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可以短，權利少不得

　　在片場，平整的桌子不好找，8歲的短劇演員張樂云在千奇百怪的“桌子”上寫過作業——服裝組的行李箱、3張拼在一起的藍色塑料凳、爸爸的后背、裝盒飯的泡沫箱，有一次實在找不到平面，這個小姑娘趴在地上寫字。

　　擔任主演的時候，張樂云就用不上“桌子”了，她沒時間寫作業。短劇行業用“頂天立地”形容主角的時間表。最久的一次，她早上4:30出工，第二天早上8:43收工，全劇共29場戲，她幾乎都在。

　　在張樂云的印象中，守時的劇組一天拍14個小時能收工。這個小演員的視頻日志記錄了她拍戲的一天：5:30到達劇組化妝，早上9:00多，她已經拍完兩場戲。

　　“這會兒同學剛剛坐到教室里。”她對著鏡頭，用學校的時間刻度比量自己的日程。

　　張樂云母親不想讓女兒耽誤太多學業，她立下規矩，一個月最多接兩部短劇，“一半時間拍戲，一半時間上課”。在帶娃拍短劇的家長里，她算是重視孩子學業的。

　　近兩年，短劇行業“萌娃”題材勢頭正盛，一些六七歲的小演員片約不斷，有些會比同齡人晚一年上小學。面對公眾質疑，曾有讓孩子延遲入學的父母反駁，影視圈的機會稍縱即逝，成為童星的性價比更高。

　　北京郵電大學人文學院副研究員閆姝月2022年曾參與“未成年演藝人員權益保障”專項調研項目（以下簡稱“項目組”），根據調研情況，國內實際參與各類演藝活動的未成年人有近100萬人。僅江蘇省蘇州市某經紀公司，5年向全國輸出1000余名“童星”和超過1.5萬名“童模”。

　　項目組負責人、北京信用學會青少年誠信培養專委會主任雷小政提到，未成年演藝人員權益保障不再屬于樣本量有限的小眾數據，更不是囿于一地的局部性問題，目前，這一領域存在諸多立法空白地帶及法律模糊、規范沖突之處。未成年演藝人員權益保障工作的落實，涉及家庭、學校、社會等多個方面，必須匯聚各方合力，共同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在調研中，項目組發現許多兒童演員在人格權、財產權、個人信息和受教育權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風險或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閆姝月說：“一些參與短劇拍攝的兒童演員，一旦缺乏充分保護，實際上就容易陷入變相輟學、監護缺失的狀態。”

　　“似乎沒有退學，但長期不去學校”

　　“變相輟學”，指的是處在義務教育階段的適齡兒童少年，學籍保留，但上學的時間不足，甚至不去學校。

　　近幾年，短劇產業蓬勃發展，對未成年演員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兒童飾演的角色，從配角逐漸發展到主角。這些題材多結合穿越、重生、豪門等成人“爽文”套路，有的則通過“小孩演大人戲”制造反差感和戲劇沖突。

　　咨詢公司德塔文影視觀察數據顯示，以兒童為主角的“萌娃短劇”，市場占比長期靠前，2025年6月的關注人數占比4.31%，躋身市場前六名，現象級作品不斷涌現。為數字化內容提供大數據的公司DataEye曾發布2025年年度百強短劇，第一名是兒童主演的《小小球神不好惹》，此外，《選個紈绔當爹，養成皇帝就好了》《穿書之炮灰變身天道親閨女》等多部“萌娃”短劇播放量突破10億人次。

　　市場需要的各年齡段小演員穿梭于橫店、鄭州、西安等地各大短劇片場，爭取飾演角色的機會。

　　“一開始當成興趣班，讓他試試看。”短劇小演員小旭的母親回憶，2025年3月，3歲多的小旭偶然拍了一條廣告片，一天拍完，過程很輕松。幾個月后，小旭又被一部短劇選中，“拍了好幾天”。片約多的時候，三四歲的小旭曾有大半年時間不去幼兒園。

　　5年級的阿飛在拍攝短劇的片場上網課。他的母親認為，在劇組，孩子“反倒學得更多”“學習更有針對性”。她說，片場沒有電視機、平板電腦、玩具的誘惑，“啥也干不了，除了拍戲只能看書、寫作業、刷題。”記者此前曾走訪多個短劇拍攝片場，發現小演員候場時，多用父母手機、平板電腦等設備上網課，手邊往往也堆放著識字卡片、習題集等學習資料。

