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敲”換匯浮出水面，7000余萬元背后的洗錢暗道

“錢沒有直接過境，不代表風險沒有跨境；流水看不見終點，通道往往已經搭好。”

文丨反洗錢網 · AMLCN.COM

河南鄭州這起7000余萬元跨境“對敲”換匯案，把一類平時不容易被完整看見的地下資金通道擺到了臺前。

相關人員自2018年起通過微信聯絡、中介介紹等方式，在境內收取人民幣后轉入指定賬戶，再安排人員在菲律賓境內收取相應比索現金并存入客戶指定賬戶，完成“人民幣境內收、外幣境外付”的資金兌付。

2025年5月7日，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至一年六個月不等，并處罰金，其中4人適用緩刑。

這起案件還被評價為河南全省首起涉外“對敲型”特大資金跨境非法兌付案。

這起案件真正刺眼的地方，不只是金額，也不只是判決結果，而是它把一種“看不見過境”的跨境資金流動方式攤開了。

錢沒有以公眾熟悉的國際匯款形式直接越過國界，銀行流水里也未必能看到一條完整清晰的跨境劃撥路徑，但跨境資金需求已經被兌現。人民幣和外幣分散在境內外兩端流動，表面上像兩組彼此分離的本地交易，實質上卻完成了跨境兌付。

最高檢、國家外匯局2023年聯合發布懲治涉外匯違法犯罪典型案例時，已經把“跨境對敲型非法買賣外匯”列為典型類型，并明確指出，這類地下錢莊非法買賣外匯更多采取跨境“對敲”模式，境內劃轉人民幣、境外劃轉外匯，境內外資金獨立循環，有意逃避監管視線。

看不見“過境”的7000余萬元

“對敲”最具迷惑性的地方，在于本外幣通常不發生物理上的跨境流轉。

按照最高檢、國家外匯局的表述，這類模式表面上是境內外資金單向循環，實質上完成的是變相買賣外匯。

換成更直白的話，一筆原本應當進入正規金融體系審視的跨境資金需求，被拆成了兩個本地動作，一端在境內交割人民幣，另一端在境外交割外幣，中間再靠聊天指令、賬戶調度、人工交割或者后續軋差，把整筆需求重新拼接起來。

這意味著，金融體系看到的往往只是碎片。賬戶層面看到的是本地收款、本地轉賬、資金歸集和分拆，通訊層面看到的才是匯率、金額、時間和指令，人員層面看到的則是攬客、調度、交割、轉存。

每一塊單獨看，都未必像一筆典型的高風險跨境交易，拼在一起，才會顯露出完整的地下兌付鏈條。鄭州這起案件中，檢察機關面對的正是這樣的局面。復雜的資金流水、交織的中外賬戶、隱蔽的“對敲”術語，再加上3名菲律賓籍犯罪嫌疑人，使案件一開始就帶有很強的隱蔽性。

從公開案情看，這個網絡已經具備較強的組織化程度。案涉6人中有3人為菲律賓籍，相關人員之間分工相對明確，有人負責整體策劃和資金調度，有人負責境外比索現金的收取和轉存，也有人負責聯系客戶、協助實施非法兌付。

7000余萬元的規模，也說明這不是幾筆熟人之間的零散換匯，而是一條已經能持續承接需求、歸集資金、傳遞指令并完成交付的地下通道。

“對敲”不是簡單換匯，而是一條通道

討論“對敲”時，先要把邊界守住。

鄭州案公開定性是非法經營罪，這個邊界必須清楚。2019年“兩高”司法解釋明確，非法買賣外匯型非法經營案件中，非法經營數額500萬元以上屬于“情節嚴重”，2500萬元以上屬于“情節特別嚴重”。

鄭州案涉案金額達到7000余萬元，從刑事評價上看，首先是一宗高金額、組織化的非法買賣外匯案件。

但這并不妨礙它進入反洗錢視野。原因不在罪名，而在通道屬性。

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明確，立法目的在于預防和遏制洗錢以及相關犯罪；同時規定，利用金融機構、特定非金融機構實施或者通過非法渠道實施洗錢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落到實務中，只要一條網絡已經具備“收、轉、配、付、軋差”的能力，能夠幫助高風險資金實現轉移、分散、隱匿和跨境兌付，它就已經不是一個普通換匯點，而是一條反洗錢工作必須重點識別的高風險通道。

最高檢、國家外匯局聯合發布的典型案例，已經把這層邏輯說得很明白。

官方不僅把跨境對敲型非法買賣外匯列為典型類型，還特別強調，這類案件在辦理中要以查清境內資金流向為重點，緊盯關聯賬戶，全面審查銀行流水、通訊記錄等客觀證據，在關聯比對分析基礎上還原非法買賣外匯行為模式。

