，大規模自繁種子并銷售，卻主張“農民自繁自用”免責。法院精準界定“農民自繁自用”的界限：僅限家庭承包經營的個體農戶，規模化經營主體、流轉土地、商業銷售均不適用該例外。這一判決清晰劃定了法律邊界，既守護了真正農民的“自繁自用”利益，又避免其他商事主體將農民自繁自用作為“擋箭牌”，杜絕了侵權者“鉆空子”“打擦邊球”的行為。

而在中國農業科學院某果樹研究所訴鄭州市某水果種植園侵害“丹霞紅”梨品種權案中，被告購入苗木后擅自嫁接繁殖、對外銷售，主張合法來源和權利用盡抗辯。法院通過品種權保護繁殖材料的核心屬性認定：購買苗木的行為人僅可種植，無權再次繁殖銷售；買苗不等于“有權繁殖”。這一判決為果樹等經濟作物的品種權保護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黑龍江某種業有限公司訴植物新品種復審委員會“哈育189”玉米品種權行政案中，原告申請的品種被認定與已公開的“利合228”無顯著差異，不具備特異性而被駁回。法院審理后維持決定，明確品種權授權以“申請日”為時間基準，對比已公開的已知品種，無特異性則不予授權。該案從源頭遏制“換名不換種”的“仿種子”問題，確保品種權真正授予具有原創性、特異性的優良品種，推動種業創新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

在酒泉某豫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生產、銷售偽劣“豫椒王”辣椒種案中，被告銷售未經登記、質量不合格的種子，涉案金額245萬元，導致農戶大面積減產、損失慘重。法院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公司罰金123萬元，判處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在賽某某假冒注冊商標玉米種子案中，被告非法收購散裝種子，假冒“隆平高科”“登海”等5種知名品牌包裝銷售，法院認定假冒注冊商標罪成立。兩案彰顯司法零容忍態度：種業領域的制假售假、假冒侵權，不僅是民事侵權，更可能構成刑事犯罪，將面臨牢獄之災與巨額罰金。

深度剖析：典型案例背后的法治邏輯與時代價值

一是回應種業振興之需，筑牢創新驅動的法治基石。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套牌侵權、非法制種等行為，以極低成本竊取創新成果，不僅讓育種人“血本無歸”，更嚴重挫傷創新積極性，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第一批典型案例的核心導向，就是以嚴格司法保護激勵原始創新：通過明確親本獨立保護和懲罰性賠償，讓侵權者得不償失、讓創新者名利雙收。這是加強種業知識產權保護，重拳打擊套牌侵權，讓侵權者付出沉重代價的重要舉措，為種業科技自立自強注入強勁法治動力。在2021年9月第一批案例發布后，人民法院的保護力度持續加碼。截至2026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五年內共發布了六批合計75件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其中，“NP01154”玉米品種侵權案適用2倍懲罰性賠償，判賠5334.7萬余元，創下我國植物新品種侵權賠償額新高，并入選2025年度推進法治進程十大案件。這些后續實踐，正是對第一批案例裁判導向的延續與深化。

二是守護糧食安全之本，守住農民利益與產業根基。種優則糧豐，糧安則民穩。種子安全是糧食安全的第一道防線。“白皮袋”種子、套牌假種、偽劣種子一旦流入田間，輕則減產減收，重則顆粒無收，直接威脅農民生計與糧食穩產。人民法院無論是精準區分“糧與種”、嚴懲“白皮袋”銷售，還是對制售偽劣種子者判處重刑，本質上都是以司法利劍守護農民“種糧放心、增產增收”的期盼。同時，通過打擊非法制種、連帶追責幫助侵權主體，從源頭切斷假種子生產鏈條，凈化種業市場環境，為糧食安全筑牢種業法治屏障。

三是完善規則體系之要，破解種業維權的現實困境。“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長期以來，種業侵權存在“發現難、取證難、認定難、賠償低”的突出問題。第一批典型案例通過一系列可復制、可推廣的司法智慧，有效破解維權痛點：明確親本權利保護規則，厘清雜交種與親本權利的關系；確立舉證責任轉移、經驗法則適用規則，降低維權取證難度；劃定“農民自繁自用”邊界、區分繁殖材料與收獲材料，統一侵權認定標準；加大民事賠償、強化刑事懲戒，提高侵權違法成本。這些規則不僅為各級法院審理同類案件提供指引，更推動形成全鏈條、全方位的種業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讓維權有章可循、侵權無處遁形。

