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過2026年總規模達122.3兆日元的史上最大財年預算！

西方陣營正在集體擴軍！太平洋的兩岸，美國那頭，美國政府剛剛發了2027財年預算草案，其中特朗普擬增加44%國防開支，此舉將導致美國總國防開支達1.5萬億美元歷史新高，并且，其還準備申請3500億特別軍事用途資金，并在十年總計增加約16萬億美元赤字！而在這頭，日本參議院于 4 月 7 日正式通過 2026 財年總規模達 122.3 萬億日元的創紀錄預算案，其中 9.04 萬億日元的防衛費同比增長 3.8%，歷史性的提前實現了北約標準下防衛費占 GDP2% ，但離特朗普的北約成員防務占比達5%目標還有所距離。

除此之外，我們看到，以美日為代表的西方經濟體，開始集體進入軍費擴張周期，而在一切又發生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的背景下，那從市場的角度而言，就只有兩種可能：

（1）西方準備早打、大打、一起打！

（2）西方是否正試圖以軍工產業為核心引擎，拉動上下游產能復蘇與技術進步，以對價格不甚敏感的軍工產品，拉動上下游資源及民品產能、產業工人規模、供應鏈成熟度的提升。

我個人偏向于第二種，因為第一種尚不具備國際性沖突錨點，且從人口學上看，現在全球除穆斯林和印度裔人群外，各主要經濟體均不處于顯著擴張空間，而大戰的核心某種程度上是將過剩人口轉化為經濟紅利！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一點，接下去，我們就以美日新的年度預算為對比，來聊聊軍工和產業復蘇的那點事！

因此，如果我們從理論邏輯與短期效應來看，軍工擴張確實具備拉動經濟的表層合理性，且能回避由我們創造的產品價格和供應量的市場天花板，恢復其自身支柱產業競爭力。

這是因為軍工產業鏈條長、輻射范圍廣，上游覆蓋高端冶金、特種材料、精密加工，中游串聯半導體、人工智能、工業軟件，下游延伸至裝備制造、通信與運維服務，能直接形成對工業產能的剛性托底，短期內快速帶動訂單增長與就業吸納。

歷史上，冷戰時期美國軍工研發曾催生互聯網、GPS、集成電路等顛覆性通用技術，實現了軍工技術向民用領域的大規模外溢，成為戰后科技與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尤其是在共和黨傳奇“羅納德.里根”的周期里，其通過這種軍工輻射下的產業復蘇，不僅奠定了拖累蘇聯的基礎，還實現了“里根時代”的繁榮！

而當下美日的政策選擇，我覺得也暗含著對沖經濟困境的現實考量。

我們看到美國制造業回流雖然趨勢已經出現，但速度不及預期，高利率環境下民間投資意愿疲軟，且工業產能實現也需要時間！

而日本近年來則面臨老齡化社會引發的內需不足，以及國際環境導致的輸入性通縮壓力與產業鏈外遷困境，其核心通脹持續高于工資增速，居民購買力不斷萎縮。

這時軍工訂單的政府剛性屬性，恰好就能成為兩國對沖經濟下行的政策抓手，尤其是國防開支，不算市場補貼，不會扭曲市場價格和供需關系！透過數據，我們看到在美國 2026 財年國防預算中，技術研發經費從 1413 億美元增至 1790 億美元，其中 660 億美元集中于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等下一代戰爭核心技術，而日本防衛預算也重點投向無人作戰系統、遠程打擊裝備的研發與采購，其背后均有通過軍工投入搶占前沿技術制高點、帶動高端制造產能回流的意圖，尤其是美國的41 艘艦船（包括戰列艦）打造的”金色艦隊“計劃，將會極大的刺激造船業的復蘇。

但從經濟本質來看，這種 “軍工拉動增長” 的邏輯，存在一定的悖論，其可持續性會受制于財政與產業的雙重約束，這是因為軍工行業是一個純債務驅動型行業，而當下全球的債務又處于極高的GDP占比之咋！

因此，軍工擴張的前提是財政必須要有可持續性，但美日兩國當下均深陷債務泥潭。

日本政府債務占 GDP 比重超 220%，居全球主要經濟體首位！2026 財年國債本息支出突破 31 萬億日元，占總預算的四分之一，新發國債規模高達 29.58 萬億日元。

而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突破 38 萬億美元，債務利息支出占聯邦財政收入的比重超 20%，IMF 預計 2026 年美國財政赤字率將回升至 6.1%。

而在財政收支早已失衡的背景下，軍費擴張本質上是通過舉債透支未來，必然形成對民生、民用基建、基礎科研等領域的資源擠壓。

所以，某種程度上，美日的新年度預算，都是 “要大炮不要黃油” 的政策轉向，在民眾為通脹所困時，政府卻優先為昂貴的導彈買單。其中，美國 2027 財年預算提案更是計劃削減 10% 的非國防支出，公共衛生、教育、清潔能源等民生與長期發展領域均面臨大幅壓縮。

同時，軍工產品的最終需求方是政府，而非市場化的消費市場，其產能擴張不具備可持續的市場承接能力，一旦軍費投入退坡，極易形成產能過剩，因此，我們經常說軍工在沒打仗前都是沉沒成本。

而不同于冷戰時期軍民技術高度通用的階段，當下高端軍工技術越來越呈現專用化特征，高超音速武器、先進隱身戰機等核心技術向民用領域轉化的門檻極高、周期極長，技術外溢效應已大幅減弱。更重要的是，美日軍工訂單高度集中于少數巨頭企業，尤其是美國，已經失去了冷戰時期2萬家上下游配套企業的規模，美國洛克希德?馬丁、雷神，日本三菱重工等財閥成為軍費擴張的最大受益者，而廣大中小企業難以進入封閉的軍工供應鏈，基本無法實現對整體工業體系的普惠性拉動，反而會加劇產業結構向軍工領域的畸形傾斜，進一步擠壓民用制造業的資源與發展空間，但可能依然會強利好半導體、電子科技等通用領域。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日軍費為代表的西方陣營擴軍，是全球軍備競賽升級的縮影，而軍備擴張必然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推高全球沖突風險。

地緣動蕩又將直接沖擊全球能源、原材料供應鏈，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加劇全球通脹壓力，進一步壓縮各國貨幣政策空間，打斷經濟復蘇進程。同時，全球資源向軍工領域的過度集中，將擠占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全球減貧等全球性議題的投入，削弱全球經濟長期增長的共同基礎。

所以，軍工投入只能帶來短暫的需求托底，卻無法解決債務高企、產業空心化、貧富分化等深層結構性問題，除非形成冷戰時期的軍民一體化體系，不然就會陷入 “軍費擴張 - 財政惡化 - 地緣動蕩 - 經濟承壓” 的循環，而一旦壓力承受到頂，債務循環中斷，那么大的體系改寫周期就會通過“血與火”重塑，歷史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