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緣經濟視角，看國際油價起伏的成因與啟示

中東戰火蔓延，由于市場對霍爾木茲海峽能源運輸中斷的擔憂，國際油價隨之劇烈震蕩、大起大落。這是一場由地緣政治引發的“過山車”行情。

歷史上多次地緣矛盾的形成和沖突都與能源“三權”緊密交織，是各國為爭奪資源權、通道權和市場權，確保能源供應安全和價格可控而形成的結果。

供應國軍事沖突、政變、政策變化與域外國制裁等地緣擾動因素，會在短期內對能源供給和價格產生顯著影響。

中金研究院的新書《地緣經濟》深入剖析了當前地緣經濟競爭的內涵、形式、載體和影響，對上述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

《地緣經濟》

中金研究院 中金公司研究部 著

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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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編自《地緣經濟》

服務于“美國優先”的能源政策

“美國優先”是特朗普執政的核心綱領之一，能源政策則是落實這一綱領的必要支柱。其核心目標是推動制造業回流，并在全球范圍內維護美國利益。為此，特朗普政府提出了“能源主導”理念，旨在依托頁巖革命帶來的資源優勢，將影響能源供給和價格的能力作為外交武器，擴大美國的國際影響力。

從地緣經濟的“三權”（資源權、通道權、市場權）分析框架來看，美國過去在石油市場上主要把控交易制度和海上通道，但欠缺資源權。頁巖革命后，美國實現了集“三權”于一身，油氣資源因此成為其未來全球外交和經濟競爭中的重要“武器”。

為實現上述目標，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單邊主義措施：包括退出全球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并加強對伊朗、委內瑞拉等國的石油出口制裁。

能源生產與出口類措施：核心是加速油氣資源勘探開發，加快油氣出口審批，同時減少對化石能源的監管。例如，“大而美”法案修改了拜登政府的《通脹削減法案》，提前終止了對電動汽車和清潔能源的補貼支持政策。

近期美伊沖突升級，正是特朗普政府運用能源“武器”并影響全球市場的典型案例。沖突導致作為全球能源運輸“咽喉”的霍爾木茲海峽通行嚴重受限，國際油價一度飆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這不僅直接沖擊了全球能源供應——伊拉克、卡塔爾等主要產油國被迫宣布減產，也加劇了全球市場的動蕩。而這一切，恰恰符合美國通過地緣政治手段影響能源供給和價格的戰略邏輯。

對中國能源產業的影響利弊參半

對中國而言，這種局勢對我國能源產業帶來了一些重要影響。

美國的能源政策對中國化石能源行業的益處有兩點。

一是油價可能降低，中國油氣的進口成本將減少，畢竟中國仍然依賴海外油氣。

二是美國擴大油氣出口，會與中東等傳統油氣生產國形成更明顯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會有助于后者與中國形成更好的關系。但不利之處在于，油價降低會擠壓中國海外化石能源項目的經濟效益。據2022年底的統計，中國當時在海外有200多個油氣勘探開發項目，包括9個千萬噸級產量的油氣田和10多個200萬噸以上產量的油氣田。

對于中國綠色產業而言，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同樣有利有弊。美國在全球氣候變化領域“退群”后，為中國擴大氣候政策的國際影響力提供了契機，有助于中國綠色產業進入歐盟等其他市場。但是，油氣價格降低會擴大清潔能源的“綠色溢價”，不利于清潔能源的推廣。

給中國帶來的歷史機遇

（一）廉價且豐富的能源是大國崛起的必要條件

能源是一國產業競爭力的基礎要素，一國的工業結構通常要與其能源結構相匹配，由能源成本的高低來決定是否發展能源密集型產業。如果能源過于昂貴，高耗能產業的成本競爭力顯然有所不足。例如，由于種種因素疊加，2021年歐洲天然氣價格急劇上漲，導致與氣價掛鉤的電力價格大幅上升，當年的寒冬和2022年的俄烏沖突進一步加劇了上述情況，歐盟成員國不得不削減天然氣用量。高電價和用氣限額導致德國電解鋁、鋼鐵、化工、化肥等能源密集型工業減停產（見下圖）。又如，中國大力發展電動汽車的重要考量之一在于“富煤少油”，煤電豐富而石油缺乏。

