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很好，錢幾乎沒有”的契訶夫

一本優秀的傳記，離不開一個偉大、雋永的傳主，契訶夫無疑是夠格的存在。

這位長期穩定受到中國幾代讀者喜愛的俄國作家，隨著文創市場的火爆，“出圈”的金句愈來愈多，“天氣很好，錢幾乎沒有”“我認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源自不同生活場景、不同時空的讀者們與這位不長命的經典作家在今日重逢，迥異的心境、難以匹配的思想維度，不妨礙我們舉起手中的酒杯為這位稀世天才敬上一杯格瓦斯。伊萊娜·內米洛夫斯基大約不會想到，這本小小的冊子可以完成肉身難以達成的永恒，這位命運多舛的猶太裔作家用“自己”闡釋了契訶夫，在自我對照的同時完成一種艱辛的和解，路的盡頭通往毒氣室，奧斯維辛的陰云早已消散，但是新的晦暗、猶疑、不安在此刻累積，當我們再一次通過伊萊娜的目光望向在塔甘羅格、莫斯科、西伯利亞、薩哈林、雅爾塔——圓片眼鏡背后眼角耷拉的契訶夫，這位溫和、幽默的作家也在注視著今天的我們。

幾年前，當第一次接觸到《薩哈林旅行記》的時候，內心是極度震撼的。刻下，戶外探險、徒步或者野釣，都算不上什么新奇玩意，參與其中有更多更便捷的方式來記錄旅途中的所思所想。然而，契訶夫動身前往帝國邊境的薩哈林（庫頁島）時，他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賭博。1889年6月，才華橫溢的兄長尼古拉去世，而幾年前作家本人也已經確診患上了家族疾病——肺結核。作為一個醫生，一個始終試圖在小說中貫徹科學理性、筆法冷峻、克制的藝術家，他不可能不知道死亡的逼近，尤其是這將近1000俄里的旅程，他將穿越帝國神秘、寒冷、充滿危險的西伯利亞腹地，前往一個流放十惡不赦之人的荒蕪地帶。在給一位友人釋疑的回信中，契訶夫這樣寫道：“唉，朋友，多么苦悶啊！如果說我是個文學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間，哪怕是一點點社會政治生活也是好的。可是現在這種生活，關在四堵墻里，接觸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見不到祖國，身體不健康，食欲不振——簡直不是生活！”（《薩哈林旅行記》）放逐好像屬于俄羅斯藝術家的“天分”，但不同于被懲罰，契訶夫在親人離世、藝術陷入瓶頸的情況下，選擇了自我放逐。“我想用半年時間，過一種從未有過的生活。”（《契訶夫的一生》）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根據研究者張芬所著的《四十個苦行僧和一萬只云雀》一書，有一定文學功底的讀者不難發現，托爾斯泰對契訶夫文學觀念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在兩人的幾次會面中，契訶夫在托翁面前恭敬、謙卑，以至于托爾斯泰形容這位因結核病緩慢枯萎的作家“走起路來如女子一般”。托爾斯泰是毫無疑問的太陽，盡管彼時他已日薄西山，在文學上的創作觀點偏向于用道德去療救世界。如果細看內米洛夫斯基對于契訶夫童年經歷的描寫，不難想見契訶夫日后在藝術觀上與托翁的分道揚鑣。契訶夫不愿意相信俄國農民的質樸，也不愿意把高尚的道德和無知統一起來，當托爾斯泰開始自省如果自己階級的藝術不被大眾認可，那就是壞的藝術時，契訶夫更愿意相信自己對俄國底層民眾的觀察，而不是一廂情愿地想象。

你可以設想一個孩子——安東，出生在一個父權神權融合、兄弟姐妹眾多的家庭。祖父輩的奮斗和積累，用錢贖買了一家人的“奴籍”，開始經營小本生意，悄然躍遷到整個社會的“中間層”。父親獨斷、暴力，卻愛好藝術，狂熱地信奉東正教，母親任勞任怨，在她的詞典里只有家庭沒有“自己”。羽翼豐滿的兄長們為了推翻父親的“暴政”大打出手，先后逃離了故鄉，前往大城市莫斯科，父親也因為經營不善躲避債務而一走了之，相對內斂的安東只得過早扛起了家庭的重擔，充當起雜貨店的掌柜，一邊讀書一邊工作，缺乏睡眠，營養不良。安東·巴普洛維奇·契訶夫的童年是“灰色”的，伊萊納·內米洛夫斯基簡潔、溫柔的筆觸為讀者挖掘出了一個少年契訶夫的形象，我們可以直觀地把這位作家日后對俄羅斯底層人物的描寫功力，上溯至為家族雜貨鋪照料生意的階段。

