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Z 自傳《幣安人生》：五段精彩細節、大量珍貴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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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安人生》這本回憶錄中記錄了許多趙長鵬（CZ）創業與生活的故事以及照片，以下為部分精彩細節摘錄：

1. 極度沉迷的游戲與博弈

CZ 五歲就隨姐姐提前入學。由于家住江蘇仲湖村中學的教師宿舍，當時全校只有他們兩個孩子，被當地人稱為“中學的那對小孩” 。家鄉裝上手壓水泵時，CZ 對這種能引出活水的簡單機械感到驚嘆，這是他心中科技種子的萌芽。

10 歲搬到合肥后，父親帶他參觀中科大機房。他第一次玩了一個小白點賽跑的簡單電腦游戲，這讓他對龐大的計算機器印象深刻 。

CZ 在 9、10 年級時患有嚴重口吃，身為排球隊長卻無法與裁判辯論。后來在一位退休語言治療師的免費輔導下，通過“輕柔起音法”在四周內基本康復 。

由于家境并不富裕，CZ 少年時代唯一的玩具是一架價值 1.99 加元的 Safeway 超市玩具飛機。那是他唯一一次纏著父親破例購買的禮物 。

13 歲那年，他的父親花了 7000 加元（相當于父親 7 個月的總收入）買了一臺 x286 電腦 。CZ 認為如果沒有父親當時的這筆“巨額投資”，就不會有今天的他 。

CS 狂熱：CZ 提到他在東京時期曾極度沉迷于《反恐精英》（Counter-Strike）。他后來也提到，這種沉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后續創業項目的狀態。

在溫哥華讀中學時，CZ 很早就開始打工。14 歲進入麥當勞，時薪 4.5 加元；15 歲暑假在溫哥華 Hastings 街的 PNE 游樂園做洗碗工，時薪 9 加元；16 歲拿到駕照后，又去 King Edwards 路的雪佛龍加油站上夜班，從晚上 11 點做到早上 7 點，時薪 12 加元。同一年夏天，他還考取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排球協會裁判資格證，去吹高中聯賽，每小時 16 加元，每場按 4 小時結算。

排球對他影響很深。全校五個年級加起來只有兩百多人，他們這支隊經常只能勉強湊齊 6 個人上場，連替補都沒有。CZ 因為練得最勤，當了 4 年隊長。10 年級前那個暑假，UBC 校隊辦訓練營，報名費 90 加元，他交不起，只能坐在看臺上看，后來被 UBC 校隊隊長 Conrad 叫下場一起練。一次關鍵比賽里，他們 7 比 14 落后，他連續 8 個跳發球直接得分，把比分追到 15 比 14，但賽點時他因為擔心失誤改用站發，最后還是輸球。賽后 Conrad 明確告訴他，以后永遠不要中斷自己的慣性勢頭。市賽結束后，組織者把 MVP 頒給了他，這是他人生第一個獎杯。

撲克邏輯：CZ 在書中寫道：“人生就像打牌，摸到什么牌我們沒有選擇，重要的是打好這副牌。” 他將撲克視為理解風險與賠率的最佳方式，這種心態后來貫穿了他的整個商業決策 。撲克和排球教給了他一個共同原則?—?— “永遠不要中斷自己的慣性勢頭”。如果手風正順，就應該一直“跳發”或加注，而不是因為害怕概率上的失誤而轉為保守 。

大學時期，CZ 曾與高中女友短暫維持異地關系，但很快結束。后來他又與一位臺灣女孩 Amanda 交往。按他的回憶，那時自己不夠成熟，遇到矛盾時容易把話說絕，甚至把分手當作施壓手段，最后這段關系也因此結束。這件事對他影響很大，后來他把它總結成兩個很樸素的原則：做人不要太混蛋，談事不要輕易下最后通牒。這個習慣后來甚至延伸到了他的商業談判風格里。

到了東京時期，CZ 在一家中餐館認識了后來成為妻子的 Winnie。對方家里經營餐館，父親一個人做完整個菜單，一個人負責菜單上的 485 道菜，母親負責前臺，她本人則在店里幫忙。后來他在北京長期高強度工作、家人遷去東京，兩人也逐漸進入分居狀態，幾年后正式離婚。

2. 創業初期的“驚心動魄”

CZ 最早接觸比特幣，不是在技術會議，也不是在代碼社區，而是在 2013 年上海一場朋友牌局上。那桌人里既有投資人，也有創業者。曹大榮先提到比特幣，李啟元隨后進一步和他聊，并建議他配置 10% 資產進去。但他一開始其實并沒有立刻 all in。等到真正決定重倉時，比特幣價格已經從最初聽說時漲了不少。