　　阿飛拍戲期間，母親會根據學校課程進度，給他安排網課。這些“陪拍”家長除了討論孩子的戲約和通告，聊得最多的話題就是網課、學習機，以及如何平衡“學業”和“星途”。

　　“語數英”課程是家長的首選，阿飛過去還學過編程，獲過獎，最終放棄。有時，他母親也覺得可惜，轉念一想又安慰自己，“AI發展成這樣，編程已經不香了”。

　　由教育部制定的《義務教育課程方案（2022年版）》明確規定，一至八年級每學年新授課時間35周，九年級新授課時間33周。具體來說，一至二年級每周26課時，三至六年級每周30課時，七至九年級每周34課時，九年新授課總課時數為9952。小學每課時按40分鐘計算，初中每課時按45分鐘計算。

　　這意味著，按照國家設計的義務教育課程方案，一名三年級的孩子，每周要有20個小時的學習時間，這20個小時還應包括除語文、數學、英語外的其他課程。

　　3月27日，教育部發布《關于開展基礎教育規范管理鞏固年行動的通知》強調，必須嚴格執行國家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嚴禁擠占道德與法治、體育與健康、藝術、勞動、綜合實踐活動等課時——不過，這些課程往往不在短劇小演員家長要“平衡”的范圍之內。

　　在實踐中，短劇拍攝周期通常在一星期左右，不會因為小演員要上課就把拍攝時間調整到周末或寒暑假，小演員需要向學校班主任臨時請假。兩年前，6歲的張樂云還是個“新人”，一條典型的工作時間線是，晚上8:00母親接到片約通知，收拾東西馬上出發，從家趕到片場大約4小時，深夜2:00才到酒店休息；第二天早上4:30，張樂云去劇組所在的酒店化妝，7:00到片場，候場到下午2:00開始拍攝。

　　閆姝月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未成年演藝人員并非僅指一般意義上的“童星”，還包括特約演員、角色演員以及占比極高的群眾演員等類型。

　　數量最為龐大的兒童群眾演員，正是“童漂”一詞所指的主要群體。不少年齡在4-12周歲之間、處于義務教育關鍵階段的孩子，隨家人長期駐扎在一些影視基地。他們中，短劇小演員比長劇小演員流動性更強，有時需要頻繁“趕場”。

3月21日，河南鄭州，短劇演員選拔活動中，一位小朋友在進行才藝展示。視覺中國供圖

　　閆姝月表示，這種長期處于等待拍攝的狀態，可能影響未成年人受教育的連續性，進而降低教育質量，形成一種“似乎沒有退學，但長期不去學校”的現象。在實踐中，一些演藝經紀機構、經紀人員或小演員父母雖在事后為小演員補課，但由于缺乏規范的教學環境和課堂互動，補課效果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河北省某中學一位班主任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該校針對學生請假有嚴格規定，學生連續請假超過3天要報備學校，連續請假兩周則要上報當地教育主管部門。

　　迫于學校的壓力，一些家長選擇把孩子轉學到常駐影視基地所在地的學校，公立校進不去，就選擇私立校，“也要看班主任，有些小學管得不是很嚴格”。

　　小旭媽媽觀察到，每年期末考試的時候，影視基地最缺“大孩子”，劇組和經紀人常常無法理解，“他們覺得，想拍戲，書就不要讀了，考試也不要考，過來拍”。

　　前述項目組專家表示，確實有一些兒童演員家長帶孩子在影視基地附近長期居住，聘請家教老師上門授課，僅在期中、期末時回校考試。還有一些兒童演員一年中有近半年時間跟隨劇組輾轉拍攝。由于長期脫離原有學習活動和校園環境，不少兒童演員逐漸產生厭學情緒，不愿返校上課。

　　針對學齡兒童少年一學期內從事演藝活動的期限等，一些地方進行了專門規定。例如，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關于規范童模活動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意見》規定，相關單位或個人使用童模進行拍攝等活動的，必須遵守未成年人保護法、勞動法和有關法律法規規章，不得使用或變相使用童工。連續使用童模超過一周或累計超過一個月，導致童模輟學或變相輟學的，被列為屬于使用或變相使用童工的情形之一。

