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沛：質樸性情 高蹈超然──追憶陳振江先生

2022年11月3日，南開大學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著名學者陳振江先生病逝。受疫情影響，先生身后之事從簡，就這么悄悄離開了我們。消息傳來，在親友和學生的心中，激起的思念與感慨卻如波濤一般綿綿不絕。

淚目的記憶

我是1982年進入南開歷史系學習的，大二的中國近代史課程就是陳先生親授。陳先生病逝后，我們班同學在微信群里談及陳先生時，除對其道德文章多加推崇外，幾乎一致性地提及陳先生給我們上的中國近代史課程，皆稱印象深刻、令人難忘。

當時課程是在八里臺校區主樓的328教室上的，可容納近百人的教室座無虛席。隨著陳先生帶有河南口音的授課，一場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歷史畫卷徐徐展現在了同學們的眼前。

在講到1870年爆發的天津教案時，陳先生充滿激情地講述了教會的強勢、民眾的屈辱與抗爭，法國領事的無理引發眾怒，民眾火燒法國天主教堂望海樓……他的聲調抑揚頓挫，時有哽咽，眼眶微紅，泛起淚光。

被帶入歷史場景的同學們，遽見授課老師如此激動，一時不知所措，只是靜靜地聽著，心靈卻深受震撼。此時，課堂上沒有響起掌聲，但愛國情感、歷史自覺卻猶如自天而降的種子，植入學生心間。邢富華同學回憶道：仰慕陳先生的學問，更仰慕陳先生的真性情！先生的那一次哭泣，是四年南開留給我最珍貴的回憶之一！

歷史研究需要理性分析諸種因素，但描述由人的言行塑造的歷史場景，卻不能也不應缺乏人性與激情。最好的歷史教育，就是在激情傳遞中，以理性打動聽眾，激發他們的思考并從中受益，進而實現“讀史使人明智”的根本目的。陳先生的激情一哭，傳承了南開的愛國傳統，也讓眾多學子獲得了歷史認知！

帶我開眼界

1989年之夏，在業師魏宏運推薦下，我留校任教，與陳先生同在中國近現代史學科。

最初，作為晚輩的我，曾認真去聽了先生的部分研究生課程，也時常接受先生的耳提面命，曾在先生主編的《南開史學》上發表拙作而倍受鼓勵。當然，我也要為教研室、學科做許多輔助性工作。性情爽快的陳先生開玩笑地說：小江是個筐，什么都能裝。雖然勞累，但我在各類雜務工作中迅速熟悉了學科情況，借此熟絡各位老師、增進交流并提高業務能力，所獲不菲。

1997年11月，陳先生帶我第一次出國訪問，赴韓國的仁荷大學參加國際交流，受益良多，與日韓學者也建立了聯系。第一次跨出國門，自然處處新鮮。在國際航班上興奮異常地寫著心得。站在漢城（現稱首爾）的人行天橋上，看著夜色中寬闊大道上的滾滾車流和紅色尾燈，生出無限感慨，遙想中國何時會有如此景象。

12月，經陳先生力薦，我赴香港浸會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與香港青年學者建立起長久的交流關系。休會期間，我們登上太平山俯瞰維多利亞灣的壯觀風光，進中環體會圣誕節前眾人掃貨、游客如織的場景。時值香港剛剛回歸，百業興旺。開放香港所表現出的活力，令人對鄧公倡導“一國兩治”政策的高瞻遠矚倍加折服。

今天，出境學習與交流已非新鮮。但在上個世紀末，青年學者出境面臨經費等諸多限制，若非名家推薦，獲得資助極難。陳先生曾說，出國看看，不只是圖個新鮮，而是要與不同觀點進行交流，在學術視野上借鑒拓展。他以晚清重臣李鴻章、郭嵩燾等人，何以在保守氛圍中突圍并致力洋務運動為例，說明中外文化交流的價值，強調對任何進步、先進事物的接受，不僅要細致觀察和理解，身體力行才是最重要的。