2013 年 12 月 13 日，CZ 飛去拉斯維加斯參加比特幣峰會，整個會場只有兩百來人，但對他來說沖擊很大。那次他見到了 19 歲的 Vitalik，當時 V 神還在《Bitcoin Magazine》，但已經開始在外面講以太坊的構想；李啟威在現場很受歡迎，一堆人圍著。

2014 年初，他原本差點加入 Mt. Gox 中國，條件是拿 10% 股權，背后還有 Susquehanna 投資集團中國區總裁龔先生推動。結果 2014 年 2 月 7 日 Mt. Gox 爆雷，暫停提幣，他存在平臺上的 100 個比特幣也一起沒了，當時價值大約 5 萬美元。

他在離開富訊后，一邊處理股權歸零的爛攤子，一邊賣掉浦東那套住了多年、也漲了不少的房子，把收到的房款陸續換成比特幣。由于買入過程橫跨 800、600、400 美元等區間，他最后的平均成本大致落在 600 美元附近。

2017 年 7 月 14 日中午 12 點，平臺正式上線時，辦公室所有人都盯著屏幕倒數；但交易一開，BNB 頁面上瞬間是鋪天蓋地的賣單，幾乎沒有買單。幾小時前還有人追著他要額度，真上市后卻都在砸盤。聊天框里一堆人直接開罵。

Heina 丈夫砸電腦：幣安早期核心成員 Heina 的丈夫因無法忍受她日夜工作的狀態，在一次情緒爆發中砸碎了她的筆記本電腦。CZ 在書中提到，那臺電腦涉及幣安熱錢包。萬幸的是，他們后來拆開電腦取出硬盤，最終把相關資金找了回來。 CZ 也提到，當時辦公室一片狼藉，硬盤已經從機架上脫落。

何一的“火線加入”：改稿與命名：何一是所有顧問中唯一認真逐句修改白皮書的人，其他人大多只關心額度 。她將原本枯燥的名字改成了幣安。2017 年 8 月，BNB 跌破發行價（破發），項目面臨巨大壓力。CZ 回憶，當何一宣布加入幣安的消息一出，BNB 瞬間止跌并開啟了連續的暴漲。

3. “九三航班”：生死時速的關機

2017 年 9 月 3 日中國禁令前夜，上海辦公室還在照常高強度運轉。那天是周日，團隊一直在辦公室忙到晚上 11 點左右才離開。CZ 在回家路上聽到“第二天會有大整頓”的傳言，何一也從不同渠道得到類似消息。凌晨 12 點半，核心團隊立刻電話會議，決定由 CZ、何一、Heina 先離開中國，其他人暫時留守上海。

撤離過程本身很倉促。何一當時和母親剛搬到上海不到一個月，幾天前她母親還摔傷尾椎、無法行走；但她還是在深夜把母親叫醒，交代自己必須馬上飛東京。Heina 更難，她沒有日本簽證，只能先飛泰國；當時她兩歲的兒子還在熟睡，她凌晨兩點把丈夫叫醒，讓對方送自己去機場。CZ 自己則在凌晨兩點半左右又被提醒，最好把辦公室臺式機里的硬盤拆走，于是他凌晨三點又折返辦公室，把硬盤取出來。

取出 SIM 卡：2017 年 9 月 3 日，中國發布禁令前夕，CZ 飛往東京。何一建議他取出 SIM 卡并關機。

重返上海：然而，他很快又回到了上海。9 月 4 日在東京落地后，幣安接到上海政府部門電話，希望第二天當面溝通。當天晚上，CZ 又從東京飛回上海，并在 9 月 5 日上午與上海政府會面。書中提到，那是他人生中最長的二十四小時之一。

4. 法律糾紛與“復仇者聯盟”

拒絕紅杉的后果：由于估值分歧，幣安拒絕了紅杉資本的投資。之后，CZ 提到某天早晨，四大箱法律文件被直接送到了自己的辦公室桌上，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對跨境法律糾紛。后面他才知道，這場起訴其實主要是紅杉美國法務團隊在主導，節奏很成熟，訴狀還沒到他手里，媒體記者已經先知道消息了。

這場官司最后持續了兩年。到 2019 年，法院駁回紅杉全部訴求，幣安勝訴；后來幣安又反訴，最后只象征性收了一點賠償金，把事情了結。到 2022 年籌備 YZi Labs 第二期基金時，紅杉甚至又以 LP 身份參與進來；2023 年在阿布扎比，他和沈南鵬再次見面，算是正式和解。

周偉（James Hofbauer）：原 CFO 周偉離職后，拉了一個名為“幣安復仇者”的群組，群里聚集了不少曾因各種原因離開幣安的人，長期討論和吐槽幣安。

討厭名單：CZ 在書中毫不避諱地表達了對 SBF（稱其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和徐明星的反感 。

