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從誡：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

母親去世已經三十二年了。現在能為她出這么一本小小的文集——她唯一的一本，使我欣慰，也使我感傷。

今天，讀書界記得她的人已經不多了。老一輩談起，總說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藝、美麗的女詩人。但是，對于我來說，她卻是一個面容清秀、削瘦的病人，一個忘我的學者，一個用對成年人的平等友誼來代替對孩子的撫愛（有時卻是脾氣急躁）的母親。

　　林徽因與嬰兒時期的兒子梁從誡

三十年代那位女詩人當然是有過的。可惜我并不認識，不記得。那個時代的母親，我只可能在后來逐步有所了解。當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長大后曾經同我們談起過，但也不常講。

母親的后半生，雖然飽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業上，她總有新的追求，極少以傷感的情緒單純地緬懷過去。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個多世紀前的某些文壇舊事，我沒有資格評論。

但我有責任把母親當年親口講過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況，告訴關心這段文學史的人們。或許，它們會比那些傳聞和臆測更有意義。

早年我的外祖父林長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幾個姊妹也都能詩文，善書法。外祖父曾留學日本，英文也很好，在當時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卻是家庭包辦的一個不幸結合。

外祖母雖然容貌端正，卻是一位沒有受過教育的、不識字的舊式婦女，因為出自有錢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紅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歡心。

婚后八年，才生下第一個孩子——一個美麗、聰穎的女兒。這個女兒雖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愛，但外祖母的處境卻并未因此改善。

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外祖母從此更受冷遇，實際上過著與丈夫分居的孤單生活。母親從小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傷。

童年的境遇對母親后來的性格是有影響的。她愛父親，卻恨他對自己母親的無情；她愛自己的母親，卻又恨她不爭氣；她以長姊真摯的感情，愛著幾個異母的弟妹，然而，那個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際關系，卻在精神上深深地傷害過她。

可能是由于這一切，她后來的一生中很少表現出三從四德式的溫順，卻不斷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獨立和自由。

少女時期，母親曾經和幾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會女子學校讀過書，并跟著那里的外國教員學會了一口相當流利的英語。

一九二零年，當外祖父在北洋官場中受到排擠而被迫「出國考察」時，決定攜帶十六歲的母親同行。關于這次歐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們住在倫敦，同時曾到大陸一些國家游歷，母親還考入了一所倫敦女子學校暫讀。

在去英國之前，母親就已認識了當時剛剛進入「清華學堂」的父親。從英國回來，他們的來往更多了。在我的祖父梁啟超和外祖父看來，這門親事是頗為相當的。

但是兩個年輕人此時已經受到過相當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不是順從于父輩的意愿，而確是憑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親密友誼的。他們之間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珍愛和對造型藝術的趣味方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它方面也有許多差異。

父親喜歡動手，擅長繪畫和木工，又酷愛音樂和體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卻喜歡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母親富有文學家式的熱情，靈感一來，興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顧其它，有時不免受情緒的支配。

我的祖母一開始就對這位性格獨立不羈的新派的未來兒媳不大看得慣，而兩位熱戀中的年輕人,當時也不懂得照顧和體貼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雙方關系曾經搞得十分緊張，從而使母親又逐漸卷入了另一組家庭矛盾之中。

這種局面更進一步強化了她內心那種潛在的反抗意識，并在后來的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

父親在清華學堂時代就表現出相當出眾的美術才能，曾經想致力于雕塑藝術，后來決定出國學建筑。母親則是在英國時就受到一位女同學的影響，早已向往于這門當時在中國學校中還沒有的專業。在這方面，她和父親可以說早就志趣相投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正當父親準備赴美留學的前夕，一次車禍使他左腿骨折。這使他的出國推遲了一年，并使他的脊椎受到了影響終生的嚴重損傷。不久，母親也考取了半官費留學。

一九二四年，他們一同來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父親入建筑系，母親則因該系當時不收女生而改入美術學院，但選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課程，后來被該系聘為「輔導員」。

一九二五年底，外祖父在一場軍閥混戰中死于非命，這使正在留學的母親精神受到很大打擊。

　　林徽因的畢業照

一九二七年，父親獲賓州大學建筑系碩士學位，母親獲美術學院學士學位。此后，他們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國建筑師的事務所里工作過一段。不久，父親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美術史，母親則到耶魯大學戲劇學院隨貝克教授學舞臺美術。

據說，她是中國第一位在國外學習舞臺美術的學生，可惜她后來只把這作為業余愛好，沒有正式從事過舞臺美術活動。

母親，始終是一個戲劇愛好者。一九二四年，當印度著名詩翁泰戈爾應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國訪問時，母親就曾用英語串演過泰翁名作《齊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寫過獨幕和多幕話劇。

　林徽因與兒子梁從誡

關于父母的留學生活，我知道得很少。一九二八年三月，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了婚禮，當時我的大姑父在那里任中國總領事。

母親不愿意穿西式的白紗婚禮服，但又沒有中式「禮服」可穿，她便以構思舞臺服裝的想象力，自己設計了一套「東方式」帶頭飾的結婚服裝，據說曾使加拿大新聞攝影記者大感興趣。這可以說是她后來一生所執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創作。

婚后，他們到歐洲度蜜月，實際也是他們學習西方建筑史之后的一次見習旅行。歐洲是母親少女時的舊游之地，婚后的重訪使她感到親切。后來曾寫過一篇散文《貢納達之夜》，以紀念她在這個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一九二八年八月，祖父在國內為父親聯系好到沈陽東北大學創辦建筑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職，同時祖父的腎病也日漸嚴重。為此，父母中斷了歐洲之游，取道西伯利亞趕回了國內。

本來，祖父也為父親聯系了在清華大學的工作，但后來卻力主父親去沈陽，他在信上說：「（東北）那邊建筑事業將來有大發展的機會，比溫柔鄉的清華園強多了。但現在總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吃苦路上走。」

父親和母親一道在東北大學建筑系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可惜東北嚴寒的氣候損害了母親的健康。一九二九年一月，祖父在北平不幸病逝。同年八月，我姐姐在沈陽出生。此后不久，母親年輕時曾一度患過的肺病復發，不得不回到北京，在香山療養。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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