那時是一個怎樣的俄國呢？

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是契訶夫的時代，也是一個迷惘、動蕩的時代，尤其對于俄國而言。一面是沙皇的農奴制，大量仍被土地束縛的農民，不識字率全歐領先，整個社會陷入一種板結、停滯的狀態；另一方面，歐陸諸國的社會思潮、運動、變革如火如荼。這廂是巴黎公社的喊聲震天，新的社會階級呼之欲出，那邊是俄羅斯鄉村的“歲月靜好”，東正教的圣歌猶如頓河的靜靜流淌，上層貴族在彼得堡、莫斯科縱情聲色，農奴們日復一日地勞作，不知生活為何物。

這或許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作家前往薩哈林島的初衷，他開始反思自己“為藝術而藝術”的基本想法，他嘗試用觀察的方式親眼看看飽受國內輿論抨擊的囚犯、監獄制度。“大家都批評俄國的監獄體系，但是誰曾下功夫研究它的缺陷，并給出改善的建議呢？沒有人。”（《契訶夫的一生》）在這種強烈的信念的驅使下，此時已經是著名作家的契訶夫得到了沙皇當局的“全力配合”，雖然途中亦有坎坷，還是順利地抵達了帝國的邊陲，某種意義上當時人類認知的“世界盡頭”。

它是如此荒蕪，完全就是一個大型的流放地，它又是如此壯麗，韃靼海峽吹來的凜冽寒風與堪察加特有的地貌繪就一幅壯麗的美景。這篇游記中的契訶夫和大多數時候作為小說家、劇作家的他相比，有著一種難得的自在，被官方首肯的調查活動使得他可以完全自由地接觸被流放者、看守軍官以及當地的行政長官。他當然會看到一些觸目驚心的場景，“……不知為什么這些馴良的不傷人的狗都是拴著的。飼養豬，豬脖子拴著木枷，連公雞也拴著腿。我問一家的主人：‘為什么你家的狗和公雞都是拴住的？’‘我們薩哈林一切都是拴著鎖鏈。就是這樣的地方么。’他打趣地回答說。”但是很快，他又會蕩開一筆，如同寫實主義畫家般記錄下眼前瑰麗的自然景致，“夜靜悄悄的，滿天星斗。更夫敲著梆子，附近小溪流水淙淙。我長久地佇立著，或是仰望星空，或是凝視房舍。我覺得這真是奇跡，我竟然離家萬里，置身于一個叫做帕列沃的地方，天涯海角，人們對星期幾都已忘卻。其實，何必定要記住，這里星期三還是星期四有何要緊？——反正都一樣。”這些客觀的陳述，和末了作家俏皮的自嘲，不妨礙作家在完成游歷之后，經由長崎、上海、馬尼拉、新加坡、科倫坡……環繞整個亞洲回到莫斯科后，一邊撰寫游記一邊為當局提供監獄改革的忠實意見。

卜鍵在《庫頁島往事》里這樣寫道，“我國唐代出現過一批優秀的邊塞詩人，寫金戈鐵馬、大漠孤煙，也寫血沫與死亡，寫征人的饑寒與思親之苦。南宋大文人陸游、辛棄疾都曾衛戍邊疆，將真切感受融入詩文，降至明清兩朝則難以看到。閱讀晚清史，我們每每對國家的邊界被蠶食鯨吞、大塊領土淪喪流失扼腕痛憤，感慨其來歸之悠遠、割離之匆遽，但應知任何突發的重大事件，都有一個積漸而成的長過程，亦不可僅僅視為當政者的責任。”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契訶夫的此番行紀將一塊想象的邊疆正式納入俄羅斯民族的共同記憶之中，從此薩哈林不再只是一個流放地，而是“祖國的一部分”，作家、藝術家們始終需要保持一種高度的自覺，他們的小說、畫作、音樂以及一切藝術行為，都會經由歷史的選擇，沉淀為民族的記憶。來自鄰居的評價包含血淚與遺憾，也切實地佐證了契訶夫出發前對于“沒有人”的話語，盡管這種隔空回應充滿了歷史的巧合和玩笑。

袁筱一為《契訶夫的一生》作序，她把契訶夫比喻為“月亮”。這個典故來自于契訶夫對于愛情的自況，他曾說醫學是他的夫人，而小說是他的情婦。醫學所代表的科學、理性在他生活的時代，部分去除了宗教帶來的蒙昧與無知，但是當時科學的有限性仍舊難以給出世界完滿的答案，混沌、迷茫仍是時代的主旋律。而小說賦予他克制、冷靜、敏銳無比的觀察力，在他筆下最為顯著的特質便是惟妙惟肖的人物對話，幾番對話就可以在讀者腦內奠定個性鮮明的形象，其次便是俄國鄉村、郊野如詩如畫的自然人文景致。在“夫人”和“情婦”的包圍下，作家自然不需要世俗的婚姻（盡管他后來還是結了婚），他戲稱他需要一個月亮般的情人，因為他希望她不總是出現在自己的地平線上。玩笑似的，契訶夫也被稱為了月亮般的作家，他自覺、自律地旋轉著，周而復始地縈繞在一代代讀者心頭，他不必帶來恒久的光與熱，只需要在人世間投下清澈的光亮，賦予人永恒懷疑一切的力量。