在 2022 年 FTX 倒閉前夕，CZ 在內部會議上曾表示：“我們如果救 FTX，就是救行業，也是幫我們自己。”但后續發現 SBF 的團隊管理極其混亂 。CZ 回憶說，當時 SBF 的團隊在 24 小時內甚至拿不出一張完整的資產負債表，核心成員紛紛離職，這讓他意識到 FTX 的問題遠比想象中嚴重 。

2018 年 9 月，經負責投資的張靈引薦，CZ 先和當時的美國前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 Gary Gensler 通了視頻；2019 年 3 月 29 日，兩人在東京大倉飯店“山里”餐廳邊吃壽司邊聊加密、幣安和美國市場。CZ 當時還試探性邀請 Gary 做幣安顧問，被對方婉拒；Gary 甚至半公開地暗示，如果民主黨重新執政，他的目標是 SEC 主席。那次見面氣氛很好，還專門合影。

2019 年 5 月，Gary 還給他轉發學生寫的《BNB 麻省理工項目可行性與估值分析》；7 月 15 日，又提前把自己準備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聽證會上的書面證詞發給 CZ；兩天后還邀請他接受一次訪談，用作 MIT 加密課程素材，7 月 24 日雙方完成了視頻錄制。真正轉折出現在 Gary 上位之后。CZ 書里直接寫“19 個月后，Gary 來了個 180 度大轉變”。2022 年 6 月 6 日，彭博報道稱 SEC 正在調查幣安，重點審查 BNB 的發行是否觸犯證券法。

5. 家庭遺憾與美國獄中驚魂

父親的離去：CZ 的父親是大學教授。2020 年確診白血病后，他父親并沒有詳細說自己到了什么階段，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在治療、需要頻繁輸血；當 CZ 提出是否需要經濟或其他幫助時，父親直接拒絕，說自己已經在接受最好的治療。到 2021 年春天，父親才進一步告訴他，病情已經惡化，醫生判斷可能只剩 12 到 18 個月。

那時CZ 的父親人在多倫多，CZ 在新加坡。CZ父親還沒見過他兩個最小的孩子，于是 CZ 立刻提出把他接到新加坡，一家人都明白，這基本會是一趟單程旅途。偏偏當時正值疫情封鎖期，新加坡對非公民關閉邊境，CZ 只能靠朋友幫忙申請人道主義特別許可，同時聯系新加坡頂尖的白血病專家，安排遠程會診、醫院和隔離方案。所有準備在 7 月都已就緒，但CZ父親說想在多倫多再多待兩周；結果只過了一周，CZ 就收到父親伴侶的消息，說父親已經離世。

2023 年 11 月，他是主動從阿聯酋飛去美國認罪的，不是被抓去的。到法院后，他先被拍了一張很像嫌疑人檔案照的照片，還填表；更荒誕的是，表格上根本沒有“違反《銀行保密法》”這一項，工作人員隨手就給他勾了“金融詐騙”，他試圖解釋對方也懶得聽。

進入監獄最開始幾周，他連牙刷都買不到。200 名囚犯共用 6 部電話、4 臺電腦，打電話和用電腦都要排很久的隊；輪到你后一次只有 15 分鐘，到點自動斷線。電腦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電腦，只是鎖死的終端，只能收發消息，每條消息 5 美分，要經過審查，延遲兩小時送達，不能加圖片、附件、鏈接，最要命的是不能復制粘貼。CZ 就是在這種條件下開始寫這本書的初稿：每次排到 15 分鐘，就趕緊把想到的內容敲出來發給助理保存。

服刑后段，他被轉到中途之家，條件明顯寬松：房門不上鎖，白天可申請外出做志愿者、上課、去健身房，家人朋友聯系也方便得多，還能點外賣、收家人送來的東西。工作人員更像服務人員，而不是監獄里的控制型獄警。CZ 在那里很快申請了志愿者和健身權限，還接觸了 Michael Santos 運營的“監獄教授”這類幫助囚犯重返社會的項目。

“簽證過期”為由的二次拘留：他 2023 年 11 月 21 日持加拿大護照入境美國，本來可以停留 6 個月，原以為認罪后幾天就能回阿聯酋，但檢方上訴、量刑延后，再加上 ICE 只用 3 個月就拒絕了延期申請，導致他在服刑期間被硬生生定義成“非法滯留”。也正因為這個理由，在刑期只剩 14 天時，他又被戴上鐐銬帶走。他被轉到 Santa Ana 警局拘留所后，ICE 總部 3 天后雖然撤銷了拘留令，但他仍被關在那里，環境也比之前更差，沒有操場，沒有健身器材，也不能用電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