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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順德,一家名為莫氏雞煲的小店,在這個清明節期間意外成為資本市場關注的焦點。
事件起因并不復雜,因為生意火爆到“雞都不夠賣”,老板老莫做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經營決策——將店里使用的雞統一換成溫氏集團供應的土雞。
這個信息最初只是散見于食客的社交分享中,沒有任何刻意營銷的痕跡。
然而,隨后發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卻讓這個原本屬于后廚采購范疇的決定,迅速溢出消費領域,涌入資本市場的定價體系。
那么,溫氏的雞,究竟有什么特殊來頭,能讓資本市場如此敏感?
為什么一個模糊信號能觸發9億市值異動,而財報上的50億利潤暴跌卻“波瀾不驚”?
在養殖業深度金融化的今天,我們該如何重新理解“一只雞的價值”?
我們今天再次來了解一下溫氏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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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氏事件”走紅的背后
在社交媒體平臺上,“莫氏雞煲改用溫氏土雞”這個信息被不斷轉發、評論、二次創作。原本可能只是基于成本、供應穩定性或者簡單口感測試的商業選擇,在傳播過程中被剝離了具體語境,提煉為一個清晰的意義信號——這是對優質食材的喜愛,是消費市場對溫氏土雞品質的認可。
這種符號化過程或許不是刻意為之的,因為我們知道,一個事件要獲得傳播力,就必須被簡化為易于理解和轉述的敘事單元。在這個過程中,老莫的個人判斷被抽象為“市場選擇”,一家店的采購行為被放大為“消費風向標”。
土雞,某種意義上,跳出了養殖場里按照工業化標準飼養的禽類產品框架,而成為承載“品質生活”“消費復蘇”等宏觀概念的符號載體。
如果我理解沒有錯的話,這似乎是商品拜物教在數字時代的呈現,也就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在這里是土雞被賦予的象征意義,也即遮蔽了其作為具體勞動產品的本質,人們討論的不再是這只雞如何被養殖、加工、運輸,相反,人們更關注它代表了怎樣的消費趨勢和生活方式。
然后,就是財經媒體介入,將社交媒體的模糊信號“翻譯”為資本市場能夠理解的估值語言。有較多的相關報道在說這一事件時,選擇性地強調了溫氏股份2026年2月毛雞銷售價格達到12.10元每公斤這一數據,并將其與2025年全年均價進行對比,以佐證“雞價回暖”的判斷。
但是,同一時期溫氏股份公告中明確披露的另一個數據,即2025年全年毛雞銷售均價同比下降9.80%卻被系統性地弱化或擱置。這種選擇性呈現太正常了,財經媒體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扮演“敘事中介”的角色,將散落在各個角落的零碎信息收集起來,按照資本市場能夠理解和定價的邏輯重新編碼。
一家小店換供應商這件事本身不具備任何財務分析價值,但當它被嵌入“需求復蘇-價格回升-業績改善”的敘事框架后,就變成了一則可以被分析師引用、被投資者討論的市場信號。這個翻譯過程的關鍵在于建立因果關系,因為消費端出現了對高端土雞的需求,所以溫氏的產品結構將向高毛利方向調整,進而推動整體盈利能力改善。
至于這個因果關系在統計學意義上是否成立,一家單體餐館的采購決策能否代表全國消費趨勢,樣本量是否足以支撐任何嚴肅結論,在敘事傳播的初期階段,這些問題被懸置了。
于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資本市場做了最關鍵的一步,那便是將敘事轉化為價格。
4月7日,溫氏股份盤中最高漲幅觸及3.31%,最終收漲0.92%,市值較前一交易日增加約9.3億元。盤面數據顯示,當日成交量明顯放大,顯示有相當規模的資金基于這一信息進行了交易決策。
這里出現了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9.3億市值增長對應的是怎樣的基本面改善預期?