在近現代歷史長河中，人類經歷過幾輪能源革命，每一輪革命都會造就與主要能源相匹配的工業。一個國家若能抓住機遇，使本國獲得廉價且豐富的能源供給，就有可能發展出先進工業，崛起成為全球強國。如果固守上一代能源，不能提供滿足先進工業需求的能源，則有可能落后。

不少學者研究表明，16—17世紀荷蘭因泥炭資源豐富、開采便利且擁有發達的水運體系，得以實現低成本能源供應，廣泛用于釀酒、制磚等產業，成為當時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18世紀后，煤炭在歐洲崛起，但荷蘭因已圍繞泥炭形成制度和技術體系，改造成本高，且泥炭價格短期仍具優勢，未能及時轉型。隨著泥炭資源減少、成本上升，荷蘭被迫進口高價煤炭，競爭力下降。

英國則抓住煤炭機遇，憑借豐富儲量、低運輸成本和港口優勢，推動城鎮化與工業集聚。煤炭能量密度高，支撐鋼鐵工業與海軍擴張，推動蒸汽動力和煤氣照明普及，助力工業革命，并通過全球加煤站網絡強化海上霸權。到20世紀初，英國已形成以煤炭為基礎的龐大工業體系和利益集團，未能及時轉向石油經濟。

美國在石油時代占據領先地位，憑借中西部和加州豐富石油資源、管道運輸便利及更高能量密度，支撐公路體系、汽車產業及海陸空三軍發展，為二戰勝利奠定基礎。頁巖革命進一步強化了美國的能源獨立與戰略能力。

進入21世紀，人類已拉開清潔能源大規模推廣的序幕，新一輪能源革命正加速到來。如果清潔能源能夠成功，而美國仍然將自己鎖定在油氣相關基礎設施和產業上，那么它有重蹈當年荷蘭和英國因路徑依賴而喪失能源領先地位覆轍的隱患。在太平洋的對岸，時代可能給中國帶來歷史性的機遇。

（二）清潔能源電力重塑“三權”，中國或有競爭優勢

當代前沿科技產業都由電力驅動，如AI、智能汽車和機器人等。中金公司在《AI經濟學》中做過測算，AI產業用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的比例可能會在2030年前上漲10倍，而且對綠色電力的需求量更高。按照歷史上能源與產業革命的關系，如今擁有廉價且豐富的電力供應量的國家可能會具備發展這些前沿產業的能源成本優勢。理論上，可再生清潔能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滿足電力供應的需求。勒莫因提出“能源階梯”的概念，認為人類經濟發展是從一種資源過渡到另一種能源投入產出回報率（EROI）更高的資源，風能和太陽能轉化為電力來驅動機器，機器制造風機和光伏板，可以源源不斷地生產新的電力，實現較高的EROI水平，使人類能源邁上更高一級的階梯。問題在于，中國未來能否低價、穩定、充分地輸出清潔能源電力，且比美國的火電綜合成本更低。

在清潔能源時代，能源的“三權”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的制造實力。

在資源權方面，與化石能源資源稟賦高度集中不同，清潔能源的資源稟賦廣泛分布在不同的地理條件上，只是資源必須通過特定設備才能轉化為電力。

在市場權方面，以交通為代表的終端用能電動化與各式儲能技術減少了消費國對資源國的依賴，增強了在市場上的能動性。終端電氣設備和儲能設備的制造國在這方面也有優勢。

在通道權方面，未來的能源通道不僅是管道和輪船，還包括跨境輸電網絡。當前全球多國電網需要大規模改造和新建，電纜和變壓器產能不足。由此可見，不論是綠色電力生產、運輸還是消費，設備的角色都不可或缺，具備設備制造實力的國家有望在清潔能源電力時代掌握更大的話語權。

中國具有全球領先的清潔能源資源和制造實力，決定了電力資源豐富、發電成本低。從地理空間結構來看，中國作為幅員遼闊的大國，擁有多樣化的地形地貌，包括高原、丘陵、平原、沙漠等多種資源稟賦區，可支持風能、太陽能、水能等多種可再生能源的布局發展。而且，中國城市人口規模大、建筑密度高，具備更廣闊的分布式光伏資源利用空間，從而能夠進一步提升新能源系統的空間效率。