官方同時指出，當前外匯違法犯罪呈現出資金跨境轉移更加隱蔽、交易更加快速龐雜、社交媒體化招攬更加明顯等特點。

對反洗錢治理來說，這類案件早已不是簡單的外匯違法樣本，而是非法跨境金融活動的重要載體。

工具在變，底層邏輯沒變

鄭州7000余萬元案不是孤例。

近兩年公開披露的典型案例顯示，“對敲”正在和虛擬貨幣、跑分平臺、地下錢莊、跨境物流等場景交織。

最高檢、國家外匯局2023年發布的典型案例中，趙某等人非法經營案就展示了一種更復雜的變體。團伙一端在阿聯酋迪拜收進迪拉姆現金，另一端把相應人民幣轉入對方指定的國內賬戶，之后再用迪拉姆購入與美元錨定的USDT，并由國內團伙即時非法賣出，重新取得人民幣，形成“外幣—穩定幣—人民幣”的循環融通。經查，該團伙兌換金額達4385萬余元。

這個案例說明，“對敲”已經不只靠傳統地下錢莊和現金。穩定幣正在被越來越多地當成中間橋梁使用。

上海浦東新區法院2025年披露的一起案件中，相關人員通過操作國內空殼公司賬戶，為不特定客戶海外賬戶提供穩定幣，進而實現跨境轉賬并獲取收益，三年間參與非法買賣外匯金額高達65億元。

報道提到，這類“換匯公司”長期以“代收代付”的名義，通過跨境“對敲”的方式，為境內外有外幣與人民幣兌換需求的客戶提供非法匯兌服務。

禮品卡也開始被嵌入這套結構。

2024年上海警方偵破全國首例利用國際通用禮品卡為本外幣兌換媒介、非法從事資金匯兌的案件。相關團伙通過社交軟件招攬大量換匯客戶，利用本外幣跨境“對敲”的方式進行非法資金匯兌，并把國際通用禮品卡作為平衡境內外資金池的媒介，涉案非法匯兌資金20余億元。

這里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禮品卡本身，而是地下通道在不斷尋找新的“平賬工具”。

從現金到USDT，再到禮品卡，載體越來越新，表面越來越花哨，但底層邏輯并沒有變。

無論是傳統地下錢莊式對敲，還是穩定幣橋接、禮品卡平衡資金池，本質上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一筆跨境資金需求拆散到境內外兩端，再在監管視線之外拼回去。

工具在升級，通道邏輯卻高度穩定。

真正要識別的，不是最后一筆錢，而是那條已經搭好的路

“對敲”案件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它往往沒有一筆直白完整的跨境匯款可供追蹤。

鄭州案的辦案報道顯示，檢察機關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重點圍繞轉賬記錄、通訊記錄、微信聊天記錄、電子設備全盤鏡像等證據展開，并將每一筆轉賬與聊天內容逐一對應，繪制可視化資金流向圖，最終還原出“客戶資金轉入—轉賬至指定賬戶—境外收取比索”的完整軌跡。

對反洗錢識別來說，這種辦案方式本身就很有啟發性。很多時候，問題不是異常點不存在，而是異常點分散在賬戶、聊天、時間和角色之中，沒有被拼成一張完整的網絡圖。

最高檢、國家外匯局在典型案例中反復強調“以查清境內資金流向為重點”，本質上也是在提示一種識別思路，不要只盯單筆金額，不要只看有沒有直接跨境劃撥，更要盯賬戶控制關系、時間同步、金額匹配、角色分工和通訊指令。

只要這些碎片能夠拼出“需求端—歸集端—調度端—交割端”的統一結構，風險性質就已經發生變化。此時需要識別的，就不再是一筆交易，而是一條網絡。

從更大的治理背景看，這類通道型風險仍在高位。

最高檢工作報告披露，2025年檢察機關起訴利用虛擬貨幣、地下錢莊等實施洗錢犯罪3259人。這個數字說明，非法跨境資金通道并沒有消失，只是在不斷更新外殼。

地下錢莊、穩定幣、禮品卡、跑分平臺、貿易外衣，形式各不相同，底層都在尋找同一條路，繞開正規金融體系，切斷可追蹤性，壓低識別成本。

鄭州這起7000余萬元“對敲”換匯案留下的，不只是一個判決結果，更是一張足夠清晰的風險示意圖。人民幣在境內歸集，外幣在境外交付，資金不直接跨境，通道卻已經搭好。

對反洗錢治理來說，更重要的不是等最后一筆異常交易跑完整條鏈路，而是更早認出那條已經具備組織、調度和兌付能力的地下通道。

錢沒有直接飛越國界，不等于風險沒有跨境；銀行流水上沒有一筆完整的國際匯款，也不等于灰色資金通道沒有形成。

這里是反洗錢網，關注反洗錢表象之下的風險識別、資金鏈治理與制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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