根據溫氏股份2025年全年業績數據,其肉雞養殖業務貢獻凈利潤約3億元,對應13.03億只的銷售量,平均單只雞的凈利潤約為0.23元。
按照這個簡單的算術邏輯,9.3億市值增長所隱含的利潤增量,大約相當于需要額外賣出40億只雞,這是溫氏當前年銷量的三倍有余。
當然,這種簡單換算并不嚴謹,市值的變動反映的是市場對公司未來全部預期利潤的重新折現,而非當期利潤的直接增減。但這個粗略的數字對比至少說明了一點,驅動股價波動的力量,超出了“一家餐廳換了供應商”這一事件本身可能產生的實際經濟影響。
真正在交易的不是雞肉,而是關于雞肉的故事,也是一個關于消費復蘇、周期反轉、龍頭受益的復合敘事。
在買入的資金中,很難區分哪些是基于對溫氏基本面的獨立研究,哪些是被社交媒體和財經媒體共同構建的樂觀情緒所驅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個交易日里,溫氏股份的股價波動與莫氏雞煲后廚里的那批土雞之間,經由一個復雜的敘事傳導網絡,建立起了某種真實存在的關聯。
2.市場為何渴望一只雞的故事?
令人費解的是市場為何對莫氏雞煲這樣一個邊緣信號產生如此強烈的反應?
我認為首先需要回到溫氏股份2025年的財務數據中去尋找結構性原因。
這份成績單有一個令投資者不安的核心矛盾,公司在銷售規模上實現了顯著擴張,生豬出欄量從3018萬頭躍升至4048萬頭,增幅超過三成,肉雞銷量也同比增長百分之八,然而營業收入卻幾乎原地踏步,僅錄得1038.84億元,同比微降不到一個百分點。
更刺眼的是利潤端的表現,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從上一年的92.80億元驟降至52.35億元,跌幅深達43.59%。這組數字勾勒出典型的“增量不增利”困局,溫氏賣出了更多的豬和雞,但價格下跌的幅度完全吞噬了規模增長帶來的收益增量。
進一步拆解成本結構會發現,盡管公司在降本增效方面確實取得了可量化的進展,肉豬養殖綜合成本從年初的每斤6.3元壓縮至年末的6.0元左右,肉雞完全成本穩定在每斤5.7元,但成本下降的速度遠遠追趕不上售價的跌速。生豬銷售均價同比下滑17.95%,肉雞均價同比下降9.80%,成本端那幾個百分點的改善在這種量級的價格沖擊面前顯得杯水車薪。
這種基本面格局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市場在溫氏股份身上找不到一個清晰、有力、能夠說服資金進場的故事主線。
公司管理層在2026年初與機構投資者的交流中給出的展望口徑也印證了這種不確定性,對于生豬業務,官方表述是“持謹慎態度”,預計上半年豬價可能處于低迷狀態;對于肉雞業務,判斷是“有望呈現恢復性上漲趨勢”,盈利確定性相對更高。
這些措辭本身并無問題,甚至可以說相當務實,但對于需要為資金配置尋找明確方向的市場參與者而言,“謹慎態度”和“有望恢復”這類表述只能提供方向性的參考,無法構成具有操作價值的投資決策依據。
由此形成了一個可以被理論化描述的狀態,即“敘事缺口”——當一家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和官方指引都不足以支撐一個清晰的投資故事時,市場會自發地、甚至可以說是饑渴地尋找任何可能填補這個敘事空白的外部信號。
莫氏雞煲事件正是在這個缺口上嵌入了進來,它不是基本面分析的結果,而是敘事需求的產物。
市場之所以對雞周期的任何風吹草動都保持高度敏感,還有一個更深層的認知機制在起作用,那就是歷史記憶對投資者預期的錨定效應。