國際比較：中國種業司法保護的獨特路徑

UPOV官網“成員國判例法”專欄中，與中國案例并列的還有多個成員在不同時期提交的標志性司法裁決。這些判例各具特色，均針對種業知識產權保護的關鍵議題形成了標志性的裁判規則，為全球種業司法保護提供了重要參考。將中國案例置于這一全球圖景中觀察，其與各國判例既有共性，更顯獨特價值。

歐盟法院C-176/18號案件，聚焦品種權保護范圍邊界，針對品種權能否延及未獲授權但具有相同特定遺傳特征的植物材料作出權威解釋。該法院通過解讀《共同體植物品種保護條例》第13條、第96條核心條款，厘清了品種權權利客體的具體范圍，為歐盟各成員國統一法律適用標準奠定了基礎。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2000年西澳谷物庫案，直指立法合憲性問題。西澳大利亞州一法定機構起訴聯邦政府，質疑《植物品種權利法》超出聯邦憲法立法權限。澳大利亞高等法院通過對憲法中“發明專利”權能的廣義解釋，為該國植物新品種專門保護制度確立了憲法根基，明確了聯邦政府的立法權限。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01年J.E.M.案，確立了“多軌制”保護格局。該案明確育種者可根據發明性質與商業策略選擇保護方式：實用專利保護力度更強但審查標準更嚴苛，植物專利、品種權專門保護門檻較低但權利范圍相對有限。

新西蘭違反保密義務案，劃定了公權力行為邊界。該案明確，公權力機關在履行執法職責時，即便出于保護公共利益，也不得將偵查獲取的商業秘密隨意轉交民事權利人用于民事維權，為執法機關處理涉商業秘密的種業案件確立了基本準則。

荷蘭海牙地方法院2005年滿天星品種糾紛案，對“實質性派生品種(EDV)”概念作出了法律解釋。法院確立了EDV條款的“限縮解釋”原則，明確若派生品種與初始品種在形態學特征上存在數量多、性質顯著的差異，即便遺傳背景相似，也不應認定為EDV。

萬流歸宗，觀照自身。中國選擇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系統化保護之路。此次提交的第一批典型案例，以綜合性展示形式完整覆蓋了植物新品種侵權判定、懲罰性賠償適用、行政與司法保護銜接等全鏈條司法主要問題。與其他成員多以一案聚焦某一具體法律爭點不同，中國案例重在謀篇布局、整體推進——以“全鏈條、系統化”的典型案例集，在現有專門保護框架下，進一步明晰司法裁判的具體標準與適用規則。

這一實踐特征，契合中國作為農業大國、種業市場龐大且快速發展的現實需求。法者，治之端也。通過明晰全鏈條裁判規則，為市場主體提供穩定、可預期的行為指引，既彰顯了中國司法通過構建公平競爭法治環境激發育種創新活力的價值取向，也體現了以司法保護筑牢糧食安全防線、推動種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目標。中國的系統司法實踐，與其他成員的實踐形成互補，共同勾勒出全球種業司法保護的多元圖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土探索，彌足珍貴。中國種業司法保護的獨特路徑，正在這片法治沃土上不斷延伸。

展望：持續走向世界的中國方案

回望東方，風景獨好。人民法院第一批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是司法護航種業振興的生動實踐，是打擊侵權、激勵創新的鮮明宣言。從國內發布到國際亮相，中國種業司法保護的進階之路，正以堅實的步伐向前延伸。隨著中國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實踐的持續深化，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種業司法保護還將邁上新的臺階。最高人民法院已計劃持續向UPOV推薦第二批至第六批典型案例，將中國的司法探索不斷推向國際舞臺。

站在種業振興的歷史新起點，我們將以法律為綱，以案例為鏡，讓嚴格保護成為共識，讓守法創新成為主流，以法治之力守護農業“芯片”、筑牢糧食安全根基，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提供堅實種業保障。(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

來源：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