此后，我逐步拓展渠道并展開了獨立的國際交流，先后去過多個歐美和亞洲國家，眼界與格局由此打開，并深受其惠。我也盡力推薦研究生在學期間參加國際會議和對外交流。看著他們的成長，我越發感佩陳先生的眼界，也為自己在學術關鍵期得到陳先生提攜而深感榮幸。

點撥與托舉

至今想來，正是得益于南開史學的平臺，得益于先生的提攜及點撥，我才得以在學術境界上有所進步。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陳先生主治晚清史，我則潛心于民國史。陳先生見我總講：小江，要系統地熟悉一下晚清史，不然對民國史的理解就會失去根基。此后我在華北區域史的研究中才對這些話的價值漸有體會。一個時代變革的因素諸多，需要多學科的綜合考察，如果連歷史學科內部都弄得畛域分明，不貫通其發展進程，不深究其內在邏輯，必會出現問題。

1994年，當陳先生邀我參加其主持的《百年風云》著作編寫時，我愉快地答應了。在與先生合作中，我學著去宏觀理解中國近代史的體系及特征，學著貫通思考中國近代歷史的走向及問題，對我此后展開貫通性研究極為有益。1995年，《百年風云》發行十余萬冊，獲得了中宣部頒發的“五個一工程獎”，同時獲得天津市哲學社科成果榮譽獎。

1997年，著名史學家張豈之先生獲得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重點項目的支持，出任《中國歷史》五卷本總主編。后來張先生告訴我，正是此前陳先生編撰的《中國近代史》聲譽卓著，他才決意將晚清民國卷交由陳先生主持。當陳先生邀我獨立編撰民國史部分時，我僅是30歲出頭的青年副教授，貫通性的學術功底較淺，心中忐忑不安。陳先生只說了一句話：有我呢，你能行。這句話給了我一些自信，也讓我沒有退路。

此后三年間，我主要的科研工作就是這個項目。在陳先生的敦促和點撥下，我對民國史的規律、特征進行了系統性思考，那是我學術上成長最快的一段時光。2001年，由陳先生和我共同主編的《中國歷史（晚清民國卷）》正式出版，直至2021年，這個版本先后印刷了20余次，被幾十所高校歷史系用作專業教材，產生了良好的學術聲譽。2005年，《中國歷史》五卷本獲得了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

與陳先生合作，我自然會多聆聽其教誨，也會多讀他的論著。先生治中國近代史，立足于這一時代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基點，他對嚴復《天演論》的研討、對通商口岸與近代文明傳播的理解、對洋務運動與近代文明構建關系的考察、對義和團運動的反思、對于洋務派人物李鴻章、郭嵩燾及嚴復等人內心世界的探究，令人印象深刻。在陳先生的視野中，既看到了中國近代史飽受侵略、被迫開放的屈辱一面，也呈現出了中國人面對“千古未有之變局”克服偏見、追求現代文明的積極一面。陳先生不只停留在對列強侵略的譴責、對不屈民族特性的頌揚上，更看到了中國明智接受新文明的理性，強調后者才是中國融入現代世界、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陳先生的論著推動著學術界更加重視國際化因素、經濟與技術對于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重要性的認識，也是啟發我此后進入中國近代交通社會史研究領域的啟蒙之光。

一個讓人懷念的老師，首先要是道德文章堪稱一流的智者，但更應是能開啟學生思路、拓展其視野、提升其境界的啟蒙者。作家柳青曾說，人生之路的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于我，關鍵之時恰有陳先生這樣的智者點撥與提攜，何其幸也！

行文至此，腦海中跳出徐志摩的名詩：“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云彩。”陳先生晚年患病十余年，痛苦莫名，如今撒手西去，也是解脫。他悄悄地走了，沒有帶走什么，卻留下了厚重的思想與學術遺產，引人哀思。如此質樸性情、提攜后生的智者，“教我如何不想他”！

作者簡介：江沛，南開大學英才教授、歷史學院博士生導師，南開大學中外文明交叉科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天津歷史學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史、政治史的研究。

（刊于12月22日《天津日報·文藝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