　　美國好萊塢所在地加利福尼亞州，為預防學業中斷，學齡演藝人員申請從業許可證，需要由學校出具學業證明，載明其具有“令人滿意的學業和出勤記錄”。此外，持有許可證的兒童可據此缺席學校考勤，但每年缺席次數不得超過5次，每次最長不超過5天，在缺席期間，應按規定由經勞工部認證的工作室、教室進行指導。

　　比成績下滑更隱蔽也更危險的代價

　　很多家長陪孩子到了影視基地才意識到，離開學校，受影響的不只是學習成績。

　　比如，引導一個4歲孩童理解并演繹超出其認知的劇情，是家長的課題。母親和小旭解釋“皇子因母妃偏心而難過”，需要將古代宮斗劇情轉化為孩子能理解的場景：“媽媽在家里喜歡哥哥不喜歡你，你看到媽媽和哥哥很親密，會不會難過？”小旭隨即感到困惑：“為什么媽媽只愛哥哥？”

　　小旭媽媽還反復告知孩子，“這是假的，不是真的”，并請專業表演老師幫助孩子在戲劇與現實間建立界限。

　　演短劇還是在小旭身上留下了痕跡，他表達拒絕時會脫口而出背過的臺詞：“不，你能奈我何。”阿飛有一個3歲的妹妹，哥哥試戲時，妹妹就在旁邊聽，有的時候，她會突然說出哥哥說過的臺詞，比如“臭丫頭”。

　　不過，阿飛的母親認為，已經懂事的孩子，比如11歲的兒子，已經能較好地分清劇情與現實，表演出適當的情緒，她不害怕孩子出不了戲，“短劇節奏那么快，恐怕都沒入戲”。

　　但這個“看得很開”的母親仍舊堅持孩子必須回歸校園，“一個月最多拍一部短劇”。她曾聽劇組工作人員討論，出道早的孩子，“演得好，但聽不懂同齡人說什么，同齡人也聽不懂他的話”。這種同齡社交的“失語”，是她認為比學業下滑更隱蔽、也更危險的代價。

　　另一方面，她認為劇組工作人員的認知水平良莠不齊，存在大量沒有正規從業資質的臨時工作人員，面對未成年人，他們經常口無遮攔。

　　一些孩子長時間浸潤在成人主導、利益交織的劇組環境中，被迫加速“社會化”。小旭母親描述，一些孩子見到陌生人，會條件反射般地進行自我介紹，會在言語上討好化妝師和導演，換取更好的鏡頭或下次機會，還會說些俏皮話打動現場的人，察言觀色的能力遠超同齡人。

　　一位成年演員記得一個被投訴的小演員，三四歲的模樣，沒有父母陪伴。古裝造型需要維護，和他搭戲的成年女演員就讓服裝師整理。孩子也跟著喊“服裝，服裝，我的衣服散啦，快來幫幫我呀”。

　　在其他演職人員的鼓勵下，男孩此后學著大人的樣子，更加大聲地喊“服裝，服裝，你怎么做事的呀，快來給我穿好衣服”。

　　服裝師回應“你再喊我就揍你”，還給男孩的經紀人打電話投訴。很快，孩子被經紀人帶走了，“一直到收工他都非常安靜，一個人坐在凳子上，默默地吃飯、看手機”。

　　這位成年演員發出感嘆，如果孩子的父母在，情況可能會不同。前述項目組此前調研時就發現，許多兒童演員來自全國各地，并輾轉數地拍攝，一些父母將孩子全權委托經紀人照管。某地曾發生無資質“經紀人”性侵未成年演員案，檢察機關辦案時發現，嫌疑人長期負責這些兒童的日常起居。

　　項目組建議，為預防不法侵害和安全事故發生，應當在住宿登記與管理、試鏡場所上進行嚴格把控，并同時強化相應的強制報告義務。

　　在閆姝月看來，未成年演員往往由經紀公司或小演員自行運營社交賬號，當這些稍有名氣的孩子活躍在社交媒體上時，他們往往暴露在更廣闊也更危險的空間里。

　　此外，閆姝月還提到，未成年演藝人員所吸引的粉絲群體往往也以未成年人為主。部分未成年人在參與線下追星“應援”活動時，由于缺少家庭和學校的有效監護，容易在聚集時互相影響，引發不良行為。