2019年至2020年的超級豬周期給整個養殖板塊的投資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在那輪行情中,溫氏股份的股價從15元區間一路攀升至55元以上,漲幅超過260%。
這種級別的財富效應塑造了一個深刻的行為金融學印記,周期股的投資者群體中形成了一種近乎信仰的集體認知,即“跌得越深,彈得越高”,周期底部的煎熬是獲取超額回報必須支付的時間成本。
當這種信仰遭遇可得性啟發,人們傾向于用記憶中最新近、最鮮活的案例來預測未來,莫氏雞煲就很容易被解讀為反轉即將到來的先行指標。
市場的推理鏈條在邏輯層面可以自洽,祖代種雞引種暫停將導致供給收縮,供給收縮將推動價格反彈,價格反彈將改善養殖企業盈利,而溫氏作為行業龍頭將最大程度受益于這一過程。
但2025年的實際數據卻指向了一個不那么樂觀的事實,在產祖代種雞存欄量同比增加3.4%,在產父母代種雞存欄量增加4.5%,商品代雞苗銷量更是增長了11.8%,供給端并未出現市場敘事所預設的實質性收縮。
這意味著一個關鍵的區分我們不能忽視掉,那就是市場在莫氏事件發生那一天真正交易的,不是雞周期的實際反轉,而是反轉的預期本身。
這個預期的載體不需要經得起統計學的檢驗,它只需要在恰當的時機出現,恰好吻合了投資者心中已經預設好的劇本。
3.用雞的故事管理市場預期?
溫氏股份在投資者互動平臺上說,“公司豬、雞雙主業運營,能夠較好對沖單一業務的價格波動風險。當前豬價較低,但公司養雞業務保持合理盈利,可貢獻較為穩定的現金流。”
這段表述簡潔、清晰,意思就是說,溫氏不是一家把命運完全押注在豬價上的周期性企業,它擁有一個內在的穩定器,能夠在豬周期的寒冬里為整體業績托底。
這個敘事框架的邏輯表面上無懈可擊,生豬價格低迷拖累盈利時,肉雞業務的利潤貢獻可以平滑整體波動,實現風險對沖。然而,當我們把2025年各季度的實際利潤結構拆解開,會發現真實的運行邏輯比這個簡潔的敘事復雜得多。
2025年上半年的數據呈現的是第一種模式,生豬業務貢獻盈利約24億元,而肉雞業務因市場價格低迷出現約3億元虧損,此時是豬業在支撐整個集團的利潤表,所謂的“互補”體現為強勢業務對弱勢業務的單向救濟。
到了全年維度,局面演變為生豬盈利約60億元、肉雞盈利約3億元,雙主業同時盈利但貢獻極度不均衡,雞業務的利潤在總盤子中幾乎只是一個象征性的存在。
而第四季度發生的結構性逆轉中,生豬業務單季虧損約5億元,而肉雞業務同期貢獻盈利約10億元,雞業不僅覆蓋了豬業的虧損,還支撐了整個季度的正向利潤。
這三種模式在同一年份內輪番上演,說明“豬雞互補”并非一個持續生效的平滑機制,而是一個間歇性觸發的非對稱緩沖結構。
因此,溫氏向市場傳遞的“雙主業風險對沖”敘事,其核心功能并不在于精準描述兩個業務板塊之間的實際利潤轉移關系,而在于管理市場對溫氏整體利潤波動幅度的預期。
當一個季度的生豬業務出現虧損時,投資者不會陷入恐慌性拋售,因為他們已經被預先植入了一個認知框架,即雞業務會在這個時候站出來。
這種預期管理就是金融工程意義上的操作,它降低了市場對溫氏賦予的周期性折價。
再者,我們研究發現,溫氏的雙主業結構在資本市場的定價邏輯中,扮演著一個類似于組合期權策略的角色。
生豬業務在本質上是一份看漲期權,其價值不在周期底部體現,而在周期反轉時的利潤爆發中被重新定價;肉雞業務則扮演著現金牛資產的角色,它的周期短、波動小、現金流穩定,為整個企業提供了持續經營的安全邊際。
市場給予溫氏股份的估值——2025年約20倍市盈率,恰好介于純生豬養殖企業牧原股份的15倍和純黃羽雞養殖企業立華股份的25倍之間。
