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保護全紅嬋？

因為一個282人的微信群，全紅嬋再度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曝光的群聊記錄里，是對全紅嬋肆無忌憚的言語霸凌。而這場霸凌還有兩個更加駭人聽聞的細節：

一是毫不掩飾的針對。群公告中明確寫道，禁止攻擊其他運動員，但全紅嬋除外。

二是近在咫尺的冷漠。萬能的網友一頓挖墳，發現群成員中赫然出現了包括裁判、其他運動員在內的行業相關人士。

事件輿論發酵至今，全紅嬋所屬的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以一紙報警聲明出面制止，試圖用“抵制畸形飯圈文化”為這場風波蓋棺定論。

但輿論對全紅嬋的共情早就脫離了飯圈站隊的范疇，發酵成小鎮做題家的顧影自憐：寒門貴子終究無法跨越階級，窮人家的孩子出頭也會被排擠。

巴黎奧運期間的一個片段被反復提及，當時全紅嬋被安排和谷愛凌見面，兩個女孩在鏡頭前擁抱，似乎在隱喻公平的競技體育能填平出身的鴻溝。

但事實上，她們的人生很可能只是在這一瞬間短暫交集。

鏡頭之外，有人成名后頂奢代言滿天飛，財富如同滾雪球；有人家門口變成小吃一條街、房子外墻被貼滿小廣告。

二人面對輸贏的不同狀態

賽場上的榮譽不分高低，但賽場外的人生早就出現分野。

商業的分水嶺

今年3月，19歲的全紅嬋拿到職業生涯的第一個獨立代言，對面是老家廣東的廚衛品牌萬家樂，這時距離她在東京奧運會上一戰成名，已經過去5年。

專業成就與商業價值嚴重錯配，斷層名氣卻對應漫長的商業靜默期，倒不是市場反應太遲鈍、普羅大眾不買單，而是成名的枷鎖從一開始就太過沉重。

為國爭光的榮耀太大，大到很多人忽視了運動員也是一份要為賺錢發愁的職業。拋開以年為單位（奧運會更長達四年）的重大賽事，運動員賺錢主要有兩種方法：

一是參加職業比賽拿獎金，二是將個人影響力變現，但這兩條路都沒有對全紅嬋完全敞開。

賺錢這件事放在體育圈，同樣遵循“旱的旱死，澇的澇死”的殘酷定律。

去年年底，福布斯公布了《2025全球收入最高的女運動員》，榜單總共20個人，有10個都是網球運動員，剩下4個籃球、2個高爾夫、2個滑雪、1個橄欖球和1個田徑。

這些項目的特點是受眾基數龐大、商業運作成熟，尤其是網球、籃球這類項目，能擁有幾乎全年無休的職業賽事和豐厚的賽事獎金。

但全紅嬋所在的項目是舉國體制的典型產物。

冷戰年代，奧運會與意識形態、綜合國力高度掛鉤，于是國家摸索出一套高效奪金的模式，優選乒乓球、跳水、體操等項目，通過行政力量集中有限的社會資源沖金。

這些項目寫作“小巧難女少”，讀作有些冷門。

其優點是經過極致的工業化訓練后可以量產金牌，問題也很明顯：嚴重寄生于奧運周期、技術門檻高、大眾參與度低、自身造血能力差，無論是職業賽事，還是商業變現，都與價值二字相去甚遠。

網球四大滿貫賽事的冠軍獎金最少也有2000萬人民幣左右，WTA巡回賽去年給了冠軍約3728萬獎金。

全紅嬋備戰四年，在巴黎奧運會一舉拿下兩枚金牌，最后把體育局、奧委會、地方政府、郭晶晶夫婦給的獎金七七八八加起來，可能還湊不到1000萬。

奧運會屬于專業賽事，相對還有穩定的工資和獎金，商業化程度更高的職業賽事就更是兩極分化。剛落幕的WTT重慶冠軍賽里，國乒14位選手手持四枚奧運金牌，急頭白臉打一頓，最后人均創收不到10萬[1]。

“全紅嬋”們的困境，實際上是先天不足+后天錯位的結果。在役時，舉國體制的“計劃經濟”彌補了商業價值的短板；退役后，又被毫無準備地推進“市場經濟”中謀出路。

在職業生涯的高光期，他們吃著國家隊的大鍋飯，以四年為周期兌現商業價值。

田亮、寧澤濤都曾因擅自參加商業活動而被國家隊除名，孫楊曾經公開訴苦稱希望有個團隊負責代言和公關，被游泳管理中心拒絕：運動員不能有專業商業運作團隊[2]。

就連高光本身都被周期加速。一屆是新秀，兩屆是老將，四屆就是活化石，17歲的全紅嬋覺得自己不再年輕，然而出走半生，老將才剛成年。

盡管這個系統也包含求學就職的準出機制，但競技體育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不是每個人都能到北大念書，到暨大任教。

而當他們進入賽場外的市場，才發現運動員的第二人生也分三六九等。

同為跳水天才的張家齊在21歲退役后積極轉型直播帶貨，被罵“拿金牌圈錢”，她的回應是：“奧運會冠軍不能當飯吃啊，它只是稱謂，你不能告訴人家：我是奧運會冠軍，你給我吃的吧[3]！”。

2025年，鄭欽文因傷導致賽季報銷，場外收入依然不減，耐克、螞蟻集團繼續邀約，迪奧、奧迪也伸出橄欖枝。

人生最大的分水嶺是羊水，運動員最大的分水嶺是選項目。但在項目基礎決定商業上限的現實背后，還有一個更加殘酷的閉環，那就是賺錢的項目，往往都留給了不缺錢的運動員。

無解的算術題

前段時間F1大獎賽在上海舉行，凱迪拉克車隊的儲備選手周冠宇，作為正式賽中首個中國面孔備受矚目。隨后，一條問答在社交平臺走紅:

如果這位網友真問到了周冠宇，那么他很可能得到這樣的答復：

成為一名F1車手，需要出色的天賦、過人的身體素質，以及一位擁有15家公司、每年能掙許多個小目標的賽車迷父親。

F1賽事媒體GrandPrix247曾經統計過培養一位車手的花費[4]。一位踩在F1門檻上的車手，每個賽季的成本動輒八位數起步。

由此可見，中國車手程叢夫的“學車花了一個億”[9]確有幾分寫實的味道。

不止賽車，許多運動的商業價值都與它的參與門檻直線掛鉤。冰球文化盛行的北美有個不成文的共識，即Hockey is a rich kid’s sport（冰球是富家子的運動）；更不提高爾夫，不是所有人都有幸踏進特朗普多拉高爾夫度假村精心修剪的草地。

這類運動的特點是以高凈值人群為目標，且具有相當的產業深度，比如F1與全球汽車工業高度綁定，高爾夫與地產是異父異母的親兄弟。

重資產模式造就了高昂的準入門檻，僅憑一個孩子的熱血和孤勇是跨不過的。

周冠宇8歲那年，父親在濰坊建了一條當時國內最大的凱迪拉克汽車軌道，耗資1200萬。周冠宇和阿爾法·羅密歐簽訂F1合同，據說周父給車隊捐了三千萬歐[8]。

鄭欽文的爸爸是田徑運動員，也是鄭欽文最早的營養師、康復師[5]。他熟悉李娜的故事，很早為鄭欽文規劃要脫離體制、走職業路線，為女兒聘請的第一個教練就是李娜的啟蒙教練夏溪瑤。

為了送她去美國與歐洲受訓，家人甚至賣掉房子。也是在佛州夏令營里，鄭欽文被全球最大的體育經紀公司IMG相中，被后者推向奢侈品牌與時裝周秀場。

網傳培養一個鄭欽文需要花2000萬，武漢體育學院網球院長表示：“可能還不止這個數”[6]。

十多年前武漢對李娜的報道照片里就有鄭欽文

滑雪是小眾極限運動，本身商業天花板不高，谷愛凌和蘇翊鳴能成為突圍的“例外”，同樣離不開家人精心鋪路。

蘇翊鳴7歲時就因滑雪視頻被導演徐克發掘，出演《智取威虎山》的“小栓子”走紅。他的父親蘇群有兩個身份——吉林知名企業家，以及中國最早一批單板滑雪愛好者。

從谷愛凌三歲開始，母親谷燕每個周末驅車數小時送谷愛凌去雪場訓練，每年暑假還會送谷愛凌回海淀黃莊，高強度補習奧數和中文。谷燕曾表示，培養谷愛凌至少花了300萬美元。

13歲的谷愛凌與12歲的蘇翊鳴在2017年紀錄片《少年志》中同框

巴塞羅那俱樂部慧眼識梅西的奇跡固然存在，但在更多的成名故事里，家庭能提供的資源與眼界，往往也是天資的組成部分。

7歲被教練選中時，全紅嬋家人只有很樸素的念頭——湛江市跳水學校可以減免所有學雜費。

在體制兜底下，那些沒有太多商業想象力的體育項目，改變了許多普通甚至底層孩子的命運。他們的家庭卸下了一部分負擔，但也意味著，未來被押注在了一條更窄的道路上。

自被體校教練選中的那一刻開始，全紅嬋的面前就只有一條路：進省隊、進國家隊、進奧運、拿冠軍。

可是，拿了奧運冠軍以后呢？

走下領獎臺后，不是所有人都能順利轉身。幸運如王濛和呂小軍，一個轉型教練和體育解說，一個做起了健身品牌；坎坷如鄒春蘭和才力，一個退役后以搓澡為生，一個因傷病和生活壓力早逝。

王濛，冬奧會短道速滑金牌得主，最近已經收拾行囊勇闖浪姐七了

體育是簡單的。超越自我、人定勝天是競技永恒的魅力所在。有誰會不喜歡天才橫空出世，寒門逆天改命，少女賽場成王的故事呢？

但體育也是復雜的。它是一道關于資源、回報和退出機制的算術題。許多人沖過終點，才發現比賽才剛開始。

尾聲

今年春節，全紅嬋在家鄉邁合村過了一個完整的年。據她對媒體的說法，上一次如此安穩守歲，還是在7歲開始跳水以前[7]。

全紅嬋被網暴能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大部分人都能樸素地意識到，這不是一位奧運金牌得主應得的，更不是一個19歲女孩該面對的。

但怎么讓這些冠軍獲得更好的生活，又似乎誰也說不準。

一個皇家馬德里的青訓生，即便知道自己不能成為C羅，也可以努力踢更好的成績，追求更高的轉會費；一個熱愛網球的小學生，即便夠不到費德勒，也有方法論做下一個鄭欽文。

在那些高度商業化的項目里，只要留在賽道上，總有相對體面的生存空間。

可在跳水、乒乓球和田徑等項目里，沒人敢期待自己就是下一個郭晶晶、馬龍和劉翔。

競技體育如此殘酷，獎臺上的成功可以用制度量產，美滿的人生卻是幸運的孤本，出路百里挑一，退路更是千金難求。

但至少這一次，不要讓全紅嬋淹沒在這場風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