　　通過對詐騙犯罪、猥褻兒童犯罪、強奸犯罪等相關個案的追蹤與分析，項目組認為，應當以保障未成年人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和參與權為基本著眼點，充分考慮促進未成年演藝人員正常社會化發展的現實需求，推動立法規定的特別保護、優先保護等措施在該群體中得到切實適用，進一步提升未成年人綜合保護效能，形成協同保護合力。

　　一些家長同意“冬天穿紗、夏天穿襖”

　　在片場，守住孩子權益底線的應是其監護人。但項目組在調研時卻發現一些父母的培養理念從“成就兒童”轉向“消費兒童”，忽視了家庭教育和未成年子女的權益保障。

　　小旭的母親并不否認，有一種家長，認為拍短劇的前途會比讀書好，因為“賺的錢現在就能看到”。她還說，有人會將“能熬夜、能吃苦”作為孩子的競爭優勢，因為這對劇組而言，意味著“配合度高”。

　　劇組評估孩子，也評估家長的“配合度”，有些短劇劇組要求家長全程陪同。

　　小雅9歲，平常接一些平面模特或者宣傳片拍攝工作，母親每次都會全程陪同，“如果孩子情緒不對或者導演有什么要求，我能及時引導”。

在某短劇平臺以“萌娃”為關鍵詞搜索出的畫面、臺詞網絡截圖

　　小雅母親認為，劇組挑選孩子時，“長相其實不是很重要”，核心是孩子的配合度、表現力，以及家長的配合程度。“好溝通、不耽誤事”的家長更受歡迎。相反，如果家長“事多”——比如心疼孩子冬天穿夏裝、夏天穿冬裝，就可能在業內被標注為“事多的”或者“媽寶的”，影響孩子獲得工作的機會。

　　小演員的權益底線被一步步退讓，一些家長從同意“冬天穿紗、夏天穿襖”開始，到接受孩子淋雨、落水、赴火場、吊威亞……小演員的片場安全常常被“敬業”這個常屬于成年人的職業道德標簽模糊掉。

　　項目組在全國各影視基地實地調研時發現，有的小演員家長未經核實，隨意托付他人照看孩子的行為時有發生。在監護人委托照護、被委托人或經紀人不在場時，一些劇組對兒童演員的表演安全重視不足，在拍攝強度較大的情況下，也難以兼顧對兒童演員安全的關注。

　　小旭母親見過最極端的情況是，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連續拍攝了48小時沒休息。還有孩子因極度困倦，站著打瞌睡時一頭栽倒，昏厥送醫。有家長告訴記者，“進入這個行業就要做好吃苦的準備，哪個劇組不熬夜”。也有人說，孩子吃的苦其實沒想象中那么夸張，“哪個劇組都怕出事”。

　　在某種程度上，小旭母親理解這些監護人。她觀察到，影視基地的“小演員”生態圈里，約七成家庭是像她一樣的“體驗派”，父母有本職工作，將孩子拍戲視為課外活動；還有約三成是“長期漂”，舉家駐扎，孩子演藝收入是家庭主要收入來源。

　　今年1月8日，廣電總局網絡視聽司發布兒童類微短劇管理提示，要求遏制兒童微短劇的“成人化”傾向、糾偏“工具化”傾向、抵制“娛樂化”傾向，防止因創作不當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展。管理提示發布后，多部兒童短劇拍攝計劃暫停或延期。3月10日，“紅果短劇”發布違規內容治理公告。平臺對兒童類微短劇的審核要求持續收緊。

　　小旭母親告訴記者，眼下，一些投資人為規避風險，不愿意再投以少年兒童為主角的題材，大量項目“腰斬”。這保護了未成年人免受不良內容影響，但也讓一部分以此謀生的家庭“失業”。另一方面，最核心的未成年人工時、休息保障等勞動權益問題，仍處于灰色地帶。比如，除了極少數的“爆款小孩”，哪怕是4歲的小演員，也沒有能力將工作時長和超時條款寫進合同。

　　時間緊迫時，劇組會對狀態不佳、想睡覺的孩子表現出急躁情緒。一條清晰的壓力傳導鏈條是：劇組不會向孩子發火，而是向經紀人施壓，經紀人再向家長施壓。站在鏈條最末端、毫無話語權的，正是疲憊不堪的小演員。

　　絕大多數普通小演員的休息時間是爸媽從現場爭來的。爭取的過程是一場博弈，劇組會說“再堅持一下”，家長必須強硬地表示“沒法堅持了”，才能為孩子換來片刻喘息。

　　高強度、不規律的工作，最先侵蝕的是健康。小旭母親觀察到，一些一直待在劇組的孩子，身高比同齡人要矮。與此同時，矮小的身材又意味著某種“優勢”——一個7歲的孩子如果擁有5歲的身高，就能以7歲的理解力去演5歲的角色，有望成為劇組的最優選擇。

　　對兒童“工作時間”的保護，78年前就已經在國際上形成共識。1948年，《國際勞工組織工業部門未成年人夜間工作公約（第90號）》明確規定，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一般不應在公司、工業企業或其附屬機構里被雇用或用于夜間活動。

　　世界各國對兒童從事演藝活動進行了工作時長的詳細規定。日本的勞動標準法規定，電影、戲劇等，可讓12歲以下兒童在學習時間外就業，但一天不得超過7小時；晚上8點至次日早上5點，不得讓其勞動。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勞動法規定，未成年演藝人員每天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每周不得超過48小時，只能在上午5點到晚上10點之間工作。非上課前一日可工作至深夜12:30，但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晚于深夜12:30。2-6周歲的兒童每天在工作場所最長不得超過6小時，工作時間不得超過3小時，其余時間用于娛樂和休息。對工作時間豁免的申請僅限于8歲以上未成年人。

　　小旭現在已經不接拍短劇了，他說“拍戲開心，但是也很辛苦”。他懂得了謀生不易，有了儲蓄意識，也隱約感到自己與同齡人不同。對于未來，小旭母親計劃孩子上小學后以學業為重，只酌情接觸少量廣告或長劇。她認為，“長劇是另外一個世界，更規范”。

　　據公開信息，浙江省從2021年就開始探索如何保障未成年演藝人員及其家庭的合法權益。彼時，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剛剛施行，其中新增了關于未成年人參與演藝活動的原則性規定。

　　據悉，前述項目組深入全國幾個有代表性的影視基地，與演員、經紀人、劇組人員、管理機構廣泛交談，摸清產業鏈每一個環節的具體情況。2022年7月26日，依據項目組調研報告，中國最大的影視基地橫店所在地的相關部門聯合會簽了國內首個針對未成年演藝人員的綜合性地方保護機制——《關于依法保障未成年演藝人員權益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

　　文件出臺了，如何讓它的條文走進片場？對此，當地曾組織經紀人、劇組開會培訓，還印刷宣傳冊，供家長、演員和從業者取閱。

　　公開信息顯示，“實施意見”第十九條明確規定，未成年演藝人員從事或參與演藝活動時，單次不得持續超過4個小時，每日從事或參與演藝活動總時長不得超過8小時。除非攝制組等提供合理的事由和必要的配套措施，且經過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未成年演藝人員本人同意，不得要求未成年演藝人員在夜晚10點之后從事或參與演藝活動。

2024年8月25日，浙江金華，東陽市橫店影視城華夏文化園景區內，一部古裝微短劇正在拍攝。視覺中國供圖

　　2023年10月1日，橫店影視城官方注冊小演員證上線，詳細列舉未成年演藝人員參演須知，還需要在申請時，填寫年級段、入學時間、請假起止時間及請假期間學習方式。

　　挑戰也無處不在。上述“實施意見”不像法律或行政法規具備強制性。一名參與調研的未成年人保護工作者告訴記者，“實施意見”的主要作用，是把這些分散的職責，聚焦到“未成年演藝人員”這個具體場景，讓部門更加明確各自的職能。

　　孩子的人生沒有“重來一次”

　　規則清晰、共識明確，小演員的權益為何仍然在受到侵害？

　　小雅母親告訴記者，這個行業有殘酷的“信用體系”。最讓從業者畏懼的懲罰之一，是“全網通報”。

　　劇組最怕因演員變動耽誤全組進度。如果一個孩子或家長出現過臨時爽約的情況，經紀人可能會在各個通告群里進行“通報”，“以后就再也不用了”。這意味著孩子可能被整個地域性的行業網絡拉入黑名單。

　　這種信用制度，導致了另一個現象，孩子生病也不敢輕易請假，更不敢得罪經紀人或選角副導演。

　　低成本制作的廣告或短劇，通常沒有“備用演員”的預算，甚至主演都可能前一天定，第二天進組，候場休息的時間背臺詞，實在背不會的，就在拍攝時，“家長念一句，孩子跟著讀一句”。

　　有些時候，小演員開拍前一天才拿到屬于自己的劇本，這時如果發現內容并不適宜，選擇退出也算“放鴿子”。

　　進組前，家長往往只知道是拍廣告、宣傳片或短劇，但對拍攝的具體內容、場景、要求可能并不完全清楚。如淋水、夜戲等特殊要求，劇組也無法做到全部說明。

　　大多數時候，工作群里的通告簡單到“9-10歲男孩，報童，需要試戲”，附上地點。信息再多一些的，會寫上要求“4歲男孩，現在馬上能出工的，不愛哭的，能閉上眼睛配合劇組的”。

　　幾位兒童演員的母親都對記者提到一個共性問題，孩子遇到過短劇臺詞過于成人化、拗口的問題，但家長和小演員本人都沒有和劇組商談的余地，“腰部的小演員沒什么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空間”。

　　事實上，國家廣電總局出臺的《未成年人節目管理規定》詳細列舉了未成年人節目不得包含的內容。有專家提到，在實踐中，在廣播電視播出機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機構中，由未成年人保護專員進行播前審查已較為常見，但在影視劇等劇本創作、拍攝等前期環節中，很少進行專門的倫理審查。根據調研發現，有的兒童影視作品過分凸顯成人視角，甚至引入虛假作秀、激化矛盾、享樂拜金等情節。

　　演藝活動中針對內容進行倫理審查是各國通行做法，比如在一些國家，童星簽訂勞動合同前，應向有關部門提交申請表，載明其從事演藝活動的性質和范圍，如是否包含恐怖、暴力、污穢等內容，經審核后才決定是否予以批準。

　　小旭母親告訴記者，劇組其實并不缺愿意補位的小演員，很多時候，是100多個孩子，爭搶一個角色的出演機會，哪怕這個角色可能只有幾句臺詞。所以，即使具有代表性的影視基地“橫店影視城演員工會”公眾號2018年就發文表明兒童演員的工時單價比成人更高，實際上小演員反而最容易被壓價。

　　小旭母親還提到，很多劇組和兒童演員經紀人會以“攢簡歷”的說法，誘導孩子免費出演。

　　某市曾有過這樣一起案件，被告人虛構了“副導演”的身份，向那些盼著孩子嶄露頭角的家長承諾，支付一筆不菲的費用，就能獲得與知名演員同臺演出的機會。數位家長輕信了這套說辭，被告人最終詐騙得手數十萬元。

　　作為親歷者，阿飛母親對當前國家治理“萌娃短劇”的政策，有著復雜的看法。一方面，她理解并支持保護未成年人；另一方面，她認為短劇為許多普通家庭的孩子，提供了低門檻體驗表演、發展演藝事業的機會，擔心“一刀切”式的監管。

　　“有時候覺得，好像只有我們不愿意（小演員超時工作、失學），孩子的監護人反而愿意。”閆姝月指出，劇組要控制成本，時間就是錢；有家長覺得有機會賺錢或出名；孩子自己覺得不用上學挺好玩……“一些強制性手段的實施效果仍有待在實踐中進一步檢驗和完善”。

　　當前，項目組仍持續關注網絡空間和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新問題與新挑戰。閆姝月注意到利用AI技術生成的短劇，可以憑空“造娃”，她建議，在短劇創作中，如劇情需要呈現暴力、血腥等不適宜未成年人出演的鏡頭，可探索通過AI等技術手段進行替代，以減少未成年人直接參與相關場景的拍攝。與此同時，雷小政任職的北京信用學會，作為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基地，與多地未成年人檢察業務部門積極合作，促進演藝活動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推動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與青少年保護工作的實質平衡。

　　隨著短劇產業在全國多個城市開花，一個自然的追問是，橫店的經驗，能不能復制到全國？

　　一位從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多年的調研組工作人員對記者說，比措施更根本的問題還是“未成年人保護意識最缺”。“不管是劇組還是相關部門，如果只把它當成一項多出來的、麻煩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她表示，“寫劇本的、選角的、劇組管理的，每個環節都要繃緊保護未成年人的弦，而不是唯經濟論、唯流量論。”

　　她始終認為，未成年人保護這項工作，不能出了問題再反思，預防比懲罰更重要，孩子的人生沒有“重來一次”。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阿飛、小旭、小雅、張樂云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