這個定價結構里,有一個被表面利潤貢獻比例所遮蔽的事實,肉雞業務雖然在2025年僅貢獻了約3億元凈利潤,占總利潤不到百分之六,但它為溫氏的千億市值提供了遠超其利潤權重的估值支撐。
其邏輯在于,雞業務的穩定現金流賦予了溫氏“永續經營假設”以實質內容。
當生豬價格跌至周期底部、全行業面臨虧損壓力時,市場之所以沒有將溫氏的股價打壓至清算價值附近,正是因為在估值模型的最底層,有一個持續產生現金的養雞業務在托底。
從這個意義上說,雞業務是溫氏在金融化生存模式中的估值錨點,它的存在讓整個敘事框架不至于在豬周期的沖擊下崩塌。
溫氏對這種敘事邏輯的運用,已經超越了投資者溝通的層面,進入了組織架構調整和品牌戰略重塑的深水區。
2025年,溫氏將原有的養禽事業部拆分為三個獨立事業部,分別對應快速型、中速型和慢速型肉雞,同時將育種單元提升為由集團直接管理的獨立經營單元。官方給出的解釋是減少管理跨度、提升運營效率,這當然是事實的一部分。
但從敘事管理的角度看,這次組織變革的意義除了有內部管理優化之外,我認為還是對敘事資源的戰略性重新配置。
將土雞業務從龐大的養殖板塊中剝離出來、賦予其獨立的組織形態,實際上是為“溫氏土雞”這個品牌概念搭建一個不受生豬業務干擾的獨立敘事空間。這個判斷可以在溫氏同期的品牌營銷動作中找到佐證。
溫氏土雞登上春晚舞臺,配合總臺央視頻《企業家說》欄目的深度訪談,溫志芬董事長親自出鏡講述中華土雞的育種故事——這些投入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把“溫氏土雞”從一個面向批發商的B端養殖概念,轉化為一個直接觸達消費者的C端消費品牌。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溫氏所搭建的,其實是高度精密的雙軌敘事體系。
第一條軌面向資本市場,講述的是周期對沖、現金流穩定、估值錨定的金融故事,關鍵詞是確定性和可預測性。
第二條軌面向消費市場,講述的是中華土雞、品種傳承、品質堅守的文化故事,關鍵詞是正宗和信任。
兩條敘事軌道在終端交匯于一個共同的認知錨點:“溫氏等于土雞等于確定性”。
投資者因為相信土雞業務的穩定性而給予溫氏估值溢價,消費者因為相信溫氏土雞的品質而愿意支付品牌溢價,兩個市場的正向反饋互相強化,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敘事閉環。
溫氏用四十三年時間,將一個由七戶農民集資八千元起步的簕竹雞場,打造成市值超過千億的農牧巨頭,其成功經驗中不可復制的一個維度,正在于它始終懂得如何讓自己的雞不僅出現在養殖場的雞舍里,更出現在市場參與者最關心的那個故事的核心位置。
所以,溫氏的雞,究竟什么來頭?
在養殖場,它是45天出欄的“生物資產”;
在財務報表,它是按成本計價的“存貨”;
在資本市場,它是承載反轉預期的“敘事符號”;
在莫氏雞煲的鍋里,它是“不想走紅”的老莫端給食客的一碗煙火。
同一只雞,在不同世界里有不同的“來頭”。
而溫氏真正的能力,是讓這四個世界的“雞”保持某種微妙的平衡——任何一個世界的失衡,都可能導致千億帝國的敘事崩塌。
這就是溫氏雞的全部“來頭”,它是一只被現代性多重書寫的雞,而我們要學會,在不同的語境中讀懂它的不同語言。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網絡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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