從制造實力看，中國的規模化生產帶來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度電成本比煤電低（見下圖）。

盡管由于儲能、調峰和電網基礎設施等配套成本的存在，清潔能源的系統成本仍然較高，但這些配套技術同樣具有制造業的規模經濟屬性。我們預計，將來可再生能源的綜合成本或低于煤電。例如，2024年全球電網側鋰電儲能系統的交鑰匙成本同比下降了40%，從275美元(/kWh)降至165美元(/kWh);而儲能系統成本中電芯成本占比約60%。隨著電池技術進步和產業化程度提高，儲能單元成本不斷下降，從而可逐步緩解系統成本負擔。彭博新能源財經在2025年初的估計數據顯示，若都按配置50%儲能估算，中國的陸上風電和光伏系統度電成本已低于美國的聯合循環發電技術（CCGT），更低于美國的可再生能源成本（見下表），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數據同樣顯示中美可再生能源度電成本差異（見下圖）。所以，我們認為綠色電力將是中國在前沿科技產業競爭的有利條件。

此外，中國的綠色轉型有望使中國大幅減少對石油的依賴，降低弱石油市場權的不利影響。2021年至今，國內原油表觀消費量一改過去多年不斷上漲的局面，轉為高位波動，2021—2024年的原油表觀消費量與GDP的相關系數為0.45，相關性較弱。這表明，國內宏觀經濟增長乏力不能完全解釋原油消費量下降，事實上交通領域的清潔轉型不可忽視。我們根據中國電動汽車保有量折算因此減少的汽油和原油消費量，再把這部分減少的消費量加回到真實的表觀消費量，得出一個虛擬的表觀消費量。該虛擬的表觀消費量與GDP的相關系數上升至0.70，相關性明顯增強。這表明，如果沒有交通電動化，原油消費量與經濟增長依然密切相關。一些學術文獻和研究報告都提出了同樣的觀點。中石化《中國能源展望2060》預測，交通用油已經達峰，“十五五”期間中國石油消費量將維持在不超過8億噸的平臺期上。

（三）中國以技術創新引領全球清潔能源產業合作

展望未來，中國首先要從供給側持續推動技術進步。清潔能源的技術還在持續迭代中，例如風機走向大型化、光伏組件從P型向N型技術轉換、固態電池和鋰硫電池等多樣化電池技術路線仍在探索，必須依靠持續的創新升級來支撐。因此，中國應強化研發投入，特別是投入突破式創新基石的基礎研究。2023年我國的基礎研究投入不到整體研發支出的7%，占比遠低于海外發達國家。未來應更多投向物理、化學、材料等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開發，鼓勵產學研協同攻關，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體系。

在推進自身技術創新的同時，還應構建積極、包容的全球合作供應模式。若現有清潔能源產業的供給集中于中國等少數國家，可能會面臨地緣經濟風險，甚至帶來國際貿易摩擦。為加強本土供應鏈保護，美國與歐盟等主要市場相繼對來自中國或中國轉出口產品的光伏組件、逆變器和電池實施“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與安全審查，巴西、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也對進口電動汽車加征關稅。建議參考日本20世紀80年代構建東亞供應鏈共同體的經驗，從“產品輸出”轉向“利益綁定”，構建“中國技術+本地制造+聯合融資”的新型合作網絡，如寧德時代與印度尼西亞合作開發鎳資源，建設“采礦—冶煉—電池”一體化基地。日本當年還向海外提供貸款，旨在幫助日本企業對外投資和出口。中國可借助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投行等區域多邊金融機構，為發展中國家綠色制造業提供融資支持，帶動利益共享。

最后，如今清潔技術的全球市場空間受到擠壓，中國還需以國際合作激發對綠色產品的穩定需求，夯實綠色轉型的市場基礎，為全球清潔產業創造更大發展空間，例如，可尋求與歐盟在公共采購、補貼、技術標準等需求側展開合作，共建全球綠色